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芷生
帶著興奮的心情，於國慶前夕與部分“老保釣”一同受邀來到了北京。兩年前爲著參加大陸“臺灣同學會”年度研討會曾剛來過北京。發現北京這幾年確實變得越來越漂亮了。記得第一次來到北京是１９７３年四月份。當時是抱著一份對社會主義嚮往，有若“朝聖”般的心情前來北京的。我們被安排住進了位於長安街的華僑飯店。這可能是當時北京數一，數二的高檔酒店了。但與今日北京的高檔酒店相較，就顯得太簡陋了。連抽水馬桶的水箱都関不緊，連夜水漏不停。大陸物質建設的狀況遜於臺灣，這在我們到達廣州時就已然發現了。心想到達北京後景觀就會改變了。但沒想到來到北京後依然令人失望。加上滿街的行人幾乎都清一色穿著藍色的服裝，連婦女也不例外，就更加添了蕭條落後的印象。
我在來大陸前，曾不止一次對人講述，”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大道理。回去後還能有底氣和顔面繼續宣講嗎？難怪當時有幾位所謂”台獨左派“的學長，在沒有走完全程後，就失望地先行離去了。當年與我同來大陸參訪的，還有另三位同在西德留學的同學。我們都是當年在歐洲發起保釣，嚮往社會主義祖國，主張”和平統一“，才冒著得罪臺灣當局，以及不知何日方能再見爹娘，家人的風險來到大陸的。我們參訪後，雖有滿肚子疑問，但回到當時的西德後，我們並沒有就此放棄宣傳“社會主義和反獨促統”的理念。總覺得我們認識和嚮往的“中國大陸和社會主義”不應當是這個樣子的，這裏面一定有什麽蹊蹺，要不就是我們水準太低，看不透社會主義的深澳之處。當時我們中間確有人受宣傳誤導，接受了’’越窮越革命“的謬論。直到1976年”四人幫事件“爆發後，真相才逐漸被人看清了。每念及此，不得不感歎，幸好天佑中華，還給我們留下了當時可謂碩果僅存的鄧小平，否則經過十年動亂後的中國，還有恢復元氣，從新走向民族偉大復興的希望嗎？這幾年到大陸去，每當看到大陸日新月異的可喜變化，就情不自禁地會想起鄧小平，想起他撥亂反正，重新導正中國發展航向的偉大功績。我們到北京正逢新中國建國屆滿七十周年，得以與全國同胞共同慶祝這一光輝偉大的日子，深感無比榮幸。
我早在兩年前到北京時，就發現了北京平坦寬闊的馬路兩旁，新聳立起了許多現代化的高樓大廈。它雖破壞了北京原有古樸的風貌，不無遺憾，但作爲一個擁有千萬人口的大都市，既已沒有了橫向發展的空間，則除了向空中發展外，還有什麽更佳的解決方案呢？其實大陸政府早已有了解決首都人口過密的方案，並正在付諸實施中。即將政府機關遷往離北京約三十餘公里外的通州新城。新城與北京有高速公路相連，來往很便捷。爲著安頓未來機關人員的居住，已興建起了許多美觀實用的住宅樓。我們曾被安排參觀了新城的模型，也看到了通州新城目前的風貌，留下深刻印象，它必將是一座美麗的花園城市。深感大陸政府辦事有計畫，有遠見，難怪這十多年來大陸會發展得如此神速，使許多原對大陸抱有成見和歧視的人，都不得不瞠目結舌，感佩不已。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以及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道理，正在一步步獲得證實，已成為不容爭辯的現實。
我們雖不否認，我們是社會主義和新中國的堅定支持者，但我們內心真正關懷的，仍是臺灣的發展與前途。多年來我們一直受人誤解和指責，令我們長期深受不白之冤。其實我們所做的一切，歸根結底仍是爲著臺灣的前途與出路著想。希望大家能和我們一樣，早日看清，只有兩岸統一，臺灣才會有光明的前途。臺灣目前進行的大選固令人牽掛，但不論何人勝出，兩岸問題的最終解決，仍需取決於中美實力的對比與消長。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並應共同爲此做出相應的努力。
謝芷生，2019年11月14日，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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