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被老共指名道姓的罵過嗎?
當我還是國防部心戰處上尉心戰官時,就被老共在海外傳媒上,組織文章把我罵了整整一個禮拜!
老共這一開罵,讓我獲得了經國先生的召見,王昇、許歷農、楊亭雲諸上將的青睞,以及中央日報社論主筆、蒙藏委員會研究委員等等,史無前例,後無來者的兼職。那年我才二十八歲。
此後十年,我在「心廬」、「劉少康辦公室」、「大陸工作會」這幾個反共、反統戰而名燥一時的單位,以無比的熱情,投身於所謂的「大陸工作」和「大陸政策」上。當時我真的相信,透過我們的努力,一定可以推動中國民主化的巨輪,促成大陸的「和平演變」。
「和平演變」?好文明的詞彙啊⋯⋯!這是五零年代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 在1953年提出來,對付共產陣營的策略。簡單的說,就是藉由西方民主理念的宣傳,自由市場經濟的推展,來逐漸改變共產國家人民的觀念,進而從這些國家的內部,來瓦解共產黨的統治。杜勒斯曾公開預言,共產國家的第三、四代人,必然發生「和平演變」。看起來他還真給測準了!
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 隨著共產國家陸續的經濟體制改革,果然也帶出了政治體制變革的思潮;一股所謂「民主化」的運動,從東歐橫掃到前蘇聯的各加盟共和國。影響所及,連中國大陸也掀起了一片波濤洶湧的「民主運動」,這就是後來大家簡稱的「八九民運」。
就中共而言,老謀深算,長於鬥爭的毛澤東,首先對這種「和平演變」的「戰略危機」,發出了警訊。1957年5月的「反右鬥爭」,六0年代和蘇聯爆發的「反對修正主義」鬥爭,乃至於,後來的「文化大革命」,相當程度上,都與防止「和平演變」有關。為了防止發生杜勒斯預言共黨第三四代人的和平演變,毛澤東提出了要「慎選革命接班人」的主張。
沒想到,中共建政後,第四個領導人:趙紫陽總書記,竟然就動搖了;而對以大學生為主,發起的「八九民運」,產生了同情。造成了「民運」浪潮幾乎席捲全大陸,百萬學生佔領了廣大的天安門廣場,長達五六十天之久。嚴重衝擊了共產黨領導的政權。最後,在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和多位中共第一代老革命的決定下,在1989年6月4日凌晨起,開始對天安門廣場的佔領者展開了武裝驅離行動,在西方媒體的報導下,造成了舉世矚目的「天安門」事件。當年,我36歲。
坦白說,「八九民運」爆發時,我是非常興奮又自豪的。我覺得我的「偉大志業」,得到了實際的進展,大陸民主化的和平演變,已可拭目以待⋯⋯! 沒想到,「六四事件」一棒子砸碎了我一廂情願的幻想。大陸學生固然不堪一擊,解放軍也沒毅然「反正」,站到所謂爭取自由民主的「人民行列」。
民主陣營領袖的美國,只管煽風點火,「六四」之後,卻又置身事外。至於,喊了幾十年「反攻大陸,解救同胞」、「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咱們「自由中國」,更是袖手旁觀,甚至於連對逃出大陸的「民運人士」,都不敢施予援手⋯⋯!
哈哈哈⋯⋯,我被騙了!我那不惜生死以之,燃燒青春,努力以赴的志業,竟然是一場冷戰時代的跨國騙局!我引以為傲,充滿了成就感的事業,竟是現代版「唐吉軻德鬥風車」的鬧劇!
是的!就是「六四」天安門事件,讓我開始覺醒了!從此,我對所謂的「大陸工作」,也迅速退燒,乃至於興趣全無了!時光荏苒,就在前幾天的六月三日,當年那個意氣風發的36歲中校心戰軍官,剛剛過了65歲生日。緊接著,就迎來了「六四天安門」事件29週年的紀念日。
雖然歲月如梭,似乎彈指之間就過了29年,但是,以30年為一個「世代」而言,實足以檢視一些前塵往事的是非得失。而海峽兩岸,這將近三十年的發展,則適足以互為對照。三十年來,正是台灣所謂「民主化」進展迅速,全面落實的關鍵階段。相對而言,「六四」之後,大陸的所謂「民主運動」則遭致打壓而停滯。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自從台灣「民主化」以後,經濟發展突然就停滯下來。相反的,。自從「六四」之後,即便在國際制裁圍剿之下,大陸的經濟發展卻飛躍前進,如今已然成為穩坐世界第二的經濟體。兩岸相較之下,恰有一辭足以形容:「三十年河東 ,三十年河西」!
1989天安門事件後的一兩年內,東歐共產陣營發生民主化巨變,1991年底,蘇聯更為之解體。次年,有一位名叫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的美國學者,寫了一本名為「歷史的終結」的書,斷言:意識形態的爭辯從此終結。「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已成舉世唯一出路。但是,經過二十年的觀察之後,2014年,他又出了另一本名為「政治秩序及其衰落」的書,徹底修正了他之前的主張,他終於發現「民主」不是萬靈丹,國家治理能力更為重要。
其實,29年來,我跟福山教授一樣,一直在反復省思:假如「八九民運」成功了,假如我們達成了「和平演變」的目標,今天的中國會是怎樣?我們根本無須走遠,看看台灣這二十幾年來,因為民主所造成的政府治理能力不彰,社會的紛爭和內部的撕裂,我要很誠實的說:
幸虧,當初我們的「大陸工作」失敗了⋯⋯。
(本文轉載自作者Facebook 2018 June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