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本文曾於3月30日在中国评论新聞网登出，，但是中评网把其中最重要的历史背景說明及对媒体的评论删掉了，本刊应作者的要求重新全文登出，以保存文章的完整面貌，希望大家理解。
主流媒體的定義就是部份大眾媒體能夠影響大眾的意識和意見，擁有大多數或是大聲量的讀者或觀眾而被認為是主要的媒體。當大眾媒體在某些議題上有了分歧，譬如國家預算開支，人民稅收，或經濟政策等就會產生不同的立場，分為保守派媒體和自由派媒體。當某一派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就會成為主流。這種現像在美國是常見的。可是在外交事務和國際關係上，美國媒體很少有大的分歧，除非在戰爭問題上。所以在國際外交議題上，主流媒體容易形成共識，也可以說執政者政府可以較容易地主導主流媒體。（國際事務的觀察研究多半受政府資助是其主因）但是，歷史給我們的教訓是：主流媒體在國際局勢判斷或演變上不是總是正確的，反而常是錯誤的。譬如二戰前的德國媒體對納猝的支持和日本媒體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推崇以及近代的越戰和中東戰爭的發生都有美國媒體的影響，這些戰爭災難可說受了主流媒體的誤導，也可以說被主流媒體引導產生錯誤。
當今在複雜的國際關係中，中美關係演變極為重要，這當然是因為這兩個世界大國是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美國自二戰以來成為世界超級強國，直到本世紀才感覺到中國的崛起勢頭太快，所以中國政策變成美國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美中關係始於十九世紀中，大約其立國百年之后，當時滿清腐敗，中國封閉落后，皇室懦弱。在過去150 年左右中， 美中關係從殖民帝國與殖民地的關係（<1900）到消極的支持中國國民革命建立共和國（1900-1937），變成反法西斯和日本帝國而變成了盟友關係共同經歷了二戰（1937-1949）。之後，美國面對了‘兩個中國’的選項，她選擇了退到台灣的中華民國（ROC）而沒有選擇統一了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PRC）， 主要原因是美國自命為全球反共產主義的領導者，對抗蘇聯帶領的共產集團。當然當時美國是無法預料未來的世界變局的。
從一個理性的戰略改變，美國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共和國為唯一的中國，邀請中國加入西方聯盟制裁蘇維埃聯邦。這經過了八年時間（1971-1979）才達成一個新的美中關係，美國放棄了台灣代表中國的想法， 但是美國仍然有同情ROC的參眾議員，他們在國會通過一個台灣關係法表示美國支持台灣安全及兩岸和平統一。新美中關係有過密月期和溫和階段直到蘇聯解體（1979-1990）， 而台灣則被引導醞釀全民選舉式的民主運動，在後兩蔣時代李登輝（1988-2000）更是積極培養在野黨（DPP 1986 成立 ）於2000 年執政。冷戰之后，中國經濟經過改革開放快速發展，而台灣的民主制度選出了一個貪污的陳水扁（2001-2008）處心極慮推動台灣獨立。美國基於上海公約承諾只承認PRC, 不得不壓止陳水扁的台獨運動以致配合台灣清算陳之貪污案件，凍結了陳在美屯集的貪污贓款。
到了二十一世紀，中國的進步更為迅猛，經濟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使得美國憂慮。美中關係開始緊張，在奧巴馬時代（2009-2016）， 美國發動‘回歸亞洲’和「平衡勢力」政策針對中國。到了川普上位（2017-2021），他更加大了反中抗中的言行，先發起關稅戰對付多項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再發動科技制裁，並在輿論上攻譴中國，使美中關係摔落谷底。美國主流媒體几乎空前一致地為反中造勢。拜登上台之後，雖然反對川普的外交行為粗糙，但在中國問題上, 本質上沒有改變反中態度和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受主流媒體的壓力。美國媒體在中美議題上有不理性的表現，意識形態掛帥，報憂惡不報喜善，甚至制造假新聞而忽略事實數據。拜登的中國政策似乎被鎖在媒體的包裝箱裡，無法澄清也不能表達新意。這在最近的美中2+2 高層外交會議中（Anchorage，3/18-19/2021）表現無疑。這種不理性的中國政策將使美中關係推向危險隧道，無法回頭。
在兩國高峰會議中，把國家安全問題放在首位，再談經濟和其它問題是合理的。但是從安克瑞奇會議中，美方提出的議題來看，美國似乎離開了理性，或許是受了不理性的媒體影響。我們就以此次2+2會議美方提出的四個題目，產生了火爆的沖突，來討論一下‘理性外交’的問題。
美方拿出了人權大旗做開場白，提出西藏，香港，新疆，台灣四個議題。我們首先來看西藏人權問題。美國拿西藏說事，諷刺渺視中共專制制度，已有几十年。在其間，中國排除了西藏古老的宗教壓迫藏人的制度，在神權行為控制下，藏人生活於貧困中，現在西藏人生活品質改進，基礎設施進步，只有老制度下的藏僧損失了他們的「宗教權力」。在理性的分析下，西藏對美國不會產生任何國家安全問題，它只會使它住在喜馬拉雅山的印度鄰居羨慕和感覺落后。美國拿西藏來說事前，真該再去西藏看看。
美國提出香港問題也是不理性的。美國的媒體用雙重標準來看待和報導香港暴亂和美國的首都暴亂，說港亂暴力者是民主英雄，說華盛頓抗議暴力者是罪犯叛國賊，這完全不能把美國放在道德高地。從香港的歷史來看，在英國佔領香港百年中，香港居民只有有限的經濟自由，完全沒有政治自由和權利，更不用說民主了。西方人喜歡住在香港因爲它是一個自由貿易港，有極大自由而很少法律管制。香港歸還給中國后，在一國兩制下，香港保持了繁榮，建立了地方民主體制和加強了法律維護香港的法治和安全。這又會怎樣影響到美國和英國的國家安全？
美國前國務卿龐佩鰲用「集中營」和「種族滅絕」等字眼控訴中國在新疆對維吾爾族人的治理。這種不實的謊言控訴在國際輿論上已造成紛爭。布林肯和沙利文居然要繼續炒作。中國的憤怒是可以理解的。新疆維吾爾族的人口從5百五十萬增長到一千兩百多萬人（增長率是漢人的十二倍），這像種族滅絕嗎？中國與伊朗，阿富汗，和許多阿拉伯和穆斯林國家的關係都比美國與他們的關係好。美國完全忽視穆斯林國家在會議中公開表揚中國應對恐怖主義和在國內應付恐怖份子的成績，只會使美國信譽更加掃地。在2+2的會議中提這些謊言控訴只會給自己打臉，特別提醒別人看看美國人對穆斯林人做了什麼事。
台灣問題關聯到美國國家安全是因爲美國自二戰后把台灣當做第一島鍊的一環防止共產勢力擴張。上面所說的美中關係演變史清楚的告訴我們，是美國自己選擇糢糊的一中政策，把台灣當成一個可用的籌碼，糢糊的作爲第一島鍊的一環。中國對和平統一台灣已經堅持和耐心地等待了72年。美國沒有法律依據否認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問題。賣軍火給台灣賺些錢不是什麼光榮的事，明明知道台灣人民的未來只有與大陸保持和諧關係向統一邁進才能保持經濟繁榮。台灣的出口經濟和對大陸的依靠比任何政治理念都有說服力。由香港在中國憲法和國家安全法下迅速回歸和平穩定看來， 台灣在一國兩制原則下會和香港一樣保持繁榮，只可能更好因為台灣人地資源都更豐富。美國應當知道在中國繼續發展的趨勢看來，美國的圍堵戰略已經過時了。中俄本非如此密切友好，是美國的圍堵戰略加強了中俄的合作。這對美國有利嗎？
我們該問問島鍊圍堵共產擴張是否還有意義？一個理性的答案是：當俄國要在古巴放置導彈時，美國發了狂。美國成功的防止了蘇聯在古巴放火箭，但是美國沒能成功的防止南美洲國家實驗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一個國家有權利選擇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如何改變進步。事實上，中國實行的共產主義沒有比美國左派或左翼民主黨更像共產主義。所以美國的中國政策應當理性地離開意識形態，採取實用主義走合作競爭的模式（cooperative competition model)
前面談到，主流媒體不見得是正確，雖然他們很會包裝成政治正確。目前流行的反中負面媒體報導很少有事實證據，多半是把少數反中人士的話放大配合政治議題。舉例，像參議員，馬可魯比歐，泰德克魯茲和眾院議長南西佩洛西，他們對中國都沒有親身體驗或第一手訊息，他們搞的都是邀請反中人士制造媒體照像機會和利用國會搞政治色彩的聽證會。這些活hui主流媒體的頭條，把民意和國家帶入危險的意境。如果我們搜索一下二戰前德國和日本的媒體頭條，我們可以看到與今日媒體非常相像的搧動性新聞。
那麽什麼是理性的中國政策呢？所謂理性，就是要離開意識形態和接受現實。我們必須認識中國和美國在那些領域是競爭對手和在那些領域可以是合作伙伴。相信兩個大國只有競爭，競爭就產生贏家和輸家沒有共贏是錯誤的。競爭沒有合作不能達到共贏，但有競爭也有合作就會產生雙贏。我們可以用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競賽來作例子。運動員在競賽中競爭，但在訓練時，他們合作，比賽的結果不但產生冠軍，也產生亞軍，和不同名次。實際結果是所有的運動員的成績都每年提高了。這就是合作競爭的概念（Cooperative Competition 或Co-Competition）
美國和中國在貿易，投資和經濟開發上確有競爭，但是在這些競爭中也有可合作成為合作性競爭。在軍事和太空競爭上，中美其實不應該競爭。因為我們都知道競爭的結果是破壞經濟，浪費資源，甚至互相毀滅。如果除去這些競爭，可互相得利，上千億的錢可以省下來用於社會福利，醫療，養老，和創新研發。如果競爭的項目採用合作競爭摸式，互贏多贏的機會很多。用太空探索舉例，合作競爭會讓人類更早登上火星，更早了解太陽星系而不會讓人類走上太空戰爭之路。不但中美關係美好，全人類關係也會良好！從美國百姓的觀點，我們希望美國媒體做些反省，不要炒作民意，從實報導新聞，表揚理性外交，推崇合作競爭，做到媒體溝通資訊的職責。
作者：張一飛，美國中美論壇專欄作家，畢業於台灣成功大學，來美四十餘年，現已退休，仍致力於推動中美文化及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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