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章銓
香港的不安，已經持續五個多月，還沒有看出怎樣的解決前景。海內外華人都緊張，擔心，只能抱著謹慎的樂觀心態，期望一切順利，前景光明。
學生們淳樸陽光，基本沒有野心，沒有陰謀。他們只是有直覺的感受，好像感到有深藏的地震。他們沒有組織，沒有實力，在理工大學圍城之後，抗爭可能逐漸緩和。但是問題並沒有就此解決，深層問題更顯露著危機。大陸的宣傳始終堅持一國兩制的口號，還習慣於無限上綱，將年輕人的異音稱為受外國反華教唆，把示威污衊為不愛國，鼓動大陸人仇恨香港人，視為叛國，一片主張鎮壓。這種宣傳無助於合理解決問題。在香港年輕人方面，大陸把他們視為仇敵，更使他們感到不平、不安和恐懼，增加他們的疏離感和絕望中的反抗。
香港人向來非常愛國，只是近年來才逐漸感到吃不消大陸的傲慢和壓力，心生反感。這是反常現象，有必要及早恢復正常。
也許旁觀者清，看來香港問題的解決，勢必須要兩道步驟。
1. 特首政府與學生和民間對話，談判，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原則、和精神，在香港自行解決特區的問題，不必等待中央的指示。理由是：中央由於體制的限制，不會給指示。
大陸體制的基本理論是：共產黨領導人民革命，不是按照人民的意願而當人民的公僕。革命成功後，剷除了一切反對力量，所有的人民都是革命群眾，於是黨就代表了所有人民，黨就是人民。按照這個思路，人大代表向來由共產黨派任，平常不開會，黨全權代表人民做一切決定。各省的人大常委會主席都是省黨委書記兼任：黨民一體。黨的意見就是人民的意見，沒有必要徵詢人民的意見。人民也不可能有其他意見。有之，必然是反人民的意見，等於是反黨的意見。異議份子一定是自居於黨所代表的人民以外的非法份子，或者受外國唆使的不愛國的人，應該以反黨反國的問題處理。黨國一體，愛國必須愛黨，愛黨才是愛國。因此，大陸的中央不能下令香港的特首政府與香港社會人士和學生會談，接受他們的要求。那是違反體制。一旦開了先例，以後大陸的 “人民” 循例也提出種種要求，大陸的領導層將難以對付。
大陸受到本身體制的束縛，不能對港民讓步。恰好香港是一個特區，可以有迴旋的餘地。大陸不可能讓任何其他地方政府做的事情，可以讓香港特區做：就地解決，大陸默認。香港特首不必怕事後會受大陸懲罰。大陸不但不會懲罰，反而會欣賞贊成，因為給大陸解決一個大難題：中央沒有破壞體制而答應與老百姓談判，沒有俯允民衆的要求。香港這個前例將來不適用於大陸，大陸的專政得以保全。但是大陸不便公開這樣說。所以特首不必等待大陸指示，大膽自我決定，不要怕大陸不高興。
香港對中國的重要性太大了，不是大陸任何城市可以代替的。香港的開放國際性地位對許多國家都非常重要，中國保護他們的利益對中國有利。香港又是台灣和東南亞的試金石，稍有動盪會影響大陸的全盤政治外交形勢，不容有差池。何況，一個國家有很多特殊優點的城市，是一個強項，掐掉一個是自毀臂膀。因此，大陸必須維持香港的穩定、平衡、繁榮、和發展。特首能夠解決香港的民眾抗議，維持香港現狀，不讓大陸為難，大陸中央會非常高興。
香港採取對話和談判的處理方法，還能夠解決今後可能出現的問題，發展出一套和諧相處之道，從而在一國兩制之下，維持內部圓滿自治，同時與大陸毫無衝突。
特首與學生和社會人士對話談判，應該不難獲得滿意結果。學生們提出的五大訴求並沒有反政府的意思在內。其中第1點“徹底撤回修例”，特首已經做到。第2、第3點 “收回暴動定義”、“撤銷對所有反送中抗爭者控罪”，是同一回事。示威和言論自由權都明確列在《基本法》第27條和大陸《憲法》第36條（大陸近年正宣傳“憲法治國”），學生並沒有犯法。學生的示威最初是和平的，沒有武器。後來事情演變，衝突升級，需要進行真相調查，依法處理。這是第4點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訴求。各國發生類似情況後必然成立這樣的機構，有助於公平客觀冷靜地處理善後，恢復受傷的關係。特首在原則上應可以接受這一點。第5點“立即實踐真雙普選”，是《基本法》第45和68條的規定，雙方不難就細節取得共識。
就這些訴求取得共識，將會很快安定民心，恢復社會的和平穩定，國際經濟貿易，以及各方面國內和國際的來往與交流。在過去的五六個月中，香港的一般生活也基本正常。若干地方曾經有交通阻塞，街道封鎖，但對外交通很少中斷，旅游业受创最深，但一般生產和貿易正常進行。金融市場幾乎沒有受到干擾。阿里巴巴正常上市，順利集資。區議會選舉也正常按時完成。反送中事件證明，香港教育程度高，社會文明程度高，不愧居於世界前列。
大陸至今是言論激烈而動作節制，並明言信任香港特首處理，已經暗示給特首溫和處理的空間。特首勇於承擔責任，出頭對話和談判解決，將不會在事後成為代罪羔羊被宰，反而將被留著成為安定一方的土地神。理性地解決香港事件，還能提高大陸的威望。
2. 解決基本問題：一國兩制。這可能不得不等待中國大陸的下一代領導人出現，大陸的政治生態環境有所改變。
一國兩制是過渡性的，對幾十年後的未來沒有交代。等於是緩刑五十年，五十年後仍然處決。對於簽約的人，有穩定交接的作用。大陸因此極力宣傳一國兩制的好處。但香港人處於待決狀態，內心深感疑懼。這種疑懼並沒有隨時間減輕，而是更加深和傳染。特別是年輕人，甚至未成年的中學生，對他們的未來感到恐懼。他們因此不約而同，甚至奮不顧身，參加遊行示威。而父母輩和祖父母輩，雖然自己一輩子無虞，可是非常關心兒孫們的未來幸福和安全，因此同情和支持年輕人的訴求。從最近區議會選舉可以看出來，香港人不分世代，有共同的感覺。
改革一國兩制，可能有兩個辦法：一是將一國兩制的過渡性改為永久性，二是將國體改為聯邦制。
一． 一國兩制是臨時性的。1997年後曾經五次修改《憲法》，卻始終沒有將香港的一國兩制納入《憲法》。可見是不考慮其長期性。但是香港的情況提醒人們，這個想法顯然有問題。
《基本法》第五條：“香港…五十年不变。”沒有規定五十年后自動完全歸入大陸的一制，沒有規定五十年後以怎樣的程序決定香港未來，也沒有規定未來的制度是什麽。所以港、陸有相當的靈活空間，可以協商將五十年改為永久，可以說只是延伸一國兩制。在《憲法》中將香港“特區”規定為一種正式的行政制度。與大陸的少數民族自治區不同。大陸將永不干涉香港的“特”，也表明香港的“特”不影響大陸的制度。即：大陸同胞不可以援引香港的特區的例而要求與香港同等待遇。這樣雙方都各取所需，各得其所。互不影響，相安無事。
二．中國理應自己設計最適合大中華長治久安的憲法體制。為了考慮到香港以外的更長遠問題，如台灣問題，一國兩制不是最好的答案。台灣即使很親中的人也不敢接受。值得考慮的國體之一是聯邦制。在聯邦內，各邦平等，其治理體制自己決定，互不干涉。
現在世界上不少國家採用聯邦制。聯邦制沒有定型，基本上就是在統一的聯邦中，各邦自訂其最適合本身條件的治理制度。這樣的大改革，需要領導層有開闊的心胸和理念。現在大陸的所謂紅二代或太子黨當權派，他們的出生與成長年代與他們的學識、經歷，範限了他們的思想和眼界，他們的控制慾望和專政理念根深蒂固。他們多多少少靠父祖輩餘蔭登上高位，深信他們的使命就是鞏固政權。他們很難改變。但是他們的下一代可能不同。
我們不知道所謂紅三代或太孫黨們是誰誰誰? 不知道他們想些什麼？但是大體知道，他們多半都受過較好的高等教育，絕大部分到過外國讀書，工作，或有事業，學識眼界不同。他們多半也曾得家族餘蔭的好處，但是他們相信自己可以立身創業，不靠接收政權而獲得權勢財富。他們旅遊全世界的經驗豐富，對許多現代價值的看法，對中國和對世界的了解和期望，也和上一代不一樣。但是紅三代或太孫黨一輩的人也許心胸比較開放，自信心比較強，不認為必須保持專政才安全；願意採納不同的意見，與“人民” 共同建設國家，而不是以專政領導人民。他們也可能對“人民” 比較放心；不怕人民不忠；不怕人民一旦接觸異聲異議就會不愛國。不怕開放會失去政權。新世代領導層可能真實接受《憲法》和近年宣傳的24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包含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要求。他們對聯邦制也可能接受。
近三四十年來共產黨擴大吸收黨員，黨員達九千多萬。其中絕大多數不是所謂紅色貴族了，他們同樣是社會精英，他們會支持紅三代的兼容和開放。
香港和大陸老一輩的人辛辛苦苦，從艱難困苦中掙扎出來，獲得溫飽和較好的生活，不在乎什麼自由民主。大陸的宣傳口徑就強調這一點：穩定最重要，穩定才有經濟發展，生活改善；而自由民主會引起動亂。但是香港年輕的一代跟世界接軌，想法超前。他們教育不同，生活環境不同，不但不願意減少殖民地狀態下給予的自由，還期望追求更多的民主自治；民主不會亂。他們對大陸很了解，對將來併入那個制度感到恐懼。他們的父祖輩同情他們，也要求保護他們的子女孫子女輩，希望他們將來生活在自由民主的社會中。
這種心理，也隱然存在在大陸上。有辦法的家庭都積極想把子女送到國外讀書或生活，特別顯著的是黨政大官們，幾乎沒有例外。他们多半以教育為藉口而送子女出國，但是真實的內心期望同樣是希望子女將來能夠有更開闊的天空。所以，港、陸同胞的心理相同。
今天的領導們必然會按照他們自己的image挑選和培訓接班人。但是有世代交替(generation change) 必有代溝(generation gap)，是自然的、必然的，是中外古今普遍存在的。歷史由此改變，生命由此成長。兩世代人的思想、價值觀念、人生目標、信仰、必然不同。下一代的人，不再專一重視物質建設和物質上的滿足，同時也追求個人精神價值，和社會公德公益公平等價值。今天老百姓的見識和知識也和以前大不相同。這給紅三代的領導們提供了進行變革的生態環境。
香港未來不但在金融、經濟、貿易方面仍能繼續發揮無可替代的作用，在法治、民主、社會治理、文明精神，以及向世界開放方面，也將對大陸發揮引領作用。香港學生現在因為發出聲音而付出代價，但他們揭露了一個問題。但願這次事件將是開啟歷史新頁的契機。
吳章銓，聯合國退休人員，是老保釣中最早對美國歸還冲繩而產生的釣魚台歸屬問題提出質疑的人之一。後來的保釣運動就是從他們的質疑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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