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章銓
新冠疫情迅速擴大到全世界，病毒不斷變異，全球疫情居高不下。其對世界各國的社會、經濟、政治到日常生活各方面的影響，既深且遠。在因應疫情的過程中，各國暴露出深藏的制度性缺點。怎樣使制度更完善，因應未來的各種挑戰與危機，值得深思。
美國在面臨新冠病毒的衝擊中，政府和人民都因應遲緩，至今無從追究責任。2019年12月下旬中國向世界衛生組織報告發現新冠病毒，2020年1月23日開始在武漢和湖北省採取嚴厲的封城封市措施，迅速推廣到全國性的封鎖。1月30日衛生組織向全世界通告新冠病毒是“國際應關注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這些美國全都知道，但是卻毫未在意。衛生機構和醫學界沒有注意，白宮沒有注意，政府各機構都沒有注意。參眾兩院都沒有注意；輿論界沒有注意；活躍的民間非政府組織也沒有注意。看到新聞的人卻隔岸觀火，覺得與己無關，沒有呼籲採取防範措施。疫情擴大後，對防疫工作也爭執不休，政府中的黨爭因新冠而更趨極端；民眾以各種各樣理由拒絕打防疫針，拒絕戴口罩，拒絕暫停群聚活動。宗教信仰與公民責任衝突，陷入不解的死結。美國竟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疫情國，病例和死亡人數世界第一。沒有一個客觀、公正、受到全國國民信任的機構發聲，調查事實，調解各種不同的意見，提出客觀、公正而權威的意見。
中國（大陸）以中央集權的權威，因應疫情是以一刀切的封關辦法，不計代價地強力堵截病毒的傳播。短時期非常有效，但是忽視人民所受痛苦和付出的代價。中國的醫療制度是：城市居民去醫院看病要分等級，不是人人得到應有的治療。農民和外地來的打工人在城市都沒有醫療權利。新聞報導，武漢因為病人多，病床不足，有的居民病人被醫院拒收，死在家中，不列入統計。農民工和其他打工人情況更不得而知。
武漢疫情初期有500萬人出城。其中出國的6萬，帶病的人很多，病毒迅速傳到許多國家，以至很多國家指責中國。500萬人中，約100萬是學生，400萬是打工的，大多數是農民工。他們都是集體生活和上課、工作、打工，容易感染。但他們無法求醫，他們之中的傳染情況無人知曉。他們乘擁擠的交通工具輾轉回家，到底有多少人感染，沒有信息報導。鄉下的封村很嚴厲；很可能是有實際傳染的情況。中小城市醫療條件不足，鄉村更差。那些病人怎樣治療或沒有治療，至今沒有人追究實情。疫情過後，也沒有人呼籲對疫情中遭受的失業、倒閉、或各種損失而給予補償。
美國三權分立，監督政府的責任屬於立法權的議會，但對議會自身和對社會都沒有監察和提出糾正的機制。議會內的兩黨往往陷於劇烈的不顧事實，不顧國家和國民利益的死鬥，不能處理問題。
中國不如民主國家的吵吵鬧鬧，能夠令行禁止地辦事。但卻有忽略人民的損失與痛苦的問題。更因为缺乏自我監督、自我糾正的機制，任何問題無法及早提出來公開討論和改善，直到非常嚴重才重施一刀切手段嚴整，卻衍生新的问题。歷史上，集權國家的確是效率高，能夠在短期內突出地建設國家，擴張國力。最近的如納粹德國（右傾的國家社會主義），如共產蘇聯（左傾的社會主義），都能控制民意，歡呼稱霸。但只是短期的輝煌，最後鑄成大錯。
孫中山先生熟悉中、美的歷史和制度，明智地認識到兩者的缺點。他欣賞美國的三權分立制度，但也知道中國傳統帝制中有御史約束帝權和官僚權力的優點。雖然強勢的皇帝和無道的君王不把御史當一回事，但在「正常」情況下，君臣們不得不顧忌御史們的諫言和參劾。歷史上所有各文明的偉大帝國都消失於塵埃。唯有中華文明雖經大起大落，基本屹立不墜，源遠流長。固然客觀因素甚多，但是御史之有助於維繫皇權的運作不失理性，也是一個重要原因。中山先生預測，中國的政治文化會有行政部門集權的趨勢。於是他融合中美制度，興起監察制度的想法。1921年提出建立監察權的主張；加上考試權，成為五權憲法學說。
恰在同年，美國國會設立了獨立運作的政府職責監察署（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簡稱 GAO），負責基於事實的無黨派監督，是美國聯邦政府最高的審計和監督機構。署長（Comptroller General） 由總統提名，參議院同意而任命。可見美國議會也認識有必要提升獨立的監察權。但GAO監督行政機關，不監察議會自己。議會內黨爭激烈，多數黨濫用其多數，反對黨則凡事必反。議會與總統府對峙，難解難分。
按照孫中山遺教，中華民國憲法規定監察院為五院之一，負責行使彈劾權、糾舉權、監察權（調查權）、監試權及審計權。但是其效果顯然不如理想。理由之一是：監察委員都是執政黨黨員，不能充分履行監察執政黨的職責。
中華人民共和國很早也在國務院內設有監察機構，位置不高。經過多次機構改革和名稱改變，並幾次併入共產黨的紀委，成為黨的工具，失去監察黨政的功能。2018年又修改憲法，將監察權從國務院剝離，轉而在人大內設“國家監察委員會”，獨立行使監察權。但仍是有名無實，不久再被併入黨的紀委。
綜觀中、美所顯現的弊端，設立一個獨立而位高權重的監察機關，應是迫切的需要。真正有力而公正的監察機構，須要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1. 在美國，監察委員必須是民選產生，擁有現代意義的不可動搖的授權mandate，與總統、議會的地位平等。監察將與立法、行政、司法並立，成為“四權分立”制度。中國（大陸）沒有選舉制度，按照現行辦法，由黨政提名，全國人大（代表也是黨所派）通過而產生監察委員。中美都需要修改憲法（美國是增加修正案），將四權鼎立定為國家制度。中國的監察院應擁有憲法規定的監察權，取代政協。政協只是對共產黨提建議的機構，沒有實權。憲法中根本沒有政協這個機構。
2. 鑒於美國的黨爭是其政治上許多死結的根本原因，中國的一黨專政也是許多錯誤的根本原因，因此，新的監察制度有必要規定：所有的監察委員，必須在宣誓就職之前，先宣誓脫離一切政黨，以獨立身份執行職務。在美國就是脫離民主黨、共和黨、或其他政黨。在中國則是脫離共產黨等。所有聯邦、中央和地方各級監察機構內的工作人員都必須宣誓脫離任何政黨，超然於政黨之上。
3. 監察委員的候選人，必須符合一定的客觀的高標準資格條件，包括德行的標準：德行有缺的人不得參選。每一個社會都有其理想，這種理想即使往往被有權的公、私各方扭曲，仍然存在。監察機構應該代表一種道德高度，發揮正能量。不是有本事籌錢的或在黨內地位高的便可勝任。
4.為保持監察委員的超然地位，監察委員的任期必須較長，以便不受幾年一次的政黨選舉或黨政換屆的影響。避免經常競選（如美國）和被當政的領導人提名（如中國）的弊端。任期長能建立威望，並超然於短期間的政治風雲之上。美國GAO署長任期是15年，可供參考。美國的大法官是終身制，所以威望特別高。監察機構主要是提出建言和彈劾，應該有言論自由和獨立調查權，不受其他三權的干涉。他們代表人民，也代表國家和民族的理想。他們沒有執行權，但有崇高的影響力。
5. 中國古代的御史完全是針對皇帝和朝廷官員的；美國議會監察權的對象也是行政機關。老百姓沒有權，沒有做壞事的能力，不必監督。但現代的政治思想是：政權屬於人民，人民是主人，人民擁有最後的政治權力：有決定國家方向的選舉權。各種民間企業和民間組織以及互聯網，各為本身利益而影響政府和社會。因此現代的“人民”也可能犯大錯，禍及國家民族。希特勒就是人民選出來的，可為殷鑑。擁有主權的“人民”或“選民”需要一種“御史”給他們進諫。新的監察機構應該有對人民的監察功能。以免人民陷入自我傷害的行為而不自知。
社會往往有根深蒂固的一些老毛病，有待某種監察機制來提醒注意和糾正。還有一些新潮流，形成不良風氣，亟待注意。例如：社會上擁有權、錢的勢力擁有過大的影響力，為私利而操縱民意，影響政府。社交媒體氾濫，傳播假新聞和操縱炒作民意，鼓動社會分裂。青少年普遍有手機上癮問題，戕害他們的身心健康。垃圾食品泛濫，傷害國民的健康與生命，每年因此生病或死亡的人數驚人。在新冠疫情中，發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是有宿疾的人，而主要的宿疾往往是飲食造成。但從來沒有人追究責任問題。有些科學調查或民意調查，往往後面各有利益集團支持，各說各話，公眾也各憑主觀而選邊站。在新冠疫情中，關於打或不打預防針，意見紛紜。疾病防控中心CDC被視為偏向民主黨。其他例子不勝枚舉。
在中國，由於大批農民工的家庭遭受分裂，學生、青少年身心發展受害的情況，特別嚴重；社會普遍有貶低和蔑視農民的習氣；菸酒之害是全球第一，致病率也是全球第一；996 工作製造出“中國速度”，卻逼使幾億人損失正常生活，身心健康受損；過份的拜金主義形成貪污腐化的政風和社會上的低俗文化；社交媒體內容貧乏，公民文化的素質偏低；社會經濟各方面極度不公平，等等，都顯示需要有不受政治影響的、公正的、關心公民的監察機制，做出獨立調查和提出糾正意見。
未來的監察機關，怎樣對主權者的“人民”監察和約束，是須要鄭重研究的新議題。完整的監察權必須兼顧監察政府、政黨和人民。
結論。中美都需要建立公正而有權威的監察機構。兩國的制度不同，監察委員的產生方式不同，監察的對象和職能也必然不同。但都必須能發揮獨立的超然的監察職能。古今中外從來沒有完全完美的制度。中、美是當今兩種不同制度的代表，也都不完美，需要在各自制度中增加一個監察機構來監察和平衡現在的權力結構。鑑於兩國都自詡偉大，自以為是，任何基本改革都很困難。但是人類總是在不斷進步，改革的空間總是存在。也許監察院的制度不完全是夢想吧！
吳章銓，聯合國退休人員，是最早注意釣魚台群島問題的老保釣成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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