吳章銓
新冠病毒橫掃全世界。敵人雖不見面，但是造成各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巨大動盪，以及疫情後紛亂的調整，不下於一場人類自相殘殺的戰爭。據專家們說，新冠病毒不可能完全消滅，而且還會不停地變異，人類勢必與病毒長期對抗。各國不可能獨善其身而圖自保；各自為戰將是必敗之局。必須團結為全球的抗疫抗戰。
過去半年多，不少國家或省、州獲得相當的抗疫成功，但是有的又爆發外來或本地的病例。這證明：只有全球全面徹底防疫，才有真正的安全。任何地方沒有做到完全勝利，長期維持0例，則所有地方都不能放心地摘下口罩，放鬆保持社交距離，也不能正常開放公共場所。防毒抗戰沒有前線後方，沒有國界，也沒有人界。人類的防疫必須是全球總體戰。
一．中美之間本有走向冷戰的危機，不幸，新冠增加了一個大戰場，但也可能是提供了一個契機，從此開始，攜手促成國際大合作。全球抗戰需要全世界都進行充分的病毒檢測，全面的免疫注射，不能有缺口。還需要在全球進行接觸追踪contact tracing，以便一旦發現疫情，能夠迅速找到病毒傳播的社區和範圍，精準防疫和治疫，不必大範圍封城封市而過度傷害經濟和生活。追踪主要利用手機等電子工具，追查每一個人的行踪和與他接觸者的足跡。全球抗疫需要將各國的追踪系統聯繫起來，相互依存。然而，追踪將使得個人數據完全被信息技術IT公司掌握；各國政府能夠通過公司，掌握本國和外國國民的個人資料。因此，有必要建立管理和監督的國際機制，法規完整而明確，所有數據只能用於防疫，而不允許公司和政府為本身的利益而利用：保護個人隱私，也保護國家安全。因此需要中美放棄冷戰，參加全球的技術合作和政治合作。
二．在技術方面，應加強世界衛生組織的職能、人力、物力、經費，支持全球防疫。世衛組織在消滅天花、小兒麻痺症、麻疹、以及正在努力消滅瘧疾、霍亂、肺結核等傳染病方面，都是國際集體努力，貢獻巨大。尤其若干富國，不但負擔高額的規定攤款，還慷慨提供自願捐款。更有眾多民間組織以大無畏的精神，自願前往多災多難的國家，配合世衛組織，親身參與消滅傳染病的工作。新冠病毒不僅在貧窮國家中傳染，反而是在歐美國家和發展較快的國家（如金磚國家）中，傳染得更厲害。科學家已經警告：第一，新冠病毒隨時可能反攻；第二，SARS（冠狀病毒）的防疫疫苗和治疫藥品對新冠病毒無效；今後對Covid-19的疫苗和藥品，也不一定對未來的covid-XX病毒有效。而與人類接近的各種動物中還有近百萬的不明病毒，什麼時候會傳染給人，是天大的未知數。因此，全世界必須無縫合作，長期抗戰，不能有任何疏忽。
防治新冠病毒的規模，比防治任何其他疫病為大。必須建立世界性的防治制度：人人都免費獲得疫苗和中招後的治療。世界各國的醫護界應該建立全球機制，從研究、實驗、醫護人員、網上與遠程醫護、藥品與設備的製造、儲備，調動等等，全部納入一個運作機制，猶如全球“聯軍”。聯軍在世衛組織下，有“指揮部”和“參謀部”，各國共同參加，輪流分擔各項重要職務。各國和各區域環境條件不同，社會、經濟、衛生條件不同，防疫特色不同，應分設相應的國家機制，有如 “軍區”；各區域或關係密切的國家，可以設立區域性的機制，有如“戰區”，如歐盟戰區。一旦有疫情突發，全世界和各地都有準備，集中必要的力量，就地撲滅病毒敵人；不讓敵人擴大戰果。今天各國都是自行防疫，既昂貴又低效。
人類的科技如此進步，無論在預防、治療、發明新藥各方面，擁有戰勝病毒的優勢。關鍵在於是否明智地合作。這是政治問題。
三．政治合作，有聯合國這個渠道。聯合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對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有巨大的貢獻。聯合國沒有本身的利益，沒有私心，能夠發揮個別國家無法發揮的作用。所有會員國按照一定的規則辦事，公開透明，通常比個別會員國政府的效率高。在維持和平、經濟發展、提升人道主義、防疫治疫，已經有很大的貢獻，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獲得普遍的信任和支持。70多年來，會員國並沒有失去各自的主權，卻以較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安全。為了新冠防疫成功，各國應該大力支持聯合國發揮其全球協調的關鍵作用。
美國在聯合國中曾經是最有領導作用的國家，即使在蘇聯全力挑戰的時期，始終堅持出錢出力，支持聯合國各機構進行經濟、社會發展和人道主義工作，結果，從第三世界到鐵幕後面，美國贏得良好的形象和向心力。這不是武力打出來的。蘇聯專心在軍事上與美國競爭，並不贏得國內外的民心，結果失敗。但是美國近年來卻追求獨大、獨尊，獨自決定的“獨”路線，不重視聯合國的多邊外交功能，甚至退出好幾個聯合國系統的機構，實在是非常不智。中國不習慣議會運作，在聯合國系統內憑藉五強之一的地位而獲得一些職位和權力，卻運用不當，反而遭致負面後果。今後宜用心培養國際人才，學習利人才利己、助人才助己的議會運作方式，在聯合國系統內做出貢獻。新冠抗戰，是聯合國會員國開展全球大合作的契機。
在抗疫戰中，富國應勇於負擔。中國雖然不是富國，但是黨政政府能夠集中掌握國家的資源，世界也期待中國多出錢，多出力。
一般預料，中國和印度人口多而擁擠，衛生條件較差，醫護能力不足，在高速發展中，與動物爭地爭環境的摩擦最多，可能是未來兩個最大的發病國。因此，中國最有必要率先積極促進全球合作，但不宜自吹自擂爭與美國並列為指揮大國，以致與所有大、中、小國家都發生摩擦和衝突。在國際組織和抗疫中，宜多謙虛做事，多付出，少爭利。有容乃大，兼聽為智。是不是抗疫有功，是不是國際領袖，自有公論。
四． 在各國國內，防治新冠，猶如一場戰爭，需要動員全國資源、經濟、社會力量，統一調配。全民不計個人得失，不計代價，不計犧牲,以爭取勝利。這次疫情中至少有84國通過緊急時期法，授權政府干預社會經濟的運作和國民的生活。最能集中全國力量，獲得全國服從的政府，最有勝算。因此，政府的行政權力必然加強，同時必然削弱其他方面的權力和權利。在新冠疫情長期威脅下，國家長期處於某種戰時狀態，政府權力可能不斷膨脹。高度集權的政府是否舉措得當，其得失的影響巨大。因此有必要加以預防，增加對政府權力的制衡力度，有助於新冠抗戰。
美國有三權分立的制度，還有聯邦制度，各州保留相當大的自治權，與聯邦權形成又一種制衡。因此在新冠疫情中，出現許許多多的各自為政現象。特朗普聲稱自己是戰時總統，但是並沒有發揮戰時總統的統籌作用。結果美國的疫情最複雜，病例最多，死亡人數最多，疫情起伏也最多。按照憲法，簽訂國際條約，參加國際組織，需要國會通過，但是特朗普在疫情緊張時，個人宣布退出世衛組織，參眾兩院卻毫無聲音。可見其制衡機制仍有不足。
中國的各種權力都集中在黨，沒有制衡。在防治新冠中，令行禁止，全國一刀切地執行，非常有效。但是國民不必要地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在中國兩千年的帝國制度中，皇權無限，但仍有兩種制衡：一是傳統儒家文化：政府運作基本遵守儒家的治國理念；二是各朝都設有御史官，可以直接向皇帝諍言抗爭，皇帝不得治罪。御史官在各朝都發揮著一定的作用。這是中國政治文化中的優點。孫中山先生為民國設想五權憲法制度，就有“監察院”為五院之一。制衡的意義並不是反對行政大權，而是避免行政權力逾限過當，期望維持行政管理的穩定。古代皇帝設立御史制度的目的也是為維護皇權。因此，大陸不妨設立一個獨立的監察院，對上自國家主席下至各級政府工作的失職與違法行為，進行監察。
在西方國家，監察權通常是由立法機構行使。但是，立法機關時常陷於黨爭而失職。這次爆發新冠疫情，各國議會都沒有提醒行政機關病毒之來臨，也沒有為預防或治療立法。這些失職無人追究。因此，一種能獨立行使監察權的制度，也應是有益的。
五．在各國新冠疫情中， 從德國總理到美國亞特蘭大市長，婦女領袖處理防疫治疫的成績明顯突出。婦女特別重視家庭、子女、教育、健康與疾病照顧等等，在任何文化中都相同。試想：“假如”2016年是希拉里當選，美國新冠病情的防、治可能會有怎樣的不同？民主黨下一屆總統候選人大勢已定，副總統的人選則決定將是一位女性。如果民主黨勝選，由於拜登年齡較高，這位女副總統的權力一定比過去任何副總統的權力都大，所以國內外對她的“期待” 特別高。不僅影響美國的政治，也必然影響各國的政治，和提高婦女地位。在中國，工作婦女佔勞動力的比例很高，但是整體是居於低位；在政界沒有一個高級職位。人大代表的婦女代表名下註着“女” 字，和少數民族代表名下的“某族”一樣，都是表示其不平等的地位。多選出婦女政治人物，可能是防疫治疫的良方之一。
人類是萬物之靈，相信今後必能明智地合作，研發疫苗藥品，創制必要的全球合作制度，以及在各國內進行必要的改革。衷心期望出現胸懷坦蕩的世界級政治家，促成人類的合作與勝利，共享健康幸福的生活。
吳章銓，聯合國退休人員，是最早注意釣魚台群島問題的老保釣成員之一。
新冠病毒橫掃全世界。敵人雖不見面，但是造成各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巨大動盪，以及疫情後紛亂的調整，不下於一場人類自相殘殺的戰爭。據專家們說，新冠病毒不可能完全消滅，而且還會不停地變異，人類勢必與病毒長期對抗。各國不可能獨善其身而圖自保；各自為戰將是必敗之局。必須團結為全球的抗疫抗戰。
過去半年多，不少國家或省、州獲得相當的抗疫成功，但是有的又爆發外來或本地的病例。這證明：只有全球全面徹底防疫，才有真正的安全。任何地方沒有做到完全勝利，長期維持0例，則所有地方都不能放心地摘下口罩，放鬆保持社交距離，也不能正常開放公共場所。防毒抗戰沒有前線後方，沒有國界，也沒有人界。人類的防疫必須是全球總體戰。
一．中美之間本有走向冷戰的危機，不幸，新冠增加了一個大戰場，但也可能是提供了一個契機，從此開始，攜手促成國際大合作。全球抗戰需要全世界都進行充分的病毒檢測，全面的免疫注射，不能有缺口。還需要在全球進行接觸追踪contact tracing，以便一旦發現疫情，能夠迅速找到病毒傳播的社區和範圍，精準防疫和治疫，不必大範圍封城封市而過度傷害經濟和生活。追踪主要利用手機等電子工具，追查每一個人的行踪和與他接觸者的足跡。全球抗疫需要將各國的追踪系統聯繫起來，相互依存。然而，追踪將使得個人數據完全被信息技術IT公司掌握；各國政府能夠通過公司，掌握本國和外國國民的個人資料。因此，有必要建立管理和監督的國際機制，法規完整而明確，所有數據只能用於防疫，而不允許公司和政府為本身的利益而利用：保護個人隱私，也保護國家安全。因此需要中美放棄冷戰，參加全球的技術合作和政治合作。
二．在技術方面，應加強世界衛生組織的職能、人力、物力、經費，支持全球防疫。世衛組織在消滅天花、小兒麻痺症、麻疹、以及正在努力消滅瘧疾、霍亂、肺結核等傳染病方面，都是國際集體努力，貢獻巨大。尤其若干富國，不但負擔高額的規定攤款，還慷慨提供自願捐款。更有眾多民間組織以大無畏的精神，自願前往多災多難的國家，配合世衛組織，親身參與消滅傳染病的工作。新冠病毒不僅在貧窮國家中傳染，反而是在歐美國家和發展較快的國家（如金磚國家）中，傳染得更厲害。科學家已經警告：第一，新冠病毒隨時可能反攻；第二，SARS（冠狀病毒）的防疫疫苗和治疫藥品對新冠病毒無效；今後對Covid-19的疫苗和藥品，也不一定對未來的covid-XX病毒有效。而與人類接近的各種動物中還有近百萬的不明病毒，什麼時候會傳染給人，是天大的未知數。因此，全世界必須無縫合作，長期抗戰，不能有任何疏忽。
防治新冠病毒的規模，比防治任何其他疫病為大。必須建立世界性的防治制度：人人都免費獲得疫苗和中招後的治療。世界各國的醫護界應該建立全球機制，從研究、實驗、醫護人員、網上與遠程醫護、藥品與設備的製造、儲備，調動等等，全部納入一個運作機制，猶如全球“聯軍”。聯軍在世衛組織下，有“指揮部”和“參謀部”，各國共同參加，輪流分擔各項重要職務。各國和各區域環境條件不同，社會、經濟、衛生條件不同，防疫特色不同，應分設相應的國家機制，有如 “軍區”；各區域或關係密切的國家，可以設立區域性的機制，有如“戰區”，如歐盟戰區。一旦有疫情突發，全世界和各地都有準備，集中必要的力量，就地撲滅病毒敵人；不讓敵人擴大戰果。今天各國都是自行防疫，既昂貴又低效。
人類的科技如此進步，無論在預防、治療、發明新藥各方面，擁有戰勝病毒的優勢。關鍵在於是否明智地合作。這是政治問題。
三．政治合作，有聯合國這個渠道。聯合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對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有巨大的貢獻。聯合國沒有本身的利益，沒有私心，能夠發揮個別國家無法發揮的作用。所有會員國按照一定的規則辦事，公開透明，通常比個別會員國政府的效率高。在維持和平、經濟發展、提升人道主義、防疫治疫，已經有很大的貢獻，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獲得普遍的信任和支持。70多年來，會員國並沒有失去各自的主權，卻以較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安全。為了新冠防疫成功，各國應該大力支持聯合國發揮其全球協調的關鍵作用。
美國在聯合國中曾經是最有領導作用的國家，即使在蘇聯全力挑戰的時期，始終堅持出錢出力，支持聯合國各機構進行經濟、社會發展和人道主義工作，結果，從第三世界到鐵幕後面，美國贏得良好的形象和向心力。這不是武力打出來的。蘇聯專心在軍事上與美國競爭，並不贏得國內外的民心，結果失敗。但是美國近年來卻追求獨大、獨尊，獨自決定的“獨”路線，不重視聯合國的多邊外交功能，甚至退出好幾個聯合國系統的機構，實在是非常不智。中國不習慣議會運作，在聯合國系統內憑藉五強之一的地位而獲得一些職位和權力，卻運用不當，反而遭致負面後果。今後宜用心培養國際人才，學習利人才利己、助人才助己的議會運作方式，在聯合國系統內做出貢獻。新冠抗戰，是聯合國會員國開展全球大合作的契機。
在抗疫戰中，富國應勇於負擔。中國雖然不是富國，但是黨政政府能夠集中掌握國家的資源，世界也期待中國多出錢，多出力。
一般預料，中國和印度人口多而擁擠，衛生條件較差，醫護能力不足，在高速發展中，與動物爭地爭環境的摩擦最多，可能是未來兩個最大的發病國。因此，中國最有必要率先積極促進全球合作，但不宜自吹自擂爭與美國並列為指揮大國，以致與所有大、中、小國家都發生摩擦和衝突。在國際組織和抗疫中，宜多謙虛做事，多付出，少爭利。有容乃大，兼聽為智。是不是抗疫有功，是不是國際領袖，自有公論。
四． 在各國國內，防治新冠，猶如一場戰爭，需要動員全國資源、經濟、社會力量，統一調配。全民不計個人得失，不計代價，不計犧牲,以爭取勝利。這次疫情中至少有84國通過緊急時期法，授權政府干預社會經濟的運作和國民的生活。最能集中全國力量，獲得全國服從的政府，最有勝算。因此，政府的行政權力必然加強，同時必然削弱其他方面的權力和權利。在新冠疫情長期威脅下，國家長期處於某種戰時狀態，政府權力可能不斷膨脹。高度集權的政府是否舉措得當，其得失的影響巨大。因此有必要加以預防，增加對政府權力的制衡力度，有助於新冠抗戰。
美國有三權分立的制度，還有聯邦制度，各州保留相當大的自治權，與聯邦權形成又一種制衡。因此在新冠疫情中，出現許許多多的各自為政現象。特朗普聲稱自己是戰時總統，但是並沒有發揮戰時總統的統籌作用。結果美國的疫情最複雜，病例最多，死亡人數最多，疫情起伏也最多。按照憲法，簽訂國際條約，參加國際組織，需要國會通過，但是特朗普在疫情緊張時，個人宣布退出世衛組織，參眾兩院卻毫無聲音。可見其制衡機制仍有不足。
中國的各種權力都集中在黨，沒有制衡。在防治新冠中，令行禁止，全國一刀切地執行，非常有效。但是國民不必要地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在中國兩千年的帝國制度中，皇權無限，但仍有兩種制衡：一是傳統儒家文化：政府運作基本遵守儒家的治國理念；二是各朝都設有御史官，可以直接向皇帝諍言抗爭，皇帝不得治罪。御史官在各朝都發揮著一定的作用。這是中國政治文化中的優點。孫中山先生為民國設想五權憲法制度，就有“監察院”為五院之一。制衡的意義並不是反對行政大權，而是避免行政權力逾限過當，期望維持行政管理的穩定。古代皇帝設立御史制度的目的也是為維護皇權。因此，大陸不妨設立一個獨立的監察院，對上自國家主席下至各級政府工作的失職與違法行為，進行監察。
在西方國家，監察權通常是由立法機構行使。但是，立法機關時常陷於黨爭而失職。這次爆發新冠疫情，各國議會都沒有提醒行政機關病毒之來臨，也沒有為預防或治療立法。這些失職無人追究。因此，一種能獨立行使監察權的制度，也應是有益的。
五．在各國新冠疫情中， 從德國總理到美國亞特蘭大市長，婦女領袖處理防疫治疫的成績明顯突出。婦女特別重視家庭、子女、教育、健康與疾病照顧等等，在任何文化中都相同。試想：“假如”2016年是希拉里當選，美國新冠病情的防、治可能會有怎樣的不同？民主黨下一屆總統候選人大勢已定，副總統的人選則決定將是一位女性。如果民主黨勝選，由於拜登年齡較高，這位女副總統的權力一定比過去任何副總統的權力都大，所以國內外對她的“期待” 特別高。不僅影響美國的政治，也必然影響各國的政治，和提高婦女地位。在中國，工作婦女佔勞動力的比例很高，但是整體是居於低位；在政界沒有一個高級職位。人大代表的婦女代表名下註着“女” 字，和少數民族代表名下的“某族”一樣，都是表示其不平等的地位。多選出婦女政治人物，可能是防疫治疫的良方之一。
人類是萬物之靈，相信今後必能明智地合作，研發疫苗藥品，創制必要的全球合作制度，以及在各國內進行必要的改革。衷心期望出現胸懷坦蕩的世界級政治家，促成人類的合作與勝利，共享健康幸福的生活。
吳章銓，聯合國退休人員，是最早注意釣魚台群島問題的老保釣成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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