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這個勞工節周末，我讀到極為有趣的一段話。這段話出自一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外交顧問 Richard Fontaine之口：“在伊拉克，我們推翻了政權，佔領了它，結果它下了地獄（went to hell）。在利比亞，我們推翻了政權，沒有佔領它，結果它下了地獄。在敘利亞，我們沒有推翻政權，也沒有佔領它，結果它也下了地獄。所以，總之，這就是中東，不管怎麽樣，它都下地獄…”
           
這位顧問說的很風趣，但是，對哪些生活在“地獄“中的阿拉伯人而言，又未免太冷酷。在這篇《紐約時報》週刊介紹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外交團隊的報導中，這些專家們眾口一詞，都批評奧巴馬的政策太軟弱，他們一致認為，美國還應當採取更多的軍事行動。可是，我們要問，如果美國一開始的時候不去推翻人家的政權，中東會產生那麼多“地獄”嗎？

這裡牽涉到一個相當根本的問題，那就是中東各國的獨裁者：伊拉克的薩達姆、埃及的穆巴拉克、利比亞的卡達菲和敘利亞的阿薩德。他們有許多兇殘暴戾的行為：薩達姆，曾經用毒氣毒死一大批反對者；穆巴拉克，經常以酷刑對待穆斯林兄弟黨徒；卡達菲，曾經派遣恐怖份子炸毀國際班機；阿薩德對付異己的手段極其毒辣，等等。總的來說，他們都是惡跡昭着，可能死有餘辜。但是，對這些國家的廣大子民來說，比起內亂、逃難、饑餓和死亡的命運，他們維穩的暴力惡行是不是有其存在的價值呢？如果說他們統治的社會裡存在着極大的種族或宗教分歧，他們是否甚至有應當存在的理由呢？我們不妨拿利比亞作例子。

伊拉克地獄無疑是小布什一手造成的，而利比亞地獄則毫無疑問是奧巴馬和喜萊利的傑作。位於北非的利比亞，一個由許多大大小小的部落組成的國家，許多部落仍然以遊牧為生，它邊界開放，任何時候都有約兩百萬外國人在境內居住（在美國這些就是非法移民）。依靠石油收入，人民的教育和醫療皆免費，並且卡達菲和其他獨裁者一樣，都不是虔誠的伊斯蘭教徒，所以男女兒童教育機會均等。2010年12月，突尼斯一名失業的大學生自焚，引發了一場群眾運動，乃在阿拉伯世界掀起了所謂的阿拉伯之春（或許應改名為阿拉伯之冬）。西方媒體以為這是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乃立刻給予道義上的支持，以及其他明的和暗的支持。但是，它其實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群體參與的反抗獨裁的運動，一邊是穆斯林教眾，一邊是受過西方式的思想教育的知識分子。 突尼斯的群眾運動很快就傳到埃及與利比亞等中東國家。利比亞在2011年2月17日就發生了所謂的憤怒日（day of rage），也就是發生了重大的警民衝突。

奧巴馬和他的國務卿喜萊利大概是以為巨大的民主浪潮已經洶湧地掩蓋了中東大地，勢不可擋，不過仍然需要外力幫助才能得勝，所以就在一個月之後，3月17日，促使安理會通過了決議，理由是卡達菲對群眾運動的鎮壓有可能造成種族清洗，所以國際有責任干預。法國、英國爭先恐後地向利比亞進軍，并在美國的支持之下在利比亞上空設立禁飛區，以消除政府軍的空中優勢，同時向反對派提供武器和衛星情報。2011年10月，也就是在短短的7個月之後，反對派在美國的支持下把卡達菲射殺在陰溝裡。然後呢？出乎西方意料之外，然後利比亞很快就陷入混亂，一直到四年後的今天。我們可稱之為亂邦（failed state）。

《外交事務》雙月刊在本年3/4月號登載了德州大學教授 Alan Kuperman 的文章，題目是“奧巴馬帶給利比亞的災難”。文章說，事實證明，卡達菲鎮壓反對派的時候并沒有大開殺戒，沒有如西方媒體報導地挨家挨戶地殺人。據他取得的資料，死亡人數可能在1，000人左右。可是，在卡達菲政權垮臺之後，四年間族群衝突不斷，產生了兩個各自為政的政府和許多地方上的獨立勢力，死亡人數據作者多方收集的資料，高達10，000人。石油產量銳減，經濟活動低落，而被新政權驅逐的境內外國人也向四面八方逃難。他指出，另外兩個後果就是伊斯蘭恐怖主義份子潛入利比亞，以及卡達菲多年累積的精良武器流失在廣大的非洲。作者說，“在利比亞所犯的錯誤不是干預後的努力不夠，而是錯在一開始作出的干預決定。”奧巴馬後來也承認，這是他最感遺憾的一件事。

反對派在利比亞的成功激勵了敘利亞的反對派，使得該地的和平抗議轉變為暴力衝突，而奧巴馬在利比亞造成的災難使他不肯在敘利亞用兵。這是另一個悲劇性的後果。此外，埃及在推翻了穆巴拉克之後選出了的總統不是西方所期望的民主鬥士，而是穆斯林兄弟黨的莫西。莫西當政不久就被另一批軍人抓了起來，判了死刑，恢復了軍人專政，而這次美國就悶聲不響了。

根據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的數據，2014年年底，全世界的難民人數高達六千萬。比2013年年底增加了約八百萬，其中絕大部分都出現在中東。現在，這些難民，許多已經無法忍受在難民營裡的生活，大批大批地湧向歐洲。美國是製造中東難民最大的機器，但是國內正在為非法移民爭吵不休，所以遲遲不肯對難民問題表態。最近，看到德國居然肯收容八十萬難民，大概實在感到慚愧，奧巴馬宣佈願意接受一萬難民。可是，除非能夠穩定中東的局勢，數以百萬計的難民將不斷地敲打人們的良心，促使他們質問：美國，你支持民主運動，你要推翻獨裁，你怎麽替這麼做所造成的地獄性後果負責？是在這個問題的關照下，我們要考慮：到底我們應如何看待獨裁者和專制政權？我個人的結論是：第一，治比亂好。第二，在民智未開的地方，或者族群分裂嚴重的地方，民主運動只會造成內戰和亂邦，幾乎不可能產生穩定的民主制度，並且會對經濟造成嚴重破壞，而經濟發展才是人民生計的硬道理。第三，按照佛家的說法，地獄一共有十八層，獨裁政權優劣各異，可能佔據了上面的十層，而亂邦則佔據了十層以下的八層。

今年九月三日，北京舉行 “中國人民慶祝抗日戰爭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大閲兵。很多海外華人看了之後都振奮不已，中華民族經歷一個半世纪的積弱和外侮，已經一去不返了。

但是，這次閱兵却在台湾引起軒然大波，從党政高層到軍方將領，一致認為北京窃取了國府的抗戰成果，要求正視歷史。獨派的民進党和台联更是對号入座，認為大閱兵威脅到台湾的安全，甚至採取法律行動控告連戰賣國。

抗戰時期，國府從事敵前戰役，是抗日的主力，共軍接受國府領導在敵後牵制日寇，蔣委員長代表中國戰區接受岡村寜次的降書，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北京方面也意識到此，提出由双方共寫抗戰史的建議。

共寫抗戰史有其現實的困難，首先，很多史料都是官方檔案，其次，很多歷史學家都在官方機構工作，没有官方的支持，很難寫出公正詳實的抗戰史。我個人認為，只有签订和平協議，中止敵對狀態，雙方官民合作，才能共谱抗戰史。

共寫抗戰史的另一障礙是“一中各表”。93年的辜汪會谈，北京提出“一個中國”原則，台北堅持“各表”，就產生了“一中各表”這個怪物。根据“一中各表”，雙方互不承認，現在台北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把抗戰勝利歸功于對方所不承認的中華民國，豈不是出爾反爾，强人所難嗎？台北要北京正視抗戰史實，就必須回到“一中”，割掉“各表”這個怪尾巴。

我希望不久的將来，在北京慶祝抗曰戰爭勝利，是由海峡两岸共同参與。

109 期姚雲龍先生 “理念之爭 vs 民族大義” 一文中, “甯共毋獨〞四個字, 道出了我和無數熱愛中國者的心聲。
 
如今中共政權已不再搞政治鬥爭, 只專心富國強兵、謀利人民。使中國不再受到外力侵侮的威脅, 使百姓脫貧而能過上安和樂利的生活。經濟上走的是國家資本主義, 而不再遵循共產主義的教條。誠如姚文所言, 中國基本上已達到了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的要求。
 
而我認為中國目前所實施的政治制度, 比之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更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已摒棄一人獨裁無限任期的獨夫政制, 而走向了一個集體領導廣求諮詢的民主政制。不同于西方的選舉式民主政制, 這是一個有任期的、可以和平傳承的政治制度。國家的領導人都是從基層幹起而層層選拔上來的。成為國家領導人之前, 他們已有治理數億人口、解決過無數難題的行政經驗。相比較, Obama 只當過一任参議員, 而完全沒有行政經驗, 難怪在他治理下的美國, 問題層出不窮。西方的民主制度是要花費上千億美元, 去選出伶牙俐齒、有個人魅力、而不一定有能力實才的領導人, 這種制度極勞民傷財而缺乏實益。所以中國選出的國家領導人, 都比西方民主制度下產生的領導人更為優秀。
 
在現行制度下, 中國政府是個有效率、能辦事的靈活政府, 所以能够史無前例地, 在短短三十多年間, 把一個一窮二白的中國極速提升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体, 使得幾億中國人脫貧, 使中國人能過上衣食不饋的小康生活。中國百姓有感於生活的改善, 對前途充滿了希望和信心, 所以有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的中國人民擁護中共領導的政府。相對於美國, 不管是共和黨或民主黨執政,  頂多也只有百分之五十多一點的人民擁護他們的國家領導人。西方國家常批評中國政府不具民意(Mandate), 其實能得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人民的擁護時, 這個政府就具有了充分的民意。由此觀之, 實質上民權主義在中國也已得到充分實現。
 
反觀台灣, 在蔣經國的威權政治領導下, 也曾經一度達了政府高效、經濟繁榮、民生富裕的局面, 但因沒有一個適當的傳承機制, 以至於產生了一個今天困頓混亂的局勢。在後蔣經國時代, 台灣施行了先天已是老態聾鐘、破洞百出的西方民主政制, 再加上台灣特有的民粹、政治意識、族群對立的因素, 使得台灣台獨猖瘚, 國家社會動蕩不安, 國勢衰落, 經濟疲弱, 民生凋弊, 這樣的民權主義對國家又有什麼好處呢 ?

全國軍民同胞們 ：

（且容兄弟套用當年蔣委員長致辭時所用的稱呼 。 並非自抬身價，卻是想先讓大家喚起對 “中國抗日戰爭” 的回憶）。
   
公元1931年日本軍閥發動918事變 ，入侵中國東北，不旋踵間，建立 “偽滿洲國” 作為進一步侵華的基地。轉眼 84年過去，國仇家恨並未因日本投降而得償。相反地，當年由於國際利害而被迫實行的“以德報怨”竟變成了日本忘恩負義的張本。至今，日本仍然不認為當年是因“敗於中國”而投降，因此加倍輕視炎黃子孫。在美國政客卵翼之下，肆其狂妄無知，意圖收回臺灣再度控制西太平洋。

而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東京和紐約的政客財閥們，狼狽為奸意圖消除炎黃子孫們在亞洲的生存空間。而我們還把自己侷限在“內鬥內行，外鬥外行”的笑話裡？還在 “是誰領導了8年抗戰”的舊夢裡喋喋不休？ 我知道，人人會說，“事實是越辯越明的”，來給“為了不同目的的嘵嘵爭辯” 下註腳。那我告訴你，“歷史是人寫的！” 不是 “日升於東落於西”，也不是“豬油對健康是益是害” 那麼不能辯或可辯。寫歷史，永遠是“誰胳膊粗力氣大”就是誰來寫。太史簡／董狐筆 5000 年來能有幾個？ 留下了甚麼正氣長存的遺產？
   
國共內鬥，早已變成了“ 老太太的被窩＋王大娘的裹腳”。不用再爭了。既然歷史由人寫，何妨“中國人的歷史，中國人寫？” 
   
“八年抗戰”，1937 －1945 不錯是國民政府領導為主戰力。但是共軍的貢獻，主要在敵後，當然功不可沒。而且從 1931 － 1937（九一八 到盧溝橋）的六年間風起雲湧的抗日行動裡， “共產黨、西北軍和東北地方武力”發揮了不少抵禦、阻撓和牽制的功能，更不能容許治史者 抹煞。簡言之，1931－37，共產黨和地方武力是抗日的主導（儘管不是第一線正面作戰）。1937－1945，則是 國民政府居功厥偉領導有方。（連戰說的“國民黨領導抗戰於敵前；共產黨領導抗戰於敵後”云云，我認為可圈可點，是顧全大局，開創合作的話。）
   
整整 14 年裡，國共互相詆毀、抹黑的行為造成了無窮後患。千百倍加劇了國際上認為“中國人是 一盤散沙”的譏嘲。國軍罵共軍扯後腿，卻不能為“剿滅新四軍”辯解。共黨罵國府濫殺無辜，卻無法為處決監禁為數不可勝計的“國特”（國民黨特務）澄清。這還不過是在千萬個悲劇中的小例子。多年以來，彼此拒絕原諒，容納對方。而隨著中國日見強大，“抗日神話” 竟在中國勢如燎原地流傳 ，嚴重影響了人們對真實情況的認知 。
   
兄弟並非史學家或“御用治史者”。但是兄弟深知：大歷史遠比小歷史影響大。所以我們何妨擴大“中國抗日史”，從《8 年抗戰》擴充為《14 年抗戰》？不必在小節上斤斤計較，就讓國民黨和共產黨在整個《抗日戰爭史》上，平分秋色，豈不快哉？
   
這篇短文的含義，切望大家告訴大家。兄弟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曹維鳴是也！若有指教之處，無任歡迎！！！！ 

由於中國股市猛升暴跌、出口大幅度下降以及人民幣貶值，全球股市為之震動，各種悲觀言論乃在報章雜誌上氾濫成災。對此，我們也來談談，或許能有助於對中國經濟的了解。
           
過去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有三大支柱。第一根支柱是外貿。自從鄧小平說，中國必需趕上最後一班車，接受了習仲勛的建議，開放四個經濟特區，邀請香港與海外華僑投資，并解放農民，准許他們進城打工，中國在很短的時間內構建了“世界工廠”，出口賺匯，為貧窮落後的中國經濟打開了一條廣闊的生路。這是有效利用來自農村的龐大勞動力所帶來的紅利。他們的辛勞配合了國際市場的需求，使中國趕上了“最後一班車”。
           
當然，幾乎所有國內外的評論都告訴我們，現在中國出現了勞動力短缺的現象，工資逐步升高，低端產品已競爭不過晚來的新興國家。加上 2008年以後發達國家需求疲軟，所以出口創匯這根支柱頂多只能維穩了。
      
第二大支柱就是房地產。在建國後的頭三十年裡，中國基本上沒有為居民建造住房，有的也絕大多數是簡陋的員工宿舍，有些還需要用公共廁所。改革開放的划時代功勞就是打開了一道阻擋了人民急迫需求的政治閘門，帶來了房地產的狂飃式增長。這個增長帶動了整個社會各種各樣的經濟活動，改變了都市地貌，也大大地改善了民生。據《中國能贏》一書作者宋魯鄭估計，中國老百姓擁有自己房產的家庭已超過85％。
           
可是，房地產大約在五、六年前就出現了超建。那時內蒙鄂爾多斯的“鬼城”被一位賣空專家 Chnos 作為預言中國經濟即將崩盤的證據。為了抵制全球金融風暴的襲擊，政府撥出了四萬億人民幣救市，加上地方政府依靠賣地來發展經濟，以達到預訂的 GDP 目標，以至於即使房屋空置，新項目仍然不斷上馬。據西方一家財經公司 McKinsey & Co. 估計，中國救市的整個規模超過17萬億，使總債務高達 GDP 的282％。雖然最近房地產市場稍有起色，但是當年的雄風已經不復存在了。
           
第三大支柱就是基礎設施的全面建設。只要到中國大陸旅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超過西方國家標準的現代化機場，然後是無遠弗屆的高級公路，再就是大城市裡一片一片的高樓大廈。當然，中國還有高鐵――未來經濟發展的本錢。中國修建的高鐵數量已占全球高鐵的一半以上。可是，基礎設施投資的經濟效益已經越來越低，而且產能嚴重過剩。西方專家說，中國依靠投資來抬高 GDP 的發展模式已經失靈了。
           
上面只是對目前情況最簡單的描述。如果想要進一步瞭解中國經濟的問題，不妨去網上購買一本由經濟學家 John Mauldin 和 Worth Wray 編寫的新書：A Great Leap Forward? 該書收集了十幾位專家對中國經濟狀況的分析。這些專家中有好幾位是曾經或者仍然居住在大陸的資金管理人，所以他們的意見不是從書本上得來的，而是從實際跟中國經濟打交道得來的。儘管他們多數對中國的經濟前景表示悲觀，但是少數仍然持着審慎的樂觀。一般來說，他們認為，中國應當不再強調要讓 GDP 達到百分之幾，而應當減少貨幣流動量，逐步去槓桿化（減債），同時進行進一步的改革開放，這樣，中國仍然可以達到4％ 到5％的增速。如果硬要達到更高的成長目標，那麽泡沫會越滾越大，終於會帶來爆破的後果。
           
其實，李克強在他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非常清楚地，也非常詳盡地討論到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和其中所涉問題，他深切知道中國的經濟需要改革和轉型，需要以增加消費來刺激經濟，需要創新和創業、需要工業升級、需要對國營企業嚴加管束，給中小企業更大的發展空間、需要讓市場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同時也需要擴大對外開放，等等。

可以這麼說，經過了三十七年史無前例的高速增長，中國的經濟有必要作出一次相當大規模的轉變。在轉變期間，如果增速放緩，那也絕對不是壞事。在上述三大支柱中，外銷和房地產這兩大支柱雖然說仍然重要，但是已經不能作為下一階段經濟發展的主力。下一階段最最重要的是增加國內消費的力度。這也就是許多專家所說的“再平衡”：讓消費佔到的經濟份額的比例增加，讓靠投資來支撐經濟的份額減少。國內消費力的增長將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第四根支柱。與此平行的就是減少貧富差距與打擊貪腐。加上這根支柱，中國的經濟就會另有一股新生力量投入。這個再平衡的成功與否將是習李領導班子的巨大挑戰。

另外必需提到的就是上面說的第三大支柱：基礎設施建設。西方專家普遍認為，中國在這方面已經做過頭了。可是，這是他們錯誤的地方。中國在基礎建設方面所累積的經驗和知識極為寶貴，而中國的工程團隊在這方面的競爭能力也絕對勝過發達國家。例如，《紐約時報》的商業版9月6日報導，剛剛合併不久的中國鐵路公司將在美國麻州設廠，為波斯頓的地鐵建造車廂。十月間，中泰鐵路將要開工。所以說，在習近平提出了“一帶一路”的宏偉計劃時，我們都為之浩歎，為之驚喜。因為一帶一路是把中國發展的最強項向外輸出，把在國內做的差不多的工作和取得的經驗向廣大的、缺乏這種能力的國家輸出，或者以較低的成本在發達國家競標。所以，當中國倡議建立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時，除了美國和日本之外，它獲得了幾乎是全世界的支持。歐洲國家不顧美國的阻擾，紛紛加入。我們相信，在今後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裡，連接歐亞大陸的一帶一路將為中國經濟的繼續挺進帶來新的動力。因此，我們大可不必為中國的經濟前景擔憂，雖然今後的一兩年難免會出現一些轉型的陣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