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當衹有一個聲音”
看到國内爲防治武漢新冠肺炎疫災所做的努力：全國上萬的醫務精英向武漢集結，不分晝夜，幾乎不顧自己安危地照顧病人；十天的超人速度建造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和迅速改造十數所方艙病房；企業，個人以及慈善機構迅速捐獻巨額現金和實物；16個省對口湖北的16個受災城市，爲它們提供援助…。這一切都表現出中國共產黨特有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以及中華民族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巨大潛力。因此，我們在海外的華人，如果沒有能力提供實質支援，應當不說風涼話，幸災樂禍，惡意攻擊行政當局處理疫情的方法，甚至上綱上綫，從意識形態的高度，談到或鼓動推翻政府。
不幸的是，歷年來反中的網站，視頻，這次撿到了槍，或者説，撿到到了自六四以來威力最大的槍，對大陸的政體和習近平個人進行了肆意攻擊。這使得我在此想說幾句公道話時都感到猶疑不決。不過，我覺得實事求是，有些應當說的話還是要說的。因爲，無可否認，這次疫災的爆發相當沉重地打擊了中國的國際聲望，包括習近平的個人聲望。這雖然與疫災本身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它的焦點卻不在災情本身，而是在去年12月中新型肺炎病毒發生起，到1月23號武漢封城之間所發生的事。
美國的幾個大報，我相信世界各國的報紙也是一樣，都把不幸去世的李文亮醫生作爲這次疫災的標杆人物。這位正值34歲壯年的眼科醫生，一位熱愛生活并且擁有一個溫馨小家庭，從各方面的信息看來，也是一位負責任，有奉獻心的醫生。他於12月30號發微信警告他的醫生同學，說他在他治療的一名病人身上發現一個類似SARS 的病毒。接下來，令人驚詫的是，他和另外7位醫生於1月3日受到警察的警告：不得傳播謠言，并且要他們在一份類似悔過書的訓誡書上簽字。
歷來，常言道，謠言止於智者，而不是止於警察。表面看來，這很可笑：醫生發現病毒，警察卻警告他們不要造謠！難道警察比醫生更懂得什麽是病毒？豈不荒謬！以至於《紐約時報》的一位專欄作家說，中國擁有二十一世紀的科學，卻擁有十九世紀的政治制度。不過，我們注意到，從李文亮就病毒發出警告，到他被迫簽字，中間過了好幾天，所以警察同志可能請示過有關單位，是否真的有病毒發生。如果警察請示了疫情檢測的負責單位，而負責單位跟他們說，這是謠言，那麽，這個疫情監測單位就有隱瞞疫情之嫌。據報，自從SARS（非典）之後，中國建立了直接通報的制度，所以全國的疫情監測單位也很快接到了報告。毫無疑問，或者是地方一級，或者是中央一級，有些負責人員失職，沒有警覺其嚴重性，還說什麽沒有人傳人的情況發生等等。後果是，把處理疫情的時間耽誤了關鍵性的兩到三周。
其實，李文亮并不是媒體所説的第一位“吹哨人”。根據新聞報導，一位名叫張繼先的醫生已經於12月26號就上報給武漢疾控中心，而武漢疾控中心也已經上報中央，并且國家專家組已經於12月31號來到了武漢，并且在1月1日就把華南海產市場給關了。果如此，那麽爲什麽李文亮等8人還要在其後的1月3號被迫簽造謠悔過書呢？
顯然，機構與機構之間缺乏交流。如果各位近年曾經到中國旅游的話，你就會發現，有關各地氣溫，晴雨，交通，住宿酒店，班機等等的資訊，可以說是手到拿來，衹要打開手機一查便知。其他關係到民生的，如大風雪，地震等的預報等信息，也都可以及時取得。也就是説，在許多方面，中國的確在利用二十一世紀的科學來爲人民服務。所以，爲什麽病毒的出現不能像世界其他絕大多數國家那樣，當作影響民生的基本資訊，一旦發生立馬上電視，進入傳媒？這種事需要隱瞞嗎?爲什麽在流行性病毒這樣重要的問題上，中國仍然是處於“十九世紀”？這才是我們必須回答的問題。
西方媒體給的答案是，因爲中國沒有言論自由。這是上綱上綫，把問題提升到意識形態的高度。這也導致西方媒體大力傳播李文亮的名言：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會衹有一個聲音。這句話説的當然很有道理，因爲近年來中國對言論的管制越來越嚴。可是，疫情的資訊，就像天氣預報一樣，完全可以及時提供給整個社會，而不牽涉到言論自由的大問題。尤其是，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曾經在記者招待會上說，疫情的消息在1月初就通知了美國的疫情檢測中心。也就是説，它不是什麽極機密的信息。既然可以向外國的對口單位提供，那就應當能夠更早向本國老百姓提供。顯然，中國的疫情中心有權向國際機構和外國對口機構提供疫情的信息，可是卻沒有權力向本國老百姓提供同樣的信息。這是一個非常扭曲的現象。這的確是制度問題。擴大疫情信息的透明度，和及時采取行動，應當是常識，而不是什麽關於政體與制度的大問題。中國共產黨必須檢討的問題是：有了SARS的教訓之後，傳染病的信息及行動爲什麽這麽慢？
我們還記得，當汶川地震發生後，救災部隊第一時間就向受災地點集結，溫家寶也於第一時間從北京趕去，完全沒有像武漢疫災那樣耽擱。一般估計，武漢疫情的防控行動至少耽擱了兩個星期。對疫情的擴散而言，兩個星期可能導致好幾倍人的死亡和好幾十倍人的感染，對經濟的打擊也增加了許多倍。汶川地震和武漢疫災都是黑天鵝事件，而北京當局在應付不同的黑天鵝事件在速度上有很大的差距。儘管一旦采取行動之後，中國舉全國之力，動員人員和物資以及協調配合的能力，絕對是舉世無雙，其後，及時的資訊也絕不是十九世紀。關鍵就在於：發生了兩周的耽擱。
由於那耽擱的兩周，無論在國内或者國外，焦點都聚集到習近平的身上，特別是他在這段時間“神隱”了6天。有人猜測他失勢了；有人猜測他生病了。毫無疑問，許多人把耽擱的責任放在他身上。也可以說，反習勢力撿到槍了。到底他是否應當爲此疫災負責，或者負多大的責任，我們局外人很難判斷。不過，許多媒體都渲染黨校刊物《求是》在2月16號刊登的長文，即習在2月3號黨中央常委會上的發言，其中他談到疫災時非常特別地用了好幾個“我”字，說他其實在1月7日就對疫情的處理作出了指示，等等。許多人指出，那是他在替自己辯解。他覺得需要辯解，就是認識到壓力和抱怨的存在。其實，他不應當負責，也不該由他作出指示。這件事應當由衛生，保健和疾控等機構協調負責。這樣的權力不應當放在他身上。反過來說，他應當主動拒絕接受這樣的權力，就像警察不應該有指控專業人員發表專業知識爲造謠的權力。
縱觀整個事件，或許我們可以提出幾點觀察：第一，在處理這次疫災方面，不論誰應負責，的確耽誤了關鍵時刻，以至於災情擴大；儘管事後的行動可圈可點；第二，關於流行病毒的發生，就像天氣預報等關係民生的信息，應當第一時間讓全民知道，而不是秘而不宣，更不應該通知了外國卻沒有通知本國的老百姓；第三，在國家能夠總動員，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同時，也必須能夠讓一個健康的社會中有不同的聲音存在。要知道，小平同志在1978年推動改革開放的大事業的時候，他的口號就是開放，就是放權。衹有繼續朝這個方向努力，中國才能有新的突破。這應當是這次疫災給我們的啓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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