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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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雨亭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陳立家先生於2022年4月1日過世，新大學網路雜誌總編輯何步正先生，希望我能夠為陳立家先生寫一篇回憶性的文章。 我和陳立家先生相處的時間很短，主要的緣由是2018年2、3月間，何步正先生受到美國加州洛杉磯中美論壇社的要求，希望在他們來台訪問時，有機會和台灣政治立場偏獨的朋友們見面會談。我聯絡曾建元教授，安排了2018年4月1日在新台灣國策智庫和凱達格蘭基金會合署辦公的會議室進行討論會。當日會議的主持人為凱達格蘭基金會策略執行長張人傑博士和曾建元教授，何步正和我配合主持。獨派學者為陳俐甫教授以及曾建元教授邀請來與會的四位朋友，其中有三位年輕學生。「中美論壇社2018年台海兩岸訪問團」團員為社長張文基、陳立家、陳立家夫人、高志雲諸等先生，佟秉宇、張一飛當天有事未能參加。 我和陳立家先生們見面共有三次，第一次，2018年3月31日，星期六下午，預備次日中美論壇社和綠營朋友們見面前，我對他們進行了一次「行前教育」，希望大家第一次見面，不要過度批評地方，多聽聽他們的看法，我發現這些立場「偏紅」的幾位老先生們態度平和，非常樂於配合。第二次，4月1日，星期日上午，我們在台北民權東路上凱達格蘭基金會的會議室中，彼此交流，並且討論有關於兩岸的問題與世界局勢。第三次，4月7日，中美論壇社結束台灣之旅，準備去中國大陸繼續訪問前，在台大校友會館，召開「傾聼兩岸心聲，交流世界大勢」座談會。這兩次的談話會（4月1日、7日），我在新大學網路雜誌編輯劉小文女士準備的會談稿上，整理出一篇文章，在新大學網路雜誌上刊登。 我依過去中美論壇社提供的資料，說明陳立家先生的生平。陳先生1960年代畢業於台大電機系，來美留學，於電子通訊及電子物理領域深入研究，曾在AT&T、IBM工作多年。1978年通過美國國務院考選，接受培訓，成為國務院的中英文口譯的高級翻譯。1979年中國領導人鄧小平訪問美國以及隨後中國能源、財政和金融等高級代表團訪美的翻譯工作，都有陳立家先生的全程參與。由於這些工作經驗，美國西方石油公司聘任陳立家先生為副總裁，負責對華業務。在此期間，西方石油公司和中國開展了在石油、煤炭、化工、農業多方面的合作。其中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由中美合資生產。陳立家先生多年和中美政府的高層工作和接觸，以及在美國能源企業擔任高層，對於中美關係以及國際局勢，有其獨特的觀點。 筆者將2018年4月1日陳立家先生在凱達格蘭基金會會議室中的講話重點抄錄如下： 首先，何步正和楊雨亭這次安排的第一砲就打得很響，能夠和各位見面接觸，他們居功匪淺。昨天，楊先生還給我上了兩個鐘頭的課，為今天和大家的見面做心理上的準備。剛才，張文基比較嚴肅的講世界大勢，那我現在提供一個小的點心。我前兩天看了一個報導，大家都知道紐約時報有一個專欄作家叫Thomas Friedman，他寫了一本很有名的書叫The World is Flat，分析世界的趨勢。陳水扁看了以後說：世界是扁的；薄希來看了以後說：這個世界是薄的；後來，習近平說：不對，世界是平的，不是那麼平的話，至少是近平的；最厲害的是蔡英文，她說：The world is flat，是英文的。所以吃了一個大菜以後，給各位一個小點心。 George Kennan（肯楠，美國駐蘇大使－筆者註）是美國講冷戰的大師。有一個傳記學者要發表肯楠的思想，肯楠說：「我可以和盤說出我的想法，但是這本書要在我死了以後才能發表。」沒想到肯楠活了100多歲。所以這本書到2005才出版，立即就得到了普利茲獎。期間一個中國記者去訪問肯楠：「你說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的局勢是冷戰的局面，你覺得現在還是這樣嗎？」肯楠說：「冷戰就是有兩個很大的超級強國互相對抗，對抗的根由是因為意識型態不一樣，一個是自由民主，一個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問：「現在還是不是這個局面？」肯楠說：「不是，蘇聯垮了以後，就變成美國獨霸，獨領風騷一、二十年之久。過了之後獨霸的局面也不存在，就變成幾個強國在博奕，有美國、中國、俄國，歐盟、日本（日本還落後很遠），這五大勢力現在打的不是意識型態，打的是權力的平衡。所以現在又回到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局面，不是以意識型態來對抗，而是誰的力量大，誰就有話語權。這五個強國在那裡鬥，鹿死誰手還不知道。」 我（陳立家）認為台灣不在這五個之內，連十個都算不上，台灣究竟要怎麼選擇？剛才張文基教授提到不要做棋子，要做幾個大國、強國之間的潤滑劑。無論從軍事、政治或者是經濟的力量來講，台灣的發言權愈來愈小。但是，有一個力量我覺得是很大的，而且這是台灣很特別的力量，就是道德和文化的力量。這個道德和文化的力量為什麼和中國在談可以佔上先風，甚至於有領導的地位？很多大陸人到國外旅遊，但是最想來的是台灣，為什麼會這麼嚮往？到了台灣之後，他不光是遊山玩水。來到台灣旅行所寫的遊記，裡面寫的多是台灣的人情味，人和人之間的關心，樂於彼此幫助，這些東西在大陸都丟掉了。文革的那段時間丟掉了，他們對這樣的東西很嚮往。來台灣看社會秩序，有兩個鮮明的對照，一個就是政治討論打駡得一踏胡塗，吵得天都翻了；但是，社會秩序好得不得了，沒有人爭先恐後，博愛座沒有人去搶著坐。這些在大陸都看不見，所以他覺得這個是一個味道，也就是說禮失求諸野。台灣這個在中國外面的一個島，完整的保留了中華文化，他嚮往的是這個，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太厲害了。這個道德高點，就算你被他們佔領了，就算你被他們武統了，你對他們還是啟精神教育的作用，因為你站在道德的高點。有些到這裡來的人看台灣的電視，最喜歡看的是政黨選舉的宣傳，覺得很新奇，為什麼他們沒有這些東西？所以，我覺得不要怕，就算被統一了，你的道德還是領先於他，你還是對他有很大的影響力。所以，他把你的城佔了，你把他的心佔了。」  以上，是我留下少數陳立家先生的講話文字。現在回頭再閱讀他的發言，我非常的感動，不知道當時為什麼沒有友善地回應？之後的四年中，我也沒想到應該和他繼續聯繫。陳立家先生開場講的「一個小點心」，是有一點冷的笑話，事後來看，就覺得有趣。陳立家先生對台灣的看法，超越了現實的政治鬥爭，具有重要的意義。道德和文化，是人類在不斷彼此征戰殺伐的歷史中，得以拯救自己並且繼續生存與發展的最主要力量。其他，關於誰是主席、誰是執政者、誰有多少財富，都會過去。雖然如此，台灣並不能因為賦有這樣重要的性質，就能免於親美，中共也不可能由於珍惜台灣的特殊價值而放棄武統。兩岸未來的風險仍高。但是陳立家先生表達出來的誠摯與善意，在比較親向中國大陸立場的中美論壇社中，是很值得一記的。 後來此事的意義重大，超過筆者的想像。前總統府副秘書長、中華民國駐梵諦岡大使戴瑞明看過會談紀錄後，多次邀約，在和平東路上喝咖啡，讚揚筆者說：「馬英九和蔡英文該做而沒有做的，不同政治立場與族群之間的溝通，你們做到了，真是不容易！」事實上，筆者相當驚訝戴瑞明先生會這樣說，因為他平常在公開的言論上還是相當的傳統國民黨式的。而「你們做到了」，「你們」是包括了當日與會所有人共同的努力與貢獻。 2018年4月1日在凱達格蘭基金會會議室中進行的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族群、不同年齡層（會議中，中美論壇社成員和年輕學生之間年齡差，最大接近半個世紀）之間的誠懇對話，以及交流過程中開始產生的恍然如此的溫潤感，筆者認為極為珍貴，而且相信對於參與者此後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原來想像中的「敵人」居然並不是「牛鬼蛇神」，而都溫和文雅，有他們自己成長的經歷與願望。這次討論會良好的結果，以及戴瑞明大使的鼓勵，讓我認識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可惜，在我們身處的環境中，習慣性地，認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筆者常常反思，像2018年4月的多元政治認同討論會在凱達格蘭基金會會議室中進行，為什麼不能在國民黨的會議室、在共產黨的會議室中進行？甚至在香港、在海外，華人是不是應該慢慢地開始尋求彼此之間的和解（reconciliation）？ 近年來兩岸三地以及台灣社會內部的狀況，外表看來困難重重，形同破裂，其實大多數人希望和平相處，畏懼戰爭，統獨應該是大家可以坐下來慢慢談的。主要的問題是長期以來藍綠紅的政治與輿論攻防，以及美國政府的強勢介入，形成了兩岸關係惡化、台灣社會藍綠對立。事實上，中國人以及台灣人、香港人之間普遍缺乏友善溝通的機會，而絕大多數的民眾是盲從而不可能自覺的。多年以來，筆者在學習歷史與從事歷史寫作過程中，日益察覺到，文學藝術與社會學科的最終功能（ultimate functions），必須將人類在不斷相互仇恨的積怨與痛苦中，警醒過來，回到人之所以為人的原初良善與互信的狀態。 1978年，陳立家先生以一個科技人員，轉型至美國國務院的中英文口譯工作，是他人生重大轉變。當時美國政府與中華民國斷交，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1979年中國領導人鄧小平訪問美國，陳立家先生全程參與翻譯。可以說，1978年以後陳立家先生的政治立場明顯轉向中國大陸。說明在1949年前出生於中國大陸而後隨父母到台灣的外省第二代，去美國後，經歷保釣運動，改變認同的人不在少數，由此開始對原生祖國與同胞產生了發自內心的關注，中美論壇社的主要成員基本如此，雖然和我採取的看法與途徑稍有不同。陳立家先生的心路歷程，我非常希望有機會了解，可惜他已過世。我們認識後，四年中，他也從未主動聯絡我。 我相信，政治認同的不同，使我們被一道無形的網羅遮蔽，彼此不能成為親密的朋友，並且不能共同為一個更高的目標努力，相對於美國人、英國人、許多歐洲國家、以及猶太人、日本人等，他們內部縱使意見不一，然基本可以團結一心，建設國家，而我們中華民族則長期陷入四分五裂的狀態，今後仍看不出有可以改善的機會，真是深刻的悲哀！ 在紀念與懷念陳立家先生時，重新閱讀他當時的話語，他溫和地表達出他期待有一個統一的中國，使得中華民族可以重新出發。由此我感到惋惜與反醒，自己沒有及早認識與珍惜彼此原本可以建立的友誼。主要的問題在於我自己內心難以去除的遮蔽，這個遮蔽有主客觀的因素，主觀方面是在自己成長的過程中，養成的心理素質不良的部分所致，其實這是我們大家都有的情形，造成了我們在思維與觀點上的極化與對立現象（polarization）。 周遠馨 蘇聯在中亞統治了短暫的二十年，解體後，各國紛紛獨立為中亞五國。烏茲別克斯坦國是中亞最富歷史傳奇的國家，因為古絲綢之路的樞紐在此。 中亞僅存的兩座佛寺遺址，在烏茲別克斯坦南邊的鐵爾梅茲。有學者提議，玄奘從撒馬爾罕出發南向，必經地形險惡的鐵門，非常可能在佛寺停留歇息。遺址位於阿富汗邊界軍隊戒嚴區，不對外開放。 追尋玄奘之路的腳步不曾停歇，行前讀到一個中國旅行者，冒著被阿富汗駐軍機關槍掃射的危險，雇了當地導遊，偷渡到遺址，卻發現價值連城的遺產，竟然無人看守保護，連個招牌都沒有，沒有展示牌，沒有講解員，只見工棚和一堆堆被風侵蝕如蜂窩狀的基座和黃土坑。除了心痛，還能如何？ 所幸挖掘出土的珍品石雕、佛像、壁畫、鐵器等，都在國家歷史博物館展覽。 中亞是古代絲綢之路必經之地，也是佛教從天竺東傳的途徑。兩千多年來，游牧民族縱橫、鐵騎踏閥、宗教更迭、民族融合，卻沒有一個帝國能長期的在這裡統治生根，希臘、伊朗、印度和中華文明先來後到的在此交匯，如細沙一點一滴的融入中亞的生命力裡，堆積成一堵龐大的沙漠，隨著風向，時時適應著調整著，改變他的面貌。 毛銘博士在中亞有多年考古經驗，由她親自解說，猶如身臨其境。鐵爾梅茲的氣溫常在攝氏40至50度之間，在酷熱風沙中挖掘到千年前的釋迦牟尼像時，“幾十年在沙漠裡的付出都值得”。 我傻傻地望著牆上黑白照片，考古人員蹲在沙土坑裡，雙手用毛刷輕輕的拭去石像的風沙，天空湛藍的如青金石被搗碎一地，呼嘯的風聲在這一瞬間也停止了，時間在沙漠裡似乎被賦予了特權，會因為當事人的心境，產生剎與那的區別，心靈微微一顫的時間，能夠在時空中停止。在地底下等待了1500年，出土的瞬間就是這樣一個剎那，安靜的令人摒息，震撼的無以言語。 佛像被雕滿葡萄葉的穹頂覆蓋，是希臘文明留下的靈感；佛身穿樸素亞麻衫，沒有瓔珞裝飾，髮紋細緻有理，若是一幅畫，必是光潔亮麗。立於兩旁的侍衛是阿難尊者和迦葉尊者，兩人的手臂遭受殘斷，但佛身大體完整，佛面輪廓立體。如果僅僅是歷史博物館之星，那麼他的光芒不夠耀眼；如果僅僅是研究考古文物，那麼定會獻上畢生的精力；如果僅僅為了歷史文化，那麼他涵括的時空超出你我的想像。 他是一種生命的化身，能量的凝聚，是創作者將心底最虔敬的膜拜形象化，是朝聖者最崇高的神壇。 他也是一個連結。我靜靜的看著這尊釋迦牟尼像，我捨不得合十頂禮後就轉身離開；我移出空間，讓其他的人也能前進細看，隔著一公尺的距離，想著風餐露宿，一路走的死去活來的玄奘來到佛寺，取下防沙面罩、嘴唇乾裂、鞍馬勞頓，極需喘息修整數日。在僧房用膳後，和護送他的突厥武士商量著如何度過鐵門，向侍從交代馬匹糧食的備置，靜坐禪定，來到佛像的面前，雙手高舉至眉間，心中默誦著求法的堅定，才緩緩轉身，踏上南行之途。 而我，也緩緩轉身，帶著與大師在佛像前交匯的剎那。 我們一行學員得到烏國文化部長邀請，參訪國家科學院文化藝術研究所的『密室』，其中有未曾公開展出的考古文物，至於內容，行前不能公開。入研究所前，得通過兩層安檢，先以護照和訪客列表核對，瞬間感到一股神秘氣息，肅靜寬闊的大樓不見人影，僅容納兩人的電梯搖搖晃晃的上升，四處標示都是俄文，像是間諜在007電影中進入KGB秘密基地執行任務，謹慎又緊張。 接待我們的是烏茲別克國家科學院瑞德維拉扎院士，他以重尋大月支佛寺寶藏而成名，有『中亞考古騎士』之稱。樸實簡單的密室裡展示佛寺出土的文物，瓷器，鐵器，銅幣，琳瑯滿目陳列在玻璃櫃裡。陶瓷器的色彩仍明晰可辨，我們旅途中每日餐飲用的盤碟和這些文物幾乎一樣，喜見胡人擅長的手工傳承也延續下來了。 佛寺遺跡位於Dalvarzintep ，是貴霜帝國的首都，與漢朝同一年代，約在公元前一、二世紀，他們的祖先來自中原河西走廊的游牧民族『大月支』，被匈奴趕到中亞，開創了貴霜帝國，成了歐亞四大帝國之一。此時佛教盛行中亞，並剛傳入中原地區。 密室中的內室，是數尊玻璃櫃裡的全身菩薩石像。殘片經過精細拼湊組合，可看出約身長1米六至一米七，頭像受損甚少。隔著玻璃，我湊近仰視，頭戴桂冠，胸前戴有瓔珞，祂五官立體，面容清美，酷似米開朗基羅的大衛的塑像。 原諒我，隔著玻璃，我有想親吻他的衝動，不是不敬，而是他純潔如天使，祥和如菩薩。是的，他就是菩薩，非人非神，慈悲的化身。 石像在玻璃櫃之後，考古學術語是文物，在博物館就是展覽品，展覽物件，在佛寺是個神器、菩薩像。而在我眼裡，他活了兩千年，這個塑像血脈暢通，呼吸勻稱，他記憶了萬千修行者所發的願力，接受了虔誠信徒的膜拜，他不曾離開，不曾休息。 我問院士，為什麼中亞的菩薩和中原的菩薩像如此差別？ 他頜首微笑，“你到烏茲別克斯坦不同城市廣場，去看帖木兒大帝的銅像，你會發現，每個地方的樣子也有不同。” 可不是，在敦煌壁畫上就可看出，從天竺傳來的菩薩像粗曠豐腴偏向男性模樣，經過中原幾百年的潛移默化，越來越女性化，越來越華麗富貴，隨著中原畫風的轉變，也慢慢有了清風道骨的形象。 原來，菩薩的模樣，無論時空如何變遷，都在心裡。心的本相、無相的佛，才是最真實的。 周遠馨，歷史小說《于闐太子》作者，由聯合文學出版，榮獲2019年全球華人星雲文學獎。 原載 人間福報 2019.12.18       周遠馨 豪放多情的詩仙李白，在神品中多次為長安的胡姬傾心吐意，「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 ，“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 。白居易甚至創作了整篇《胡旋女》，細述來自西域、風情萬種的女子。中國史上最著名的胡人，當屬撼動唐帝國的安祿山，而唐朝前三位皇帝和楊貴妃都有胡人血統。活躍在盛唐舞臺上的胡人到底來自何方？ 跟隨文化考古研遊，在中亞專家毛銘博士的導覽下，走進烏茲別克斯坦國。毛博士留學英國時，嫁給了來自烏茲別克斯坦的同學，並參與撒馬爾罕的考古挖掘，並以「胡化漢人」為榮。中文導遊是歷史系專業、深目高鼻、毛髮濃密、身材魁梧的粟特青年，中文名「胡思漢」，簡單的三個字，神奇地拉近了我們相隔千年時空的距離。 撒馬爾罕，古稱康國，很多姓康華人的祖先即源於此。兩千年前，希臘、波斯、印度和中華文明在此碰撞交融，這座由粟特人（統稱胡人）建立的城市，是當之無愧的世界中心。 阿夫羅夏博宮殿遺址是撒馬爾罕之光，鎮館之寶『大使廳壁畫』在廢墟中見證了第七世紀的盛世，色彩明艷、細節清晰的記載了粟特王拂呼曼接見來自大唐、突厥、波斯、印度、吐蕃、高麗等使臣及貢品，在今日外交概念，就是一場名副其實的高峰會議。消失在歷史洪流中的古西域民族，鮮活的被鐫刻在壁畫上。胡人與唐人碰撞，爆發出唐帝國風華絕世、後無來者的巔峰火花。 壁畫由粟特畫家完成，卻帶有鮮明的唐代風格。其中一整面牆貢獻給唐帝國，畫中有武則天泛舟和唐高宗獵豹的形象，武則天向水裏拋粽子，水中浮沈的怪獸，爭食的魚兒、水蛇、荷花、鴨子、小船上的三個男侍從等等細節，不得不驚嘆粟特畫匠對八千哩外唐朝宮廷生活的理解，資訊傳遞的細緻入微，這都得歸功於往來絲路上的胡商和唐使。 我們註意到一個細節，龍舟的船頭不是龍，而是個類似中亞地區鷹嘴獅身獸格裏芬的形象，想必是粟特畫家無法想像傳說中龍的模樣，只好用他們的神獸代替，畫了中亞版的龍舟。 唐代杜佑在《通典》的《何國》篇記載，「北壁繪畫華夏天子，西壁則畫波斯、拂菻諸國王、東壁則畫突厥、婆羅門諸國王」，以及《新唐書》的《西域下》記載，和撒馬爾罕大使廳壁畫遺跡對號入座，可見唐朝對中亞地區的了解縝密細緻並系統化。 畫中的兩位高麗使者、頭戴羽毛、腰佩長劍、身著傳統服裝，在牆壁留下光輝的身影。從首爾到撒馬爾罕的直線距離的 5114公里，飛行需12小時，在一千年前行走，必須橫跨整個中國，穿越西域，翻過帕米爾高原，單程最少也要一年的時間，經歷各種自然考驗和人為阻難，他們堅毅不拔的勇氣和精神，在今日看來是不可思議。 酒店的自助早餐，提供道地的韓式料理，電視臺播放韓劇和K-pop，難道韓流威力竟無遠弗屆的飄到中亞沙漠？原來，二戰期間，在蘇聯遠東地區的三十萬朝鮮人，由火車運載橫跨西伯利亞大草原，每隔一段距離就卸下幾千人流放墾荒。蘇聯解體後，俄化的朝鮮後裔留在中亞，非韓非朝，而以「高麗後裔」自稱，至今約有一百萬人。 我在路邊見一賣辣白菜的高麗人，名叫費南迪，沒有韓名，也不會韓語，他的爺爺是第一代拓荒者，1937年從遠東地區遷徙過來。這裡曾有個繁華的『朝鮮城』，但因氣候變化，綠洲縮小，以務農為生的高麗後裔紛紛離開，再次逐水草而居。他們的命運，不就是和兩千年前絲路上民族興衰同出一轍？中亞的歷史，又怎能說清呢？ 無獨有偶，烏國三大外資國之一，便是南韓。韓國人出資數百萬美金建設博物館，包括我們所欣賞的中文視頻。我頻頻回望壁上的高麗使者，難道命運之神在一千四百年前，便已埋下了伏筆？ 行前拜讀了 「駛向撒馬爾罕的金色旅程」等中亞寶典，沒想到作者葛樂耐博士竟然現身博物館中。 他三十年來投身於撒馬爾罕古城遺跡的挖掘，是中亞考古第一把手。他曾說，「我雖然生在法國，但我更應該被稱為康國人。」 一個將青春和熱血灑在撒馬爾罕大地的人，絕對配為康國人。 我在旅途中最熱衷的是和當地人打交道，即使比手劃腳，往往一個善意的微笑即能引起共鳴。印象最深的是一對穿傳統禮服的情侶，在清真寺前拍照，新娘臉龐深邃姣好，眉目自帶冷艷，唐詩裡貌美如花的胡姬，霎時穿越時空撲面而來。晚宴中，裝飾華麗，嫵媚妖嬈的舞孃，在胡笙古笛樂聲中曼妙起舞，靈動的眼神，矯柔的身段，讓我一瞥胡姬倩影，似能體會在李白不得誌的歲月中，寄情於為他心靈帶來安慰的家鄉女子。 史書中的粟特人頭腦靈活、說話帶蜜、追逐財富、主宰著絲綢之路。旅途中認識的粟特後裔卻顯得質樸端莊，溫良樂天，對外國人靦腆又好奇。在絲路上曾經叱詫風雲的後代，經過一千年異族統治、受伊斯蘭教和蘇聯的影響，難道他們的文化基因隨著環境而演變？ 面留鬍鬚是中亞地區男性的傳統形象，然而為與極端恐怖分子的形象劃清關係，新上任的總統下令取締大鬍鬚，違規者會被警察請到局裡清理鬍子。雖是反傳統，不得不認同執政者的用心良苦。 漫步在撒馬爾罕捕捉胡人的身影，眸中的深沈幻化著古老民族的靈魂，仿彿都成了胡思漢的化身，是冷艷新娘、胡化漢人毛博士、康國考古學家、做泡菜的費南迪，還是對胡人念念不忘的癡人如我？ 周遠馨，歷史小說《于闐太子》作者，榮獲2019年全球華人星雲文學獎，台灣聯合文學出版社。 原載：中國時報 人間副刊 2020.6.11     何崇媺 前言 紐約時報可算是當今最有聲望的大報之一，各國的報章常引用紐時以為資料來源。它的言論，幾乎可以說是代表了美國，甚至所謂「西方」的普遍觀點。它今年年初有數篇對中國大陸新冠疫情抗疫之評論，卻充滿了對中國之偏見。姑舉數例（紐時更多之不實及扭曲之報導如Yellow Caking an epidemic； New York Times spreads the virus of hatred, again.KJ Noh,Capitalism on a Ventilator）： 例一：2021/01/05紐時對中國之抗疫有如下的報導： 「北京控制中國人民所見所聞所思的能力，甚至超出最為悲觀的預料。…中共已經顯示了它有…把人民團結起來的工具，不管北京的表現多麼拙劣。…」。以常理而言，全盤控制中國十四億人的心智，是絕無可能之事。西方對中國強大團結的能力與迅猛之崛起，有忌憚、妒嫉之心，可以理解。但這句話中難以掩飾的種族歧視之意涵，不僅對紐時之報譽是一種損傷，對紐時之讀者是一種輕慢，更是暴露紐時對中國社會的無知。隱匿在紐時背後的是，美國昔日自信與從容的消失。 例二：2021/02/05紐時對中國武漢封城的作法，提出嚴厲批判：「中國的專制官僚政體，利用嚴厲的手段，自上至下的綿密的監控，箝制言論，窒息人民自由等這些令西方厭惡，不能接受的方法，動員及組織人民，得到抗疫的成功。」然而，不久之後(2021/03/14)，紐時卻以同情，甚至嘉許的口吻，報導義大利之封城措施。追憶紐時於去年(2020/03/08)之Tweet上，稱許義大利不惜犧牲該國經濟利益，進行封城以免疫情在歐洲擴散。隨即在Tweet上，譴責武漢之封城，對中國人民之生活及自由形成嚴重之影響。在短短20分鐘內，對類似事件，只因發生的國度不同，其評價態度迴異。武漢封城不但大規模的降低中國以及世界感染的案例，並為各國爭取寶貴的抗疫時間，紐時之報導展現出它的混淆視聽及雙重標準。 昔日紐時之專業素質，頗受尊重。令人感慨的是如今竟有如此劣質表現。淪落至此理由之一或是：自網路興起後，實體刊物銷售量劇降，廣告收入大減。各大媒体多被迫依附財團，仰其鼻息。記者水準，報導內容及文字水平，每下愈況。然而，僅些一端，似不足解釋這些文字中對中國毫無掩飾之敵視心態。也許要在中、西文化異同處，深入探討，尋其根源。 以下從：政府與人民、人權、就業抉擇、貪腐、價值思想及社會現狀，這些方面略加探討。 一. 政府與人民 （一） 中國 古中國以農立國，農產之豐歉，與水量之供應，息息相關。古代中原大地，洪水橫流。大禹以治水成功，得到萬民擁戴，中國乃產生了第一個王朝：夏。自此，為對付旱澇，順利產製及供輸糧食，便需興建各種大規模水利工程，廣開運河渠道等。故人民需在集中領導之下組織動員起來集體合作。為求生存，人民深知為了團體，犧牲一些個人的自由、便利與隱私有其必要。故政府首要的任務，就成了「保境安民」。「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太平盛世」，是全中國人民共同願望。 中國古代帝王堯、舜、禹之政權更迭，為傳賢禪讓。夏以後為君主世襲制，但政治思想，卻強調「天下為公」，「以一人奉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施政則需秉持民本的思想，需讓人民安居樂業，方能獲取人民的普遍信任；所謂「民無信不立」。這種政府與民間培養的默契，已有幾千年的歷史。故中國歷朝歷代，當政局安定時，政府與人民間，能有高度的合作及互信。如果主政者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失民心者失天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時日曷喪，吾與汝偕亡」，「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老百姓是有權利，也有能力去推翻這樣的政權的。 現代中國執政依然是以政府與人民的相互信任為基礎。國際多種民調機構如Pew, Eldeman, Ipsos等長年於中國進行人民對政府滿意度及信心度調查，都顯示極高度的認同。哈佛甘迺迪學院以13年在中國進行調查，2020年發佈報告，得到類似結果，而且人民對政府的滿意度由2003年的86％上升至2016年的93％。雖然仍有西方人仕，對這種民調結果持疑，但這次抗疫期間，人民能與政府戮力同心，以舉國之力抗疫，表現的是人民對政府的向心，也與這些民調結果相互印證。中國老百姓對政府的信心，是立基於這幾十年來，能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讓大多數老百姓過上好日子，建立起人民集體自尊的成就。相較清朝末季，列強肆虐中國，老百姓卻是袖手旁觀，離心離德，一盤散沙，成為鮮明對比。 （二） 西方 如果用一個字來形容中國政府治理基礎是人民對政府的「信」。相對於此，西方人民對政府的基本態度，或許可以說是一個「疑」字。 馬基雅維利(Machiavilli) 有西方近代政治學之父之稱。他的一本〈君王論〉（1532），影響西方數百年的政治思想。其中最著名的主張：君王為保有大權，不必顧慮任何道德厎線。只要能有效統治，欺詐、掠奪、殺戮，皆有正當性。──這多少是一種對西方政權在相當長時期內一種寫實。西方資產階級興起後，民眾產生了對統治者貪婪無厭的反彈。例如：英國「光榮革命」（1688）之目的在保障私人財產，不受王室掠奪，此後歐洲各國大幅度地限制王權。這樣的「上下猜忌」情勢，主導了西方政治制度之發展；人民由於不信任政府，但要政府做事，又不能不給它權力，逐漸形成藉定期選舉制以將這種不信任建制化。「政府是必要之惡」，幾乎是西方民眾的共識。相較於儒家的「政者正也」，強調為政之道德性，西方「民主」政體對道德的直接衝撞是不以為意的。 另有最近一篇紐時文章，可與上述二文相輝映：2012年3月24日，湯馬斯．佛里曼專文中引用了麥健陸的話：「中國領導人是兇狠而脆弱的，正是因為他們不是由民選出的，他們每天醒來都害怕他們的人民，這使他們非常注重績業。」佛、麥原意顯然是：民選領導人有選票護身，不可能「害怕人民」。殊不知，在中國傳統中，「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心就是天命。領導者「畏天命」是應該的；故「朝乾夕惕，夙夜匪懈」，秉持「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態度戮力從公，正是對領導者的最高期許。 二. 中西方之人權 西方，尤以美國最常以人權批判中國。「人權」一詞對中國人而言，是外來語。在西方，這一詞包括之內容，也有爭議。本文僅就「生命及生存發展權」，「言論自由權」兩點，略論一下中西異同。 （一） 生命及生存發展權 中國： 人民的生命及生存發展權，是人權最基本的構成部份。「人命關天」這四字，似不見於中國典藉，但對絕大多數中國人而言，是不容懷疑的「天經地義」。僅此一端，似乎就可以理解中國在抗疫方面成功的另一個因素：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政府與民間的共識就是，先救人再說；經濟損失、民眾的行動自由，都是次要考慮。 中國大陸這些年來推動的精準扶貧，成功協助七，八億人脫離貧困，並於2019年達成全面脫貧目標。在極度貧窮及艱苦的環境下，通過政府與人民之合作，修道路，蓋房舍，開水道，建學校，因地制宜發展各式行業。二十年來甚至將黃土高原640萬平方公里（相當於法國面積）沙漠轉換成綠洲耕地，大幅改善當地生態及居民生活水準。 近四十年來，中國經濟飛躍發展，提高人民生活品質。中國80％之人口，財富向上階層移動，其中一億人口已可列入富裕階級，其中產階級人數已超過全球之50％。上海，北京等城市之家庭淨資產之中位數已高過紐約。依據新加坡教授Danny Quah 的研究，由1980年至2015年間，中國底層50％人民之收入增加近五倍。 這幾十年來，中國人民平均壽命及識字率均大幅增加，由於實施義務教育，年輕人識字率已接近100％。今日中國大陸人民醫保之覆蓋率超過95％，自有住房率90％，是全世界最高比率之一，享有全民社保。農村家庭包括兒童均分配有土地，農民生活已獲得很大改善。中國人民今日所享有的權利及生活上的自由，不但是有史以來最佳的，較之世界各國也不遜色。這就是政府把持以民為本的治理成果。 西方： 西方常把「生命權」掛在嘴上，甚而以此為武器，攻訐他人。但西方語境下，享受這些權利的，從來不是泛指一般大眾，而是少數階層，說穿了就是指白人精英團體，特別是指WASP，他們背後的支撐是財富。其他族群是不配的。美國立國之父之一，Thomas Jefferson高呼「人生而平等」，但家中卻豢養了超過六百名黑奴。他當政時，以國家暴力掠奪了大批原住民之土地。 翻開西方歷史，在一神教的護持下，西方及美國可以問心無愧的到處發動戰爭，塗炭生靈，對殖民地原住民之屠殺，幾至滅種。90年代末期伊拉克遭受聯合國制裁，以致 50萬名伊拉克兒童喪生。曾任美國國務卿的Madeleine Albright在接受CBS訪問中稱「此代價是值得的」，真是駭人聽聞的草菅人命。美國為了本身利益，長期制裁委內瑞拉，造成該國經濟大幅下滑，消費物價瘋狂上漲，饑餓蔓延全國，兒童普遍營養不良，大批難民流亡國外。美國在Guantanamo Bay, 歐洲，阿富汗，伊拉克等都設有黑牢，使用酷刑對付戰犯。使用暗殺手段更是家常便飯。（John Mearsheimer 所著「The Great Delusion」）。 由美國立國之初，到去年黑人George Floyd在光天化日之下因警察暴力致死，以及近年來亞裔人仕頻受攻擊甚至送命，美國的人權改善了嗎 ? 美國槍枝氾濫，社會上槍殺案不斷，居民晚間不敢外出。美國每小時死於暴力的人數超過七人，是世界上監禁人數及監禁率最高的國家，以少數族裔佔比為高，且其中甚高之比為青少年。近年來大批對前途無望的中低層之人民身陷「絕望之海」難以自拔。每年死於毒品，酒精及自裁人數超過十伍萬人，導致平均壽命下降，是全世界少見的。 （二）言論自由 中國： 「言論自由」不是中國固有的概念。自古以來中華社會講求權責相應。倘若有人要「言論自由」的權利，那就得負起相應之責任。古訓「禍從口出」，普遍深植人心，它簡直就是對西式的「言論自由」的一種警戒。倒是讀書人一旦位居「言官」之職，就沒有「不言論」的自由。主政者如果施政上有闕失，言官有進諫「責任」，嚴重的賠上身家性命在所不惜。平頭老百姓，沒這責任，也就不太在意這種自由，更不會把它高捧為「天賦人權」。西方（包括紐時）對中國「箝制言論」的指控，是強加西式標準於中國之上。如今中國網路發達，由於政府管制，「後真象」的情況輕微，社會共識較易凝聚。中國沒有政黨惡鬥，政黨間相互造謠，抹黑的假消息現象少見。倘若中國的網路假新聞泛濫如西方，只怕網民會責備政府「怎麼不管一管！」 美國：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1791)，明文規定保障言論自由。這立法原意，不可謂不善。但在言論自由無線上綱之後，產生以下現象；
1954年瓜地馬拉民選總統Jacobo Arbenz Guzmán進行土地改革，影響United fruit公司利益，該公司為時任美CIA主任Allen Dulles所有，其兄John Dulles時任美國務卿，兄弟聯手運用媒體大肆宣傳該國為恐佈之共產黨組織。在CIA策劃下，顛覆了瓜地馬拉政權，此後美國扶持之政權均屬獨裁政權，濫用酷刑及屠殺，四十餘年來內亂不斷。 1964年「東京灣事件」謊稱北越襲擊美艦艇，以為攻擊北越之藉口。 1999年元旦，歐元誕生，CIA利用媒體，宣揚科索沃地區阿族人被滅族，美國與北約聯手發動科索沃戰爭，72天後戰爭結束，歐洲人發現上當，滅族之事子虛烏有，但歐元被打趴，暴跌30％，以歐元為石油計價基礎的計畫也化為泡影。 2003年美、英聯合虛構「伊拉克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事件」，以為出兵伊拉克之藉口。 美國近年來變本加厲，為遏制中國崛起，運用其龐大之話語權及宣傳機器，編造一帶一路債務陷阱（見The Chinese ‘Debt Trap’ Is a Myth，Deborah Brautigam & Meg Rithmire； Debunking the Myth of Debt-trap Diplomacy, Lee Jones & Shahar Hameiri），新疆維吾爾人被族滅（耳熟嗎？這招又來了，美國務院法律顧問室，新疆滅族並無證據）等之謊言。主流媒體成為政府發動輿論戰、宣傳戰之工具，其中大名鼎鼎之紐時更是無役不與。 6. 美國前CIA主任William Casey於1981年2月對總統 Ronald Regan說「當美國大眾對所有假訊息都信以為真 時，我們的假訊息計畫就完成了」。 7. 今年四月美國國會通過「策略競爭法案」，編列3億美元經費以利用、收買媒體及訓練記者等作為，對中國進行負面文宣。明目張膽編入預算，對美國的言論自由是極大的諷刺。 依據一份Edelman近期的民調，中國人民對媒體信任度為73％，美國為21％。良有以也！ 以上僅談了人權問題上的兩個課題，可知不同文化對民主，人權，自由等語意之內涵，意義及其重要性之詮釋有極大差異，並非可由西方壟斷，故以西方視角來觀察中國，其不妥已十分明顯。 三. 就業抉擇 （一）中國：中國思想是天下為公，與此對應的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傳統上，中國出類拔萃的人物大都以服公職為首選，以服務鄉梓為榮。隋唐以後，以科舉制度選抜人才，打破漢魏晉以來門閥政治痼疾，使得平民百姓都有機會通過考選，入朝為官，甚至做到公侯將相，古語「公侯本無種」，「不怕出身低」。中國平民向上流動之機會遠超過美國。 相較於中國民眾對政府滿意度極高，美國人民對選出的官員及民代，滿意度甚低。（pew調查2018)。很多熟悉中、西方高級官員的外交界人仕，常感慨西方官員素質，遠不及中國同級官員。中國論者如張維為、李世默則解釋說：中共中央組織部，全面網羅人才。從中、小學生開始，到地方幹部，層層疊疊績效考評，選優汰劣，只有頂尖中的頂尖，並在各階層都表現優異者，才能步步高升，最後擔任國家級領導。如此，大體上保障了領導者的高素質。中共這幾十年來強調「實事求是」，依據事實及實際資料之調研，以為決策參考，大幅改善官場以往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之風氣。 如今中央組織部網羅人才的方法，或許可視為「科舉」制度的現代版；有能力的人，可以通過實作表現，從厎層晉升到高位，既提昇了領導者的素質，亦促進了社會階層的流動。這也可以說是中國「尊賢尚功」傳統的一種實踐。有評者給它一個洋名meritocracy，中文譯作「賢能政治」，尚可達意。 「衣食足而知榮辱」，近年來，中國民眾之「自尊」表現，舉世矚目。中國共產黨員人數近億，雖入黨時之篩檢嚴格，其中良莠不齊，在所難免。但新冠疫情爆發時，自願請纓赴第一線的醫護人員，因染疫而捐身者共496名，其中具黨員身份者328名。中共扶貧的成功有賴黨員的奉獻，自願下鄉至窮鄉僻壤，在極艱困環境工作者，亦以黨員居多。這不能不說是個人道德的體現：榮譽感與責任心。 （二）美國：在西方，民眾與政府互不信任，在「政府本身就是問題」觀念之下，一個有志青年想成名或發財，開公司、進銀行、當律師，甚而做學者，都比出任公職更有出息，因而頂尖人才大多不屑做官。哈佛大學教授Stephen Walt在他寫的「The Hell of Good Intenions」一書中感嘆，由於美國社會追逐財富之風氣日盛，像George Marshall這種拒絕以公職服務為個人牟利機會的人物，其風骨難以再現。以此，美國就是有中央組織部也沒用。──中國傳統上這種根深蒂固的「學而優則仕」思想，只怕不是西方人或其他國家能體會的。 四. 貪腐 （一）中國：自明、清以後，官場之貪腐，對應低層民眾之貧困，是中國之宿疾。如今西方媒體詆譭中國，不遺餘力，但未見有關貪腐之攻擊；似乎見證了近年來中國在打貪方面確有改進。 中國宋代理學盛行，士大夫講究「氣節」，故貪腐現象相對較少。高風亮節的名臣，如范仲淹、包拯、虞允文、文天祥…，不勝枚舉。明代貪腐之風大盛，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官員的俸給不足飬家糊口。清官如海瑞，其生活之艱辛，非常人所能忍。故而貪腐成風，貽害數百年。 以中國貪腐積弊之深，雖有近年來自中央的大力打貪，但難以做到弊絕風清。然現實環境中提供了兩個有利條件：一是手機之普及，電子支付導致現金流量大幅降低，老式的金錢賄賂幾不可行，亦易於被告發。此外，如工商登記等手績，亦因電子化而流程簡化、透明，因而使承辦人員無從上下其手。科技加速了社會進步。 （二）美國：美國資本力量龐大，形成各類利益團體，不但操縱有關財稅之政策，立法，及法令之修訂等，更可藉鑽營法律漏洞以積斂財富。美國頗多財稅法案，是由相關遊說團體起草。美國的金錢已經嚴重腐化了美國的政治體制。在Kishore Mahbuani 「Has China Won 」一書中有精闢的看法：「在絕大多數國家，當個人或團體以金錢去影響公共政策時，會構成行賄罪，但在美國已經在最高法院的解釋下，合法化了。」 五．東西雙方之價值思想及社會現狀 （一）中國 1. 中國的價值優勢 中國文化特色之一，來自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以及「度」的觀點。相較於西方重視個人自由及個人人權，中國更重視自由與平等之均衡，權力與責任之對稱，個人自由及權利得以節制。 中國文化另一特色，便是它的多元性，包容性，能吸收外來文化的優點去蕪存菁並將其內化，因之中華文化成為具有生命的有機體，能歷久常新。這種韌性使得中國歷史上，雖多次遭受異族入侵，仍然屹立不搖，成為世上唯一存在的古文明。 中國自古為集體社會，傳統重視道德修養，以匡正君主，規範人際關係。孔子說「為政以德」，管仲提出四維，由主政者到士子都要明心養性，進德修業，德為立國之基。 中國強調和為貴，重視敦親睦鄰。儒家倡導「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兼善天下」，禮運大同篇提出大同思想，推而廣之，便是一種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觀念。中國大陸倡議的一帶一路便是在此種理念下，結合世界各國共同合作發展經濟及基礎建設。這個計畫規模空前，具有巨大風險及挑戰。但是它讓貧窮的中亞及非洲等地區看到了未來及希望，它是協助貧困國家脫貧的最有效的途徑，且可促進區域穩定繁榮。對世界未來發展具有關鍵的影響。 西方在優勝劣敗的思想下，其核心價值中從來都欠缺和平。習近平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2015)一般性辯論時的發言中指出：「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他把和平放在第一位，促進及維護和平應該是人類最重要的公共善，也是世界共同的責任。 在中國文化強大力量之下，孕育了世界最先進之科技，迄至明朝，中國在造船、天文、醫學、數學、化學及農業等，都居於世界前沿，對世界文明有重大貢獻。 2. 中國的社會現狀：中國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可以說由不同思想與制度中，吸取各方經驗及長處；例如其一黨專政及集中政權乃源自中國傳統「定於一」之君主體制。其力行之賢能政治，乃沿襲歷朝之科舉選考制度之作法。其重視教育及民本及人本理念來自儒家思想，其土地公有及國家資本制度係取自馬克斯理論，而市場經濟則參考西方資本主義，結合各家之長，型塑而成。印裔學者Kishore Mahbubani稱 CCP為中國文明黨，不無道理。 相較於西方世界宣傳的中國的治理是高壓的，僵化的，不透明的；Kishore Mahbubani 在「Has China Won」一書中指出，中國經過幾十年來不斷的政治改革，是世界上最具智慧的政府之一。它有一套最有紀律，最為嚴格的篩選程序，頂尖的人才方能進入政府服務。它的官僚系統反應快速，具應變彈性，問責性強。它執政團隊之規劃，動員及執行能力無疑是世界最強的。 密西根大學政治教授Yuen Yuen Ang稱，從1978年開放市場以來，中國共產黨內部發動一系列改革，它實現了許多民主的特色，特別是問責制，競爭制，及適當的限制黨權。成為獨特的集權及民主的雙軌制，它是一個具高度彈性的資本化機器。 中國社會治安良好，人民在生活上，享有的自由與富裕是有史以來從所未有的，是世界出境觀光人數最多的國家，近年來出入境之人數高達三億人次。各類國際活動頻繁，加之手機普遍，強化資訊流通。實行全民教育，教育經費逐年成長，教育水準高，每年並有許多國外學成留學生返國。種種因素使得人民素質迅速提昇。 日本拍的視頻「疫情下的中國生命動力」，有生動描述。美國史丹佛大學心理學家Jean Fan於2019年出版「American Life is Alive in China」,其中有兩段：由她的觀察「中國正發生深沈的，脫胎換骨式的變化，不是親身經歷，讓人難以置信。對應美國的停滯，中國的文化，自我觀及士氣快速發生變化─大部份是正面的」。「我每年都訪問中國，這幾十年來中國雖然進步快速，但人民生活品質，遠不如美國。自2018年以後，這種現象有了逆差；感覺上在中國的生活要優於美國。中國的污染及貧窮消失了，感到的是清潔，秩序，現代化及舒適」。 (二) 西方 1. 西方的價值優勢 西方在理性及邏輯的基礎上孕育出燦爛的科技文明；在思想上，倡導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理念；工業革命後，西方之進展一日千里。發展出現代化之財政，金融，商業，運輸及生產製造等系統。大幅延長人類壽命，增進人類福祉，改善人類生活，而使近數百年來西方能執掌世界霸權。 西方開放思潮下，個人的思想，行為得到充分解放，個人的聰明才智得以盡情發揮，而產生了許多偉大的思想家，藝術家，科學家等，豐富了人類的精神生活。美國自由，開放的環境吸引了大批的國外人才。高水準的大學，作育英才，推動科技研發及創新。奠定美國今日強大國力的根基。二次戰後，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霸主，為維持世界和平，促進世界交流及貿易，並援助貧窮國家，主導成立之世界組織，如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雖然有部份原因是與前蘇聯冷戰對抗的戰略考量，但不能不承認，其中有其人道關懷及道德思維的部份在內。 2. 美國及西方之現代困境及價值扭曲──西方精神及道德之殞落 西方資本主義之發展之及個人權力的擴張導致民粹橫行，社會貪婪及享受風氣瀰漫，道德及精神文明以此衰落，可由以下各方面觀察； 西方諸國抗疫不力，彰顯的是他們政體及治國能力之缺失；西方將抗疫失敗委責中國，彰顯的是他們自信的喪失；西方諸國對美國長期的踐踏人權，及大量的反人類罪行，表現的卻是集體的失語與噤聲，彰顯的是他們道德勇氣的缺乏；他們脅從於美國，大肆批評新疆的人權，彰顯的是他們罔顧客觀事實，喪失國家立場；大批難民流亡歐洲時，他們卻相互推諉，吝於安置，疫情嚴重時，他們卻大幅囤積壟斷疫苗，彰顯的是政治人物缺乏遠見及擔當，屈從民粹。 繁華落盡後，突顯出西方人道精神的衰微及價值光環的失色。西方老矣！ 3. 美式民主制度及資本主義之衰敗： 蘇聯解體後，美國的聲望及國力達到顛峰，他們沒有了敵手，而逐漸喪失了警惕心及自省力。.美式之民主制度及資本主義欠缺制約機制，而致兩者皆步入極端。 ( 1 ) 美式民主主義之虛幻: 當民主主義無限上綱時，民主之內涵益趨空洞。美國民主選舉，滋養民粹，壓抑理性，鼓動仇恨，製造分裂。美國慣常戴著假善的面具，推銷他的價值及民主制度，到處策動顏色革命，而其用心是要永遠統御全球，其他國家只能在他們制訂的國際規則之下，跟蹤其後，提供他們所需之資源，服務，做他們的廉價工廠。他們的國民能永遠享受與他們生產力不符的富裕生活。 1953年伊朗總理摩薩台，1954年瓜地馬拉總統阿本斯，1973年智利總統阿葉德，均以民主票選方式當選，而同遭CIA策劃，被暗殺、顛覆。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於2018年由人民選出，在選舉期間，美國律師協會，兩度組團赴該國觀察，瞭解選舉狀況，結論認為選舉沒有問題。但美國媒體依然大肆宣傳該國選舉舞弊。其在野黨領袖瓜伊多在美國支持下，自命臨時總統，使委內瑞拉陷入紛爭混亂。蘇俄總理普京係由俄國人民選出，但美國依然公然干涉俄國內政，支持其反對黨領袖納瓦爾尼，並聯合西方媒體肆意報導所謂「下毒」陰謀。美國僅在非洲一處策劃的政權顛覆活動就超過五十餘起（見維基百科）。美國蔑視國際公義之惡行可謂罄竹難書。今年4月間，丹麥的民主聯盟基金會於53個國家進行民調顯示，認為對各國民主制度最大的威脅是來自美國。 （2）美式資本主義之掠奪： 新自由主義近數十年之興起，使資本力量的擴張變本加厲，資本綁架了美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形成制度改革之阻力。美國聯邦法官伯克說「自由主義全面腐蝕了我們的文化。」美前總統艾森毫於卸任前夕演說時稱，「軍工複合體已經創傷了美國靈魂」。美式民主下，權力與責任失衡，個人權力慾望膨脹，財富成為橫量人生成就及價值的終極指標，貪婪之風氣大盛。企業及個人追逐財富可以不擇手段，不顧道義。美國訴訟案件、相關訴訟費用及律師人數同時大幅飆昇（Litigation Nation: A Cultural History of Lawsuits in America，Peter Hoffer），加大了社會創傷。 大陸喬良將軍說「20世紀最重要的事件，不是一戰，二戰，不是蘇聯解體，而是1971年8月15日美元與黃金拖鉤」。 自美元脫離金本位後，美國可以無限制發行美鈔。其財金紀律鬆弛，動輒量化寬鬆，以鄰為壑，向外轉嫁通膨壓力，釀成全球金融風暴。美元背後是他龐大的軍事實力，這兩者相結合，他可以在世界各地進行經濟剝削：美國通過貨幣及美債的國際流通，利率的操控，並以其軍事力量制造地區衝突，重創當地經濟後，以低廉的代價收購當地企業資產：大剪羊毛。冷戰後，蘇聯解體，世界武裝衝突之態勢和緩，但美國對外之軍事動員由冷戰期間每年1.1次增致每年6.1次。 中、美兩國都有財富不均的問題，但其嚴重之程度差異甚大。中國頂層1％富人之收入是底層50％收入的47倍，而美國是138倍。自80年代以來，美國頂層千分之一之富人，其財富增加之幅度，較頂層百分之一之富人，高出2.33倍（Winners Takes All, Anand Giridharadas），美式資本主義以錢聚錢之不平現象，加深了美國文化及社會分裂及斷層。 （3）美國政府的脫序： 美國多年來企圖在中國剪羊毛，為制造中國政局紛擾，不斷挑動中國與周邊矛盾，如黃岩島（菲律賓），釣魚台（日本），薩德飛彈（韓國），及占中事件（香港）等，俱被中國一一化解。為阻止中國之崛起，雙管齊下，一方面聯合其盟友，阻止中國取得尖端科技，禁用中國高端商品，設法與中國拖鉤。另一方以其強勢之話語術，大力進行負面文宣，散播各種謠言，為破壞一帶一路，散佈不實資訊，挑撥中國及伊斯蘭民族的矛盾，資助恐怖份子，制造沿線地區不安。 美國長年違反國際法及聯合國制訂之國際規則，任意退出世界組織，多邊協約，毀約背信。濫用長臂管轄以打擊對手。宣揚乾淨網路，但長期暗中監聽他的親密盟友等之作為，在在扭曲了美國傳統之價值觀。川普上台後，更使得理性退位，社會道德底線淪喪，美國在國際聲譽，信譽及軟實力快速下降。 4 .西方之反思 近數十年來中國之快速崛起及新冠抗疫的驚人成績，引發了西方的震驚與忌憤。假如沒有如此明顯的對比，西方仍然可沈醉於歷史已然終結，民主是普世價值的幻想中。但西式民主近年來問題叢生，民主的品質普遍下降，許多新興民主國家成為失能，失敗國家。西方不少有識之士，也已對西式民主提出批判與建議。 諾貝爾經濟得主J．Stiglitz稱美國的選舉早被資本所操控。他指出美國非但是全世界財富最不均的國家，而且也是機會最不均的國家。他的「one dollar one vote」，政府是「for the 1%, of the 1%,by the 1%」真是一語中的。不少學者與政治人物包括美國前總統Jimmy carter，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 Martin Gilens，西北大學教授 Benjamin I Page 等均稱，美國已為少數有錢有勢之精英控制，成為寡頭政治。為了維護這些家族之既得利益，美國社會到處都是拆了樓梯的高樓，到處都是隱形的天花板。一般人民對政府政策之自主影響力幾近於零。頂層富有的世襲家族，成為美國新興的貴族階層，新興的統治階層。 「歷史的終結」的著者，法蘭西斯福山對民主的信仰也逐漸破滅，2017年稱「上街頭或網路投票之類的直接民主是不可行的，因為：多數民眾並沒知識水準和時間去了解極度複雜的政策和未來影響，最後只能被簡單口號操縱投票，等於被媒體老闆操縱。直接民主，作為政府形式之一，是完全無法運作的。」Jimmy Carter亦稱：「選舉不能保證民主政體，尤以在數據時代為然。」Capitalism on a Ventilator一書中有多篇比較中，美的政體及中國社會主義的特色及優勢。 美國最為著名的哲學家之一，John Rawls認為「一個社會中當優勢族群對生活能獲得更高的期待的同時，其最弱勢的群體的期望也能得到改善，方才是社會公義的實現。」在這重意義上，中共的體制似乎更具社會公義及更趨近民主。 結論 一． 美國的抉擇： 西式民主是程序性的，是法條性的，實質上犧牲了社會平等及公義，至於民主原宗旨如何，似已不再重要。西方的民主及人權神話已瀕臨破滅。民主除了定期選舉及多黨制以外，其他的已經所剩無幾。民主的根基已然腐蝕。一個無所逃避而必須面對的問題是：西式民主的價值及意義何在？它還能持續多長？ 美蘇冷戰期間，George Kennan的長電報中建議美國對蘇之對抗策略：「美國的成功，很大一部份是取決於美國自己社會的健康與力量，要能在世界面前展現成功的內部治理，享有精神動力」，「要謙虛，不要羞辱你的對手」。美國要與中國對抗，這些看法今日來說依然適用。 Kishore Mahbuani 說「西方的社會是開放的，但西方的思想是封閉的」。1996年，美國哈佛大學的杭丁頓(Samuel P. Huntington)就提出「文化衝突論」：西方的文化傳統，與其他文明有難以調和的扞格，警告西方要團結備戰。這種論調反應的是西方文化的傲慢及欠缺包容。各種不同文明雖有本質上的差異，但卻沒有理由不能共存。 美國以往靠經濟及軍事力量領導世界，但在經濟實力被東方逐漸超越後，獨霸世界之局面已難以為繼。美國必須學會與其他文明相處，要學習尊重不同的族群、文化、信仰及政體，不再干涉他國內政。Kishore Mahbubani說「美國以其兩百多年之立國，卻要對一個有四千多年文明的中國指指點點，是極度的傲慢。」美國要自覺的放棄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主義及西方文化的優越感以及潛藏於深處對「黃禍」的偏見及岐視，要由山巔走下來，以平視取代俯視世界的態度。美國要成功，不是針對中國制訂各種打壓方案，而是要先展現成功的內部治理；要能打破它長期形成的貴族，統治階層，解決貧富不均，社會分裂，種族歧視等之問題。美國要能提升它底層50％人民的生活水準，改善它的基礎設施。否則只會加速它的社會分裂及沈淪。 中國是世界最大貿易國，世界最大消費市場。美國要改善經濟，提升他底層人民的生活水準，它需要大陸市場提供價廉物美的物品。它國內的產品也需要大陸的龐大的消費市場。在基建上更需要大陸的優異產能。美國對中國的需要更甚於中國之與美國。無論美國要阻止中國之崛起，壓制中國經濟之高速成長，還是呼籲中國人民起來反抗中國共產黨，這些措施皆欠缺道德的正當性、合理性，實務上之可行性，只能以失敗收場。 歸根結底，美國未來有兩個選擇，其一是坦然面對並接受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事實，而重新尋求他新的世界定位。美國前總統Bill Cliton於2003年在耶魯大學演講時，曾說「美國要準備好，有一天它不再是世界上唯一的大國，必須要與其他大國共同分享世界舞台。」以美國人才之豐沛，科技之先進，大學之卓越，冒險創新精神之勃發，它既使不再享有世界單極霸權，在國際間仍然具有舉足輕重的實力。美國若能改善它的內部治理，重塑他的價值體系，尋求國際合作共同面對人類各種迫切問題，可以重新贏回世人的尊敬。 當然了，美國還有一個抉擇，冒著相互毀滅及造成人類浩劫的危險，與中國爆發熱核戰。 二．中國的道路 中國是世界上產業鍊最完整之國家，已充分融入世界市場，美國要與中國打貿易戰，要與中國脫鉤，其結果反而可能讓美國陷入孤立。中國人深知「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美國及西方對中國之種種打壓手段只會轉換為激發中國自立自強及團結合作的動力。 文化是中國核心能力之基礎，中國共產黨的成功便是它在中華文化的基礎上經過摸索，改革，粹煉而走出一條與時俱進之特殊道路。為尊重及維護自然環境，持續經濟發展，在傳統「天人合一」的思想下，中國提出建立生態文明型社會，通過十幾億人民共同努力，以建立起一個富強，康樂，美麗，和諧的國家為目標。 中國近四十年來，不對外動武，不對外輸出共產主義，不輸出意識形態，不干涉他國內政，中國是唯一一個和平崛起的現代大國。中國無意爭霸全球，但積極向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路途前進，卻不是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 回顧以往兩千餘年來，中國總體經濟一直高居世界首位。近兩百年來西方的霸權只是歷史的短暫異象。因之東方之再興與西方之衰退，不但是歷史的趨勢，更是回歸歷史的常態。 ** 2021 年6月18日原載於 紐約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