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傳珩
2015-4-22日，大陸媒體紛紛報道，向天安門城樓毛澤東像投擲墨水瓶的男子被判有期徒刑14個月，再次引發國內左右輿論對立。
公眾輿論的嚴重分裂
最近，央視主持人畢福劍反毛澤東及惡搞“紅色經典”樣板戲事件，又聚焦起不少海內外左右輿論紛爭。畢福劍因父親曾經是被毛澤東迫害的右派，私底下有許多體制內官員、名人都有的對共黨神話領袖與軍隊“大不敬”的“右二代”情結。大陸“毛左”與“紅後代”，對畢福劍此次借樣板戲反毛惱羞成怒，如同他們當年對茅于軾否毛要集體起訴一樣口誅筆伐，意欲投井下石。但更多傾向非毛網民，卻力挺畢福劍，千夫所指告密者。這種全民捲入情緒、觀念、立場對立的現象，深刻地體現了當今中國公眾輿論的嚴重分裂，透視出這一社會現象的背後，是中國體制內外一直存在著“紅後代”與“右後代”分野為引擎的陣營對決。
“紅後代”與“右後代”
所謂“紅後代”，是指中共建政前“老革命”的子女。“紅後代”大都屬於“左後代”。經歷過文革的人們可以發現，這些“紅後代”，往往與當年叫囂“老子英雄兒好漢”的部分“紅五類”與文革“三種人”合流，如今又帶動了不少社會上的“毛左”、“憤青”、“五毛黨”等，可謂“左”流滾滾，其社會基礎不可小覷。
當今中共當權派主流多是“紅二代”，大都以“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自居，迷信“東方紅、太陽升”。“紅二代”們以“父輩的江山”“人民賦予我們的權利”為藉口推行封建時代的“家天下”，“盜合法之名，漁天下之利”，誰否定毛澤東，就如同挖了他們的祖墳。在他們看來，毛澤東帶領其父輩暴力革命贏得並傳承的政權，是兌現他們為“階級鬥爭”投資的紅利，而權力尋租腐敗，則是他們為“共產革命”付出代價的利息。
中共建制後一黨專政，拒絕還權於民的現實，曾孕育出了“五七”一代的儲安平們，抨擊“黨天下”，並由此成為了毛澤東大搞反右“陽謀”的靶子。在全國打了55萬多個右派分子及大批“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國右派陣線由此而生。
如今的右派分子，離去的不少，但右二、右三代如雨後春筍，在大批產生和繁殖。所謂“右後代”，就是指當年右派的子女加文革“黑五類”。從右派子女、文革“黑五類”到民主牆、反自由化、直至“六四”，中共歷次政治運動血腥鎮壓的“敵對勢力”（自由化力量）及其災難所波及的所有家庭與公民總數，構成“泛右後”陣線，已經遠遠超過了“紅後”。
“五七精神、薪盡火傳”
近些年來，雖然“紅後代”動作頻繁，媒體鼓噪。什麼“紅二代座談會”“紅二代老區訪問團”“將軍後代合唱團”“多名領袖後代前往弔唁”等等，花樣繁多。當今中國每一個撕裂社會共識的公共事件，都有以他們為主體製造、帶動的極左言論氛圍。
與此同時，最近幾年“右後代”更是亦步亦趨，也在不斷發聲與集結。2012-6-10日，“五七精神、薪盡火傳──紀念反右運動5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香港召開。衝破禁錮的一些右一代、右二代、甚至右三代都到了。他們從世界各地，五湖四海，匯聚一起。目的就是繼承與發展拒絕“黨天下”，呼喚“公民社會”的到來。在紀念右派50周年時，全國上下，黨內外一致呼籲要求中共當局負起歷史責任，反省毛澤東禍國殃民的反右“陽謀”。特別是全國各地被錯劃的右派及其家屬們，紛紛聯名上書，要求中共領導人公開向所有受到中共違法迫害的民眾道歉並予以賠償。自2005-11月《議報》發表了山東大學李昌玉等幾個右派當事人為主發起的《要求平反右派大冤案，補償物質和精神損失──致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聯名信後，至今簽名者歷年暴增。如今，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廣州、濟南、瀋陽、武漢等地，都有右派及其後人的自發組織發起聯署簽名活動，上書中央。那些當年被錯劃成右派的知識界，社會政界，學術、文化、新聞界人士及其家屬們紛紛加入其中。據統計“右派上書”已有三千多份，匯成了極為壯觀的右派上書浪潮。甚至有錢偉長、丁石孫、吳階平、孫起孟、董寅初等高層知名人士也都上書，要求對被錯劃的右派分子作出必要的政治上、物質上的補償。
中共領袖從不道歉
反右派運動冤枉、毀滅了那麼多的知識分子與家庭，導致不少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甚至含冤自殺，死不瞑目。這是一種典型的國家犯罪。然而，中共中央辦公廳下發《關於1957年反右運動問題的若干意見》文件，堅決拒絕道歉與賠償，導致國內外輿論一片撻伐之聲。大陸彼岸的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可以負起歷史責任，反省國民黨鎮壓異己的歷史罪過，向人民三鞠躬；德國領導人已多次為二戰責任向世界道歉；前蘇共也為其歷史錯誤在國內國外道過歉。但中共領袖鄧小平是當年打右派的急先鋒，卻只承認“擴大化”，從不道歉，當然他指定的接班人江澤民、胡錦濤也都不道歉。習近平上台後，更以“紅二代”首領自居。去年7-11日下午，習近平特意到西柏坡拜毛，稱紅色政權“接力棒”已在自己手上，發出“我們的黨永遠不變質，我們的紅色江山永遠不變色”的著名“兩不變”宣言。由此可見，紅二代首領習近平更不會就反右運動道歉。
“黨天下”與“公民社會”對決
如今，正是“紅後”當家的時代。“紅後”們因把持權力而貌似強勢，一意孤行地大肆鎮壓中國大陸民間所有不服從一黨領導的個人與團體、組織，“公民社會”已成為習近平主導中共九號文“七不講”禁絕的話題。日前，北京借對泄露“七不講”的名記者高瑜重判，再次向社會傳達“黨天下”鎮壓“公民社會”的最強音，體現著中共最高層的“新反右”鬥爭意識與“刀把子”鎮壓思維。
然而，歷史從來都不是當權者可以單方面書寫的。目前，紅、右兩陣，雖不能整齊排隊：紅營並非都是毛左，右營也並非都非毛，但其主流傾向基本是涇渭分明的。如今不少當年的“紅五類”都已分化、蛻變到“黑五類”陣營，甚至連中共的兩個下台總書記，都一個傾向“自由化”，一個反對鎮壓。雖歷來被當權者打壓，但遠比“紅後”更具有社會基礎，且遠超過“紅後”的泛“右後”力量，一旦從局部的“自在”，走向全局到“自覺”，吹響“自由化”的聯合陣線集結號，那將是一個翻江倒海的公民社會到來時代。從這一意義上理解，觀察未來中國發展的新視角，就是這種“紅後”與“右後”，圍繞保“黨天下”與爭“公民社會”的對決。而畢福劍視頻事件反映出的泛“右後”集體心聲，正是為此打開的一個觀察窗口。
公眾輿論的嚴重分裂
最近，央視主持人畢福劍反毛澤東及惡搞“紅色經典”樣板戲事件，又聚焦起不少海內外左右輿論紛爭。畢福劍因父親曾經是被毛澤東迫害的右派，私底下有許多體制內官員、名人都有的對共黨神話領袖與軍隊“大不敬”的“右二代”情結。大陸“毛左”與“紅後代”，對畢福劍此次借樣板戲反毛惱羞成怒，如同他們當年對茅于軾否毛要集體起訴一樣口誅筆伐，意欲投井下石。但更多傾向非毛網民，卻力挺畢福劍，千夫所指告密者。這種全民捲入情緒、觀念、立場對立的現象，深刻地體現了當今中國公眾輿論的嚴重分裂，透視出這一社會現象的背後，是中國體制內外一直存在著“紅後代”與“右後代”分野為引擎的陣營對決。
“紅後代”與“右後代”
所謂“紅後代”，是指中共建政前“老革命”的子女。“紅後代”大都屬於“左後代”。經歷過文革的人們可以發現，這些“紅後代”，往往與當年叫囂“老子英雄兒好漢”的部分“紅五類”與文革“三種人”合流，如今又帶動了不少社會上的“毛左”、“憤青”、“五毛黨”等，可謂“左”流滾滾，其社會基礎不可小覷。
當今中共當權派主流多是“紅二代”，大都以“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自居，迷信“東方紅、太陽升”。“紅二代”們以“父輩的江山”“人民賦予我們的權利”為藉口推行封建時代的“家天下”，“盜合法之名，漁天下之利”，誰否定毛澤東，就如同挖了他們的祖墳。在他們看來，毛澤東帶領其父輩暴力革命贏得並傳承的政權，是兌現他們為“階級鬥爭”投資的紅利，而權力尋租腐敗，則是他們為“共產革命”付出代價的利息。
中共建制後一黨專政，拒絕還權於民的現實，曾孕育出了“五七”一代的儲安平們，抨擊“黨天下”，並由此成為了毛澤東大搞反右“陽謀”的靶子。在全國打了55萬多個右派分子及大批“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國右派陣線由此而生。
如今的右派分子，離去的不少，但右二、右三代如雨後春筍，在大批產生和繁殖。所謂“右後代”，就是指當年右派的子女加文革“黑五類”。從右派子女、文革“黑五類”到民主牆、反自由化、直至“六四”，中共歷次政治運動血腥鎮壓的“敵對勢力”（自由化力量）及其災難所波及的所有家庭與公民總數，構成“泛右後”陣線，已經遠遠超過了“紅後”。
“五七精神、薪盡火傳”
近些年來，雖然“紅後代”動作頻繁，媒體鼓噪。什麼“紅二代座談會”“紅二代老區訪問團”“將軍後代合唱團”“多名領袖後代前往弔唁”等等，花樣繁多。當今中國每一個撕裂社會共識的公共事件，都有以他們為主體製造、帶動的極左言論氛圍。
與此同時，最近幾年“右後代”更是亦步亦趨，也在不斷發聲與集結。2012-6-10日，“五七精神、薪盡火傳──紀念反右運動5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香港召開。衝破禁錮的一些右一代、右二代、甚至右三代都到了。他們從世界各地，五湖四海，匯聚一起。目的就是繼承與發展拒絕“黨天下”，呼喚“公民社會”的到來。在紀念右派50周年時，全國上下，黨內外一致呼籲要求中共當局負起歷史責任，反省毛澤東禍國殃民的反右“陽謀”。特別是全國各地被錯劃的右派及其家屬們，紛紛聯名上書，要求中共領導人公開向所有受到中共違法迫害的民眾道歉並予以賠償。自2005-11月《議報》發表了山東大學李昌玉等幾個右派當事人為主發起的《要求平反右派大冤案，補償物質和精神損失──致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聯名信後，至今簽名者歷年暴增。如今，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廣州、濟南、瀋陽、武漢等地，都有右派及其後人的自發組織發起聯署簽名活動，上書中央。那些當年被錯劃成右派的知識界，社會政界，學術、文化、新聞界人士及其家屬們紛紛加入其中。據統計“右派上書”已有三千多份，匯成了極為壯觀的右派上書浪潮。甚至有錢偉長、丁石孫、吳階平、孫起孟、董寅初等高層知名人士也都上書，要求對被錯劃的右派分子作出必要的政治上、物質上的補償。
中共領袖從不道歉
反右派運動冤枉、毀滅了那麼多的知識分子與家庭，導致不少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甚至含冤自殺，死不瞑目。這是一種典型的國家犯罪。然而，中共中央辦公廳下發《關於1957年反右運動問題的若干意見》文件，堅決拒絕道歉與賠償，導致國內外輿論一片撻伐之聲。大陸彼岸的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可以負起歷史責任，反省國民黨鎮壓異己的歷史罪過，向人民三鞠躬；德國領導人已多次為二戰責任向世界道歉；前蘇共也為其歷史錯誤在國內國外道過歉。但中共領袖鄧小平是當年打右派的急先鋒，卻只承認“擴大化”，從不道歉，當然他指定的接班人江澤民、胡錦濤也都不道歉。習近平上台後，更以“紅二代”首領自居。去年7-11日下午，習近平特意到西柏坡拜毛，稱紅色政權“接力棒”已在自己手上，發出“我們的黨永遠不變質，我們的紅色江山永遠不變色”的著名“兩不變”宣言。由此可見，紅二代首領習近平更不會就反右運動道歉。
“黨天下”與“公民社會”對決
如今，正是“紅後”當家的時代。“紅後”們因把持權力而貌似強勢，一意孤行地大肆鎮壓中國大陸民間所有不服從一黨領導的個人與團體、組織，“公民社會”已成為習近平主導中共九號文“七不講”禁絕的話題。日前，北京借對泄露“七不講”的名記者高瑜重判，再次向社會傳達“黨天下”鎮壓“公民社會”的最強音，體現著中共最高層的“新反右”鬥爭意識與“刀把子”鎮壓思維。
然而，歷史從來都不是當權者可以單方面書寫的。目前，紅、右兩陣，雖不能整齊排隊：紅營並非都是毛左，右營也並非都非毛，但其主流傾向基本是涇渭分明的。如今不少當年的“紅五類”都已分化、蛻變到“黑五類”陣營，甚至連中共的兩個下台總書記，都一個傾向“自由化”，一個反對鎮壓。雖歷來被當權者打壓，但遠比“紅後”更具有社會基礎，且遠超過“紅後”的泛“右後”力量，一旦從局部的“自在”，走向全局到“自覺”，吹響“自由化”的聯合陣線集結號，那將是一個翻江倒海的公民社會到來時代。從這一意義上理解，觀察未來中國發展的新視角，就是這種“紅後”與“右後”，圍繞保“黨天下”與爭“公民社會”的對決。而畢福劍視頻事件反映出的泛“右後”集體心聲，正是為此打開的一個觀察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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