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李登輝到康奈爾大學演講和提出兩國論，大陸發射導彈，穿越臺灣上空，落入東部海域，美國就派遣第七艦隊航母打擊群穿過臺灣海峽，大陸就安靜了。今年，82歲的佩洛西穿著粉紅色洋裝，脚踩四寸高跟鞋到臺灣，大陸發動了對臺灣的軍事行動，在接近臺灣港口，軍事基地和主要海道外的六塊海域進行實彈演習（後來增加了一塊），實際上封鎖了臺灣三天（後來延長了，還擴大了），導彈飛越本島，落入東部海域，而美國的雷根號卻遠在千里之外。布林肯説，中國呀，你的反應過度了！
美國應當知道，僅僅由雷根號帶隊，力量太弱。美國國防部發言人說，數周之後，美國會再進入臺灣海峽。對此，我們拭目以待。不過，沒有即時出動航母，美國已經示弱了。佩洛西事後始而嘴硬，但是後來改口，說，美國承認一個中國，并沒有改變。簡單說，美國的態度已經發生了變化。1996年，大陸的實力比美國差得很遠，而2022年，作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軍事力量經過26年的突飛猛進，有能力，至少在西太平洋的周邊海域，跟美國硬碰硬了。
我在美國讀政治，而美國的政治理論，以及各種實證論據，都說，像中國這種威權體制，由於缺乏制度内的制衡，又缺乏言論自由和獨立社會團體（公民社會）的外在制衡，必然會腐化和濫權；它限制個人的人身自由，言論自由，使資訊無法自由流通，并且束縛了人民創新能力，必然會抑制經濟成長，導致民怨。隨著人民的知識水準不斷提高，他們會覺醒，推動社會運動，帶來社會的不穩定，甚至暴力革命。所以，威權制度要嘛被逼，順應民意，逐步走向民主，要嘛導致群衆運動，革命，而被推翻。無論如何，如果不改變，它的經濟一定好不了。
美國曾經非常希望并期待中國會朝著這兩個途徑之一演變。如果發生革命，那麽，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可能大分八塊，進入現代版的戰國時代，臺灣順勢獨立。如果民主化，那麽，它就跟美國相向而行，并且不可能超越美國。問題就出在，中國不聽話！中國沒有照著美國通過科學驗證的方向走！
所以，爲什麽習近平敢跟美國叫板呢？因爲他能夠（Because he can!）！問題是，他爲什麽能夠呢？爲什麽美國的實證理論，花了無數電腦時間和幾代學子的青春獲致的理論，對中國無效？
我在八十年代接觸到一些到美國來取經的大陸學生。他們充滿熱情，要救國。他們無一例外，都認爲，既然社會主義失敗了，不但在中國失敗了，在蘇聯和東歐也失敗了，所以，剩下來的唯一選擇就是走西方的民主道路。是這些青年，和他們在國内的同學朋友，他們的熱情，點燃了1989年的六四。許多來自臺灣和香港的學子（包括教授），受到他們的感召，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
但是，六四失敗了，而中國違背美國的實證理論，走出了自己的道路。這到底是怎麽回事？需要反思。
這使我想起，初中的時候我們讀了三民主義（現在肯定不讀了）。孫中山先生在第一頁就爲“政治”下了定義，說，政治是管理衆人之事。這跟我在美國讀到的關於政治的定義完全不同。在西方，政治，無論如何，其含義必然包括“權力”二字。一個普遍被上一代政治學家采納的定義就是：誰，用什麽方法，取得權力。是在這個定義之下，西方對於如何取得權力作了無數的研究和論述，而在這個核心定義的基礎上，西方學者把政權分成兩大類：民主與威權（專制，集權，極權，軍國主義等）。民主具有合法性，因爲它通過普選，得到人民的認可；威權不具有合法性，因爲它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政權。民主政體，有民意支持，所以能夠合法地使用暴力，而威權政體，由於沒有民意爲基礎，它使用暴力就不具有合法性。
中國，從孔老夫子到孫中山，都認爲政治，最重要的就是如何管理衆人之事。管理的好，是仁政；貪腐，濫用職權，謀取私利，依靠暴力鎮壓百姓，那就是暴政。政治的核心是治理，而不是爭奪權力。中國歷代的學者談的，都是如何治國，而不是如何取得權力，那是因爲真命天子已經在馬上得到天下，權力的問題已經解決，剩下的是下馬治天下。
這與西方的政治理論幾乎完全對不上。在美國大學的政治系，行政管理是冷門，而讀這一門的人通常是去考公務員，去應徵慈善機構，醫院和社區服務等領域的行政管理工作。許多小城鎮，根本沒有人願意出來競選市長，所以雇用經理(city manager)來處理治安，水電和其他市政，這也是修習行政管理的人的出路。想要大展宏圖，當議員，州長，或總統，那麽他們就去法學院，當律師，參與競選活動。也就是說，管理衆人之事，在西方，不是從政之道。
反之，管理衆人之事是中國人的文化基因，是幾千年來銘刻在我們腦細胞裏面的東西。這個基因就造就了中國的政體，一種以集體利益而不是個人權利爲基礎的政體。一直到1978年，鄧小平才發現，中國必須走自己的道路，而這個道路就是把理論抛開，不談資也不談社，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實事求是地把國家治理好。在治理方面，依靠祖宗傳下來的選賢與能的信仰和做法，中國人是有一套的。
到底是把國家治理好重要，還是民主選舉重要？民主選舉是把程序正義擺在第一位，而善政是把成果放在第一位。美國高舉前者，而中國高舉後者。前者强調選舉，需要的是紙張，電視廣告，助選人跑腿，浪費精力，可是經濟效益不高。後者則是著重於國泰民安，整軍經武，護衛國土，取得經濟效益是它的核心目標。所以，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强調成果比强調程序正義要重要得多。
當然，兩者并不完全排斥，兩者都有必要。一個是政道，一個是治道。中國强調治道，走自己的道路，摸著石頭過河，不斷修正，在過去四十年突飛猛進，速度相當於西方國家的一百年，甚至兩百年，這就是成果，也是習近平敢跟美國叫板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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