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二十多年前，為了讓小孩子練乒乓球，我暑假期間帶着他們到北京，並接觸到好幾位非常熱心的乒乓球教練。雖然小孩子的球藝丫丫烏，可是那個集訓單位卻有不少高手，包括從歐洲去練球的一流球手。還有一些是回祖國練球的台灣中學生。接受我兩個小孩子練球的是該單位的一位負責人，他曾經在周恩來的乒乓外交之後被邀到美國教球。乒乓球在當時的美國極不發達，沒有什麽經費，所以他來美後就住在一位發燒友的家裡。我碰到他的時候他已經回國許多年了，可是他仍然念念不忘當年在美國的經歷。他對我說，“在中國活了一輩子，只有到美國之後我才知道，什麽是自由。”
在我與他的短期接觸中，他一再重複這句話，所以我後來就請問他：什麽是他體會到的自由？他說，“我感覺到的是，在美國，一個人只要不做按照法律不能做的事，他什麽都可以做。”
常年生活在外國的我，對這句話，老實說，沒有什麽感受。直到去年，當李克強提出要在上海建立自貿區，並且自貿區的最重要的一項創新是制訂一份“負面清單”時，我才真正了解到這位教練的話的絕頂深刻性。且不管西方哲人怎麽下定義，自由的一個簡單定義就是：除了有些事情，按照社會道德標準，或法律規定，不應做或不准做以外，一個平民可以做他想做的和能力所及的任何事情。
針對上海自貿區，李克強制訂了負面清單，其目的當然是為了替人民幣國際化鋪路，可是這項舉措突破了中國自古以來的傳統，那就是：一個人從小到大必需做父母、地方官吏和皇上認可的事。認可的思想與行為可以因不同的權威和不同的時代而有時嚴苛有時寬鬆，所以是個難以捉摸的正面清單。除非遁走山林，一個人基本上沒有負面清單式的自由。我們不妨舉一胎化的例子來說明。
儘管大陸當政者和學者專家知道，中國現在已經初步陷入了人口老化和勞動力不足的境地，所以放棄了雷厲風行了三十多年的一胎化政策，可是，他們硬是不能徹底放棄正面清單式的行政模式，所以他們弄出了個所謂“雙獨生二”的政策。為什麼不乾脆說，只要身體健康且具備經濟能力（負面清單），生多少個兒女由每個家庭自我決定？難道人口會暴增嗎？當然不會。隨着城市化的進程，生育率可能會繼續降低。但是，政府仍然不肯放棄正面掌控出生率的權力。人們可能很難想象，自由與否，差別就在這裡。
再舉個例子。上世紀三零年代，史大林在蘇聯推行農業集體化政策，目的是把農民勉強維生所剩下來的物資投入工業發展。可是，農民的積極性因此大幅度低落，甚至斬殺自家的牛羊也不肯交給集體農場，並且紛紛逃往城市謀生。史大林因此規定，不准農民改換戶口，將他們禁錮在田地裡。毛澤東師承史大林，也在大陸上推行了不准農民離開農地的戶籍制。他更進一步，在農村裡搞起大鍊鋼來。改革開放為農民帶來了機會，他們成千上萬地湧進城市謀生，但是直到建國六十四年，習李上臺之後，大陸上才開始作出歷史性的突破，預備打破城鄉二元制。雖然這是在農民工成為二等公民幾十年後才實行的改革，可是它已經非常了不起了。不過，它仍然留了個尾巴：城市以大小分為好幾等，有些准農民變成市民，有些依然不准，並且實行起來還有許許多多的細目規定，如居住了幾年以上才能拿到居民證，享受醫療服務和讓小孩在城市受教育等。我們仍然不知道，什麼時候農民以及所有公民才能享受到人口自由流動的負面清單。
如果要說“深化改革”的話，習李政府的確非常了不起，建立負面清單是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裡的改革，而廢除一胎化和廢除城鄉二元制也是極為了不起的深化改革。不過，後兩者仍然需要跟隨着自貿區建立負面清單的模式，進一步深化。或者說，進一步自由化。
大陸上許多老知識分子嚮往西方的自由主義，他們所嚮往的，簡單地說，就是在文化領域裡建立負面清單，不讓不同的文化官僚時鬆時緊地控制言論。這實在難，因為它違反了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傳統。可是，如果能夠一個領域一個領域地逐漸擴大負面清單，總有一天，中國共產黨或許能夠證明，在一黨治國的架構下，中國也有能力構建一個容許人民擁有言論自由的政府。
如果說建立負面清單是李克強對深化改革作出的巨大貢獻的話，那麽，習近平對深化改革的貢獻在何處呢？毫無疑問，他同王岐山兩人的最大貢獻就是反腐。他們不但在黨內認真反腐，並且認識到，實行一黨專政而同時期望黨內能夠徹底清理門戶，恐怕不是長治久安的辦法，所以在他們深化改革的行動中，不但黨內自己要打大老虎和小蒼蠅，還要讓人民參與，甚至讓國際社會參與，因此有了網上實名舉報貪官和全球獵狐的行動。把習李王三人執政以來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加在一起，我們可以相當肯定地說，中國的好日子應當還在後頭。
在我與他的短期接觸中，他一再重複這句話，所以我後來就請問他：什麽是他體會到的自由？他說，“我感覺到的是，在美國，一個人只要不做按照法律不能做的事，他什麽都可以做。”
常年生活在外國的我，對這句話，老實說，沒有什麽感受。直到去年，當李克強提出要在上海建立自貿區，並且自貿區的最重要的一項創新是制訂一份“負面清單”時，我才真正了解到這位教練的話的絕頂深刻性。且不管西方哲人怎麽下定義，自由的一個簡單定義就是：除了有些事情，按照社會道德標準，或法律規定，不應做或不准做以外，一個平民可以做他想做的和能力所及的任何事情。
針對上海自貿區，李克強制訂了負面清單，其目的當然是為了替人民幣國際化鋪路，可是這項舉措突破了中國自古以來的傳統，那就是：一個人從小到大必需做父母、地方官吏和皇上認可的事。認可的思想與行為可以因不同的權威和不同的時代而有時嚴苛有時寬鬆，所以是個難以捉摸的正面清單。除非遁走山林，一個人基本上沒有負面清單式的自由。我們不妨舉一胎化的例子來說明。
儘管大陸當政者和學者專家知道，中國現在已經初步陷入了人口老化和勞動力不足的境地，所以放棄了雷厲風行了三十多年的一胎化政策，可是，他們硬是不能徹底放棄正面清單式的行政模式，所以他們弄出了個所謂“雙獨生二”的政策。為什麼不乾脆說，只要身體健康且具備經濟能力（負面清單），生多少個兒女由每個家庭自我決定？難道人口會暴增嗎？當然不會。隨着城市化的進程，生育率可能會繼續降低。但是，政府仍然不肯放棄正面掌控出生率的權力。人們可能很難想象，自由與否，差別就在這裡。
再舉個例子。上世紀三零年代，史大林在蘇聯推行農業集體化政策，目的是把農民勉強維生所剩下來的物資投入工業發展。可是，農民的積極性因此大幅度低落，甚至斬殺自家的牛羊也不肯交給集體農場，並且紛紛逃往城市謀生。史大林因此規定，不准農民改換戶口，將他們禁錮在田地裡。毛澤東師承史大林，也在大陸上推行了不准農民離開農地的戶籍制。他更進一步，在農村裡搞起大鍊鋼來。改革開放為農民帶來了機會，他們成千上萬地湧進城市謀生，但是直到建國六十四年，習李上臺之後，大陸上才開始作出歷史性的突破，預備打破城鄉二元制。雖然這是在農民工成為二等公民幾十年後才實行的改革，可是它已經非常了不起了。不過，它仍然留了個尾巴：城市以大小分為好幾等，有些准農民變成市民，有些依然不准，並且實行起來還有許許多多的細目規定，如居住了幾年以上才能拿到居民證，享受醫療服務和讓小孩在城市受教育等。我們仍然不知道，什麼時候農民以及所有公民才能享受到人口自由流動的負面清單。
如果要說“深化改革”的話，習李政府的確非常了不起，建立負面清單是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裡的改革，而廢除一胎化和廢除城鄉二元制也是極為了不起的深化改革。不過，後兩者仍然需要跟隨着自貿區建立負面清單的模式，進一步深化。或者說，進一步自由化。
大陸上許多老知識分子嚮往西方的自由主義，他們所嚮往的，簡單地說，就是在文化領域裡建立負面清單，不讓不同的文化官僚時鬆時緊地控制言論。這實在難，因為它違反了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傳統。可是，如果能夠一個領域一個領域地逐漸擴大負面清單，總有一天，中國共產黨或許能夠證明，在一黨治國的架構下，中國也有能力構建一個容許人民擁有言論自由的政府。
如果說建立負面清單是李克強對深化改革作出的巨大貢獻的話，那麽，習近平對深化改革的貢獻在何處呢？毫無疑問，他同王岐山兩人的最大貢獻就是反腐。他們不但在黨內認真反腐，並且認識到，實行一黨專政而同時期望黨內能夠徹底清理門戶，恐怕不是長治久安的辦法，所以在他們深化改革的行動中，不但黨內自己要打大老虎和小蒼蠅，還要讓人民參與，甚至讓國際社會參與，因此有了網上實名舉報貪官和全球獵狐的行動。把習李王三人執政以來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加在一起，我們可以相當肯定地說，中國的好日子應當還在後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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