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軍
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曾創造了一個新詞——「中美國」（Chinamerica），认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国美国和世界最大的储蓄国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对全球经济的产生重大影响。
隨著美國從貿易逆差為話題，再到人民幣匯率、WTO中的發展中國家待遇問題、智慧財產權問題、再到對中國領先科技進行絞殺，全方位展開了中美貿易戰，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正在各個領域展開全方位、全手段競爭。
2020年2月6日，美國司法部長威廉·巴爾（William Barr）應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邀請，參加了“中國行動計畫會議”（China Initiative Conference），並做了主題演講。
巴爾在演講中解釋了美國為什麼必須絞殺華為，他說的打擊華為根源，不是那些精神美國人洗腦的所謂對伊貿易，連網路安全藉口他都看不上，他說：中國的技術優勢對美國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如果讓中國下一代通信技術取得領先地位，美國今天使用的制裁能力將顯得蒼白無力。
巴爾認為“美國必須破壞華為5G建成”，因為美國能否延續自19世紀以來，在創新和科技方面的領先地位，完全取決於是否維持新技術領導地位。在未來幾年時間裡，以5G為動力的工業互聯網，可能會創造23萬億美元的新經濟機會。如果讓中國繼續在5G領域上獨佔鰲頭，美國將失去與5G平臺相關的新興技術所帶來的機遇。
5月7日美國眾議院少數党領袖麥卡錫宣佈“中國工作組”成立。工作組的工作焦點將審視中國在美國各領域的影響、中國企圖在國際組織中取代美國的努力、美國供應鏈過度依賴中國的風險以及調查中國在新冠疫情暴發初期所扮演的角色。
5月19日，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邁克尓•麥考爾宣佈，中國特別工作成立。小組將分為：國家安全、科技、經濟與能源、競爭力和意識形態競爭五個支柱小組，就中國構成的威脅提出各自的政策建議。
所謂“中國特別工作小組”，是共和黨架構內一個旨在協調不同部門間形成一個統一對華戰略的指揮性機構。共和黨人試圖利用這一機構來交換有關中國政策的意見，包括設定優先事項、彙集資訊、協調方法和設計策略，以協助法案真正成為法律。
引人關注的是，這個“中國工作組”成員清一色的是共和黨議員。“中國工作組”由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麥考爾領銜，包括14個橫跨十多個不同職權委員會背景的成員，包括切尼、班克斯等人。
不知是冥冥之中的註定還是巧合，促成這一小組誕生的人，正是眾議院共和黨領袖凱文·麥卡錫。
共和黨力推所謂“中國工作組”的做法符合其一貫手段和策略。不久前，一份由共和黨參議院全國委員會向競選機構發送的備忘錄被媒體曝光。該備忘錄長達57頁，建議共和黨候選人通過“積極攻擊中國”來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危機。對於美政府對於中國近期一連串的攻擊，美國前駐華大使馬克斯•博卡斯直言“過分了，像麥卡錫時期也像希特勒時期”。他說：“現在在美國，如果有人說了些關於中國的公道話，他或者她會感到害怕，對吧？他的頭會被砍掉。”
疫情期間成立這一小組的舉動折射出來美國對華戰略愈發緊迫、急切。美國國會中很多人不停鼓吹中國威脅論，這種氣氛在美國政策制定群體間彌漫擴散。“正義失去了土壤，而妖孽佔據了上風。”，美國現在的處境與上個世紀「麥卡錫主義」時期非常類似，但是否會達到那一時期的高潮還需觀察，種種苗頭顯示，美國存在向那一時期發展的可能性。
雖然狹義上的麥卡錫運動只持續了四年，但它對美國乃至全球政治生態都造成了難以逆轉的損害。如今，六十多年過去了，歷史輪回，麥卡錫主義捲土重來。
在「中國特別行動小組」正式運轉的當天，以反華為參政資本的共和黨參議員盧比奧出任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代理主席。雖然名義上只是代理主席，但實際權力卻很大：參議院情報委員會是美國情報界的主導部門，如FBI、CIA、DHS（美國國土安全局）等諸多情報部門的預算審核、撥款授權均歸該會管轄。
近些年來，隨著美國各情報機構諜報網不斷擴大，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的權力也隨之水漲船高。其管轄範圍早已不局限于傳統的情報領域，還包括外交、軍事、經濟、技術等各個方面。盧比奧擔任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代理主席，標誌著他自此躋身為美國最核心的政治團體八人小組，掌握著最高級別的機密情報。
這也印證了我之前的判斷，由於特朗普政府因疫情、貿易等問題不斷攻擊中國，反華的氣氛在美國國內政治生態中愈發濃烈，鷹派勢力趁機迅速坐大，中美本就脆弱的關係，必將因此升級到更加危險的對抗階段。可以預見，當這麼一位極度反華的政客坐在情報界老大的位置上，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成為美國對華日常景象，反中將成為「政治正確」，「通中」將成為通殺一切不同意見的殺威棒！
5月20日，共和黨參議員泰德·克魯茲就在社交媒體上發佈了西蒙斯評價中國外交的視頻，並指責他所從事的NBC電視臺是中國那頭的全資子公司。在克魯茲的帳號下，很多美國線民也跑來攻擊他：既然這些媒體總是拿中國批評美國，那就全搬到中國去吧。
然而，這已經不是NBC電視臺第一次被扣上“通中”的帽子了，今年3月，該台記者理查·恩格爾就因為沒有使用“中國病毒”來稱呼新冠病毒被線民指責為是在為中國做宣傳。
而同時中國民間也彌漫著濃重的反美氣氛，話語方式與美國相同，比如對“方方日記”的網路圍剿，慶倖的是官方沒有加入這場網路鬧劇。
「認同我觀點的隨便自由，不同意我觀點的就是通敵叛國！」中美如是之！
試問：生活在這麼一個極端瘋狂、容納不下一切不同聲音的社會裡，誰還能夠拉住華盛頓反華的馬車？誰能壓制住中國民眾對美國的厭惡？
「中美國」已經徹底失去了最大公約數，沒有人能拉住！如果敵對情緒以這種速度持續下去，當雙方開始徹底將相互依存當作武器而非安全閥之際，世界就可能看到中美共生結構的分崩離析。
是什麼因老大地位不保，導致美國這種病態到極致而引發的反華政治運動，甚至不惜一切代價絞殺中國領先科技，遏制中國發展，妄圖將中國打回到低級產業產品輸出國地位。
不同于七十多年前的蘇聯，中國經濟實力雄厚，產業鏈梯度廣泛，而且與發達世界和發展中世界深度融合，幾乎所有國家的前五貿易對象都有中國。不僅如此，中國還在ICT產業、生物技術、綠色能源等未來可溢出大量經濟價值的領域居於主導或者領先地位。這就導致了美國未來在與中國的競爭中，需要耗費大量的財力、物力和人力，且不一定能保持領先。
毋庸置疑，就科技水準而言，美國肯定大幅領先於中國，但問題在於，二戰以後，美國仰仗雄厚的科技實力，金融資本，依託WTO成就了美元帝國，同時強勁的軍事實力，產業鏈、供應鏈遍佈全球，在輕鬆搜刮全世界財富的同時，優越的美國生活方式也造就了美國成本，致使美國產業轉移，製造業空心化，這就是美國的現實國情。
然而，科技是不具備任何經濟價值的，只有當他進入市場化階段後才能產生經濟效益。美國現在是智慧財產權做得好，但能快速轉換為產品需要全球供應鏈，需要低廉的勞動力才能形成有競爭力的產品。
況且，中國科研相對增速高於美國：4月30日發佈的2020自然指數年度榜單（Nature Index 2020 annual tables）展示了不同國家和科研機構在自然科學領域高品質科研產出的情況，結果顯示：美國依然位於首位，中國位居第二，但兩者差距在不斷縮小，中國2015年以來的科研產出增加了63.5%，是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
美國若想維持科技優勢，就必須做到增強科技研發力度和重塑產業鏈。然而，在全球產業鏈這個大環境下，美國產業鏈與中國脫鉤是不現實的，那麼搞降維以提升打擊，全面絞殺成為唯一選項，限制中國高科技產業，限制中國高科技研發，限制中國獲取知識的管道，這也就是美國近期出臺實體名單中將中國13所大學列入，且計畫遣返在美國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可以相信，今後在中美科技交流會快速降低，交流所面臨的法律風險極大。
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來說，從來不擔心美國在軍事、科技、經濟與能源、競爭力這四個方面跟咱們搞全方位對抗，還是那句老話：產業鏈梯度完善、工人規模龐大、科技沒有代差的中國，遲早追上被堵在天花板的美國。除非美國在短時間內突破基礎科學，對中國搞降維競爭，否則註定失敗。
比較擔心的是最後一點：意識形態的競爭落到實處是輿論話語權的競爭，中國不對外輸出革命，而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所衍生的一帶一路建設，是中國唯一對世界展現出的未來中國，所以中美在這個層面的對決最終是輿論力量的對決。
我國媒體由於體制原因，我國媒體在國外被定位為政府喉舌，飽受詬病，中國的互聯網實是大局域網，線民也是窩裡橫，不能融入世界民間社交語境中，在應對外媒攻擊時的長期羸弱，我們所面臨的輿論挑戰堪稱是前所未有的。希望在我們的硬實力移走美國這座大山時，作為軟實力突出代表的中國文化也能會登淩絕頂，一覽眾山小。
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曾創造了一個新詞——“中美國”。這是指美國和中國經濟利益緊密交織、互利雙贏的現象。中國的儲蓄和產能加上美國的超級消費能力和發行世界儲備貨幣帶來的資金供給能力，形成牢不可破的共生關係。隨著中美21世紀關鍵技術的競爭激烈化。越來越多的決策者都認識到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冷戰2.0時代已經到來，「中美國」共生關係將不復存在。
五角大樓前中國問題策略師約瑟夫.博斯科是這樣評價中美博弈的：又一場漫長的黃昏對峙可能即將到來，它會讓上一場黃昏對峙相形見絀。
作者：王文軍，1968生於重慶，1989年北京航空學院三分校肄業。2007年參與保釣活動。世界華人保釣聯盟創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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