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於1978年12月18日舉行了第十一屆會議的三中全會，會中否定了華國鋒提出的“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的遵循），放棄了以階級鬥爭爲綱，并且決定了以經濟建設爲其第一要務。所以，今年的12月18日是改革開放的第四十周年。
對於老一輩的知識份子，這早已是常識。但是，儘管這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一窮二白，整個社會幾乎分崩瓦解，到經濟突飛猛進，七億人脫貧，一躍而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且可望在十年内高踞第一，可是，直到今天，國内還有許多公知不認同中國現在的制度。海外更多知識份子，動機各異，仍然希望共產黨垮臺，中國變天。所以，趁這個重要的里程碑時刻，且讓我們談談，爲什麽別的社會主義國家轉型都歸於失敗，而中國取得了震驚全世界的成功？這背後到底有什麽邏輯？
大家都聽到過鄧小平的名言， 即不論黑貓白貓，能抓耗子的就是好貓。如果用官方語言來説，它就是“實事求是”。鄧小平是用這四個字推翻“兩個凡是”的。現在説起來，好像這沒有什麽了不起，可是在當時，它是兩條路綫鬥爭的核心。鄧揮舞起這金光閃閃的四個大字，拒絕跟哪些死硬派爭論“姓社”還是“姓資”的無聊問題，把中國從僵硬的馬列毛教條的深淵中解救了出來。就憑這一點，他已經夠偉大了。不過，這衹是他的起點。
改革開放當然也包括思想的解放，所以知識份子開始討論時政了。思想禁錮了三十年，一旦解放，他們非常自然地又回到了五四年代的老問題，那就是：到底中國應該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呢？還是走西方民主的道路呢？經歷了種種磨難，中國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走了三十年，可是最後是徹底失敗了。怎麽辦？無數知識份子，包括一些黨内精英，都認爲沒有別的選擇，衹有改走西方民主的道路。根據我個人接觸到的當時從大陸來美的留學生，這是他們的共識。他們想要知道的是：如何使中國走到西方民主制度的道路上來？
我認爲，這裏才是鄧小平最偉大的貢獻。他認爲，制度不能改變，如果改變制度，中國又會亂成一團，那就永無翻身之日了。怎麽辦呢？無他：必須走“第三條路”！什麽是第三條路？那就是根據自己本國的客觀條件，尋找最適合自己發展的途徑，即便是前途茫茫，衹能摸著石頭過河也要契而不捨。對中國而言，第三條路就是高舉四個堅持。其實，其他三個堅持都是説説而已，衹有一個堅持是真，那就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制度不變，政策變，所有政策要以發展經濟爲目標。
這并不是說，制度完全不變，而是說，主導中國命運的共產黨的權力和統治結構不能改變，而制度内的許多部門和權力分配應當隨著經濟發展的需要而改變。計劃經濟不靈了，所以必須把它弄活。第一件要做的就是放權讓利。在國營企業穩住基本供需的情況下，在左派仍然不停掣肘的情況下，他老人家開始“讓少數人先富起來”，也就是推動市場經濟。在農業方面，先解散人民公社，重新拾起劉少奇1962年推行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產到戶），然後容許社辦企業。社辦企業是向私營企業前進的第一步，它的成功也衝擊著國營企業，逼迫它們重視成本效益和盈虧。經濟特區的建立導致對農民執行了幾十年的嚴格且極端不公平的戶口政策開始鬆動，准許農民到城裏打工（雖然還是二等公民，近來又有更大地放鬆）。既然要講求成本效益，那麽國企必須裁員，美其名爲“下崗”，學生從農村中解放出來之後也需要就業，於是乎就有了個體戶，小本經營的商店，逐步建立起私營企業，規模由小而大。到今天，涉及互聯網的私營企業已經成爲全球性的大企業。當然，所有法律規章也必須適應這些現實而改變。生活習慣也多樣化了，現在人難以想象，當年最時髦的是墨鏡與口紅。文化活動也活躍起來。不知道哪一年開始的，鄧麗君風靡了全中國。
鄧小平接受習近平父親習仲勛的建議，建立了四個經濟特區，并以減稅的方式吸引香港和東南亞華僑的資本。最值得一提的大概就是深圳了。它由一個衹有幾十萬居民的小漁港變成今天人口接近一千五百萬人的大都市。由於它沒有戶口限制，所以全國各地的闖將都向它集合，使它成爲最具活力的城市。要記得鄧小平曾經讓百萬士兵解甲歸田，結果其中大部分都被送去深圳搞建築，是他們的血汗換來深圳的飛速成長。經濟特區的建立和迅速擴大是參考了亞洲四小龍的經驗，而由於中國的體量巨大，由這個起點它發展成爲世界工廠。今天回頭看，好像這些都是那麽順理成章，而其實它們都是經過嚴峻鬥爭和億萬人努力的結果。
前面提到，自五四以來，知識分子對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和民主制度充滿了憧憬。改革開放之初，社會秩序陷入混亂，思想無所適從，尤其是在向市場經濟過渡所實行的雙軌制，給黨官僚們帶來了巨大的貪腐空間，同時也導致無數的知識分子認爲，中國必須實行民主。黨内也有同樣的期望，包括趙紫陽和他的年輕智囊們。他們對鄧小平的第三條道路，缺乏信心。六四的悲劇由此而生。幸運的是，它沒有帶來中國的崩潰，否則中東的悲劇早就在我們的神州大地上爆發了。
就在這個“第三條路”還在“摸著石頭過河”階段的時候，經濟卻强勁發展，那是因爲許多下崗的工人和一大批對前景感到渺茫的年輕人唯錢是問，敢闖敢幹。相對於改革開放之前的嚴密管制，那可以説是一個無法無天的時代，也是一個笑貧不笑娼的時代。其實，衹有這樣狂熱地追求金錢才能打破仍然相當封建的共產黨統治，給社會帶來了生機。對於犯罪行爲的汎濫，小平同志喊出了“嚴打”的口號，在各個地方殺了不少人，社會開始收斂，法律規章逐步加强了約束力。可是，國企仍然是個大問題。朱鎔基解決了三角債的問題之後，終於使中國於2001年加入了世貿組織。加入以後，中國就擺脫了美國每年捉弄中國一次的所謂最惠國待遇，而國際間貿易的規則也規範了中國的企業。中國的經濟運作才真正地跟世界挂鈎，逐漸走上正軌。可以説，自那時起，“中國模式”乃逐漸成型。
什麽是中國模式呢？見仁見智，各有説法。我認爲，它至少包括下面幾點。第一，大家熟知的，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什麽大事呢？高鐵，公路，航天，造橋，造壩，造船，開闢港口，强化軍事能力和南海造島等等。可以看出，這些大事所顯示的是全方位發展，這是二。爲什麽能夠集中力量地全方位辦大事呢？那是因爲第三，政府能夠通盤籌劃，集思廣益，爲長期有序地發展制定計劃，而不是急功近利。這就是一黨治國，中央集權制度的最大優點，它不是輪流坐莊，衹顧短期成效，爲的是爭取下次選舉的勝利。第四，先作小規模試點，成功就擴而大之，失敗就放棄。第四，講求速度和效率。第五，有能力砸大錢，不怕血本無歸，衹有這樣才能跟哪些已經主宰世界經濟的西方跨國公司打拼。
回顧過去四十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并不是一帆風順，而是不斷遭遇問題，不斷解決問題的過程。其間貪腐，濫用職權，勾心鬥角，官商勾結，營私舞弊的事情所在多有，受到傷害的人也不在少數。至少我個人認爲，像中國這樣，能夠急起直追，或者彎道超車，在短短四十年裏獲得那麽驚人的成績，是絕對值得我們興奮和給予無窮的點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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