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晉三(Shinzo Abe, 1954-2022)辭世後，圍繞其「政治遺產」的討論持續著。安倍在位時憑藉各項改革與突破性政策喚醒日本國內強大的保守勢力，也締造首相執政最長的紀錄，在戰後日本政治史與國家戰略演進中佔據了一個高光位置，留下了難以忽視的政治影響。儘管標誌著日本版本的Build Better Back的「安倍時代」已成為歷史，但若要審慎評估「安倍主義」在未來的日本國家走向埋下甚麼因子？則可從安倍「政治遺產」的視角加以探究，並藉此深度定位安倍晉三之「功」與「過」，甚至指向安倍驟然被殺背後原因之弔詭。本文從審視安倍執政之強硬兼務實角度，粗略描繪安倍政治系譜，並錨定此時國際政治空間刺殺安倍所代表的不單純動機。
 
      2022年7月8日 奈良 :
      講者循聲回頭側身張望、碰~碰~、拿著麥克風的手與身軀隨之向前撲倒、在聊聊三十幾位聽講的民眾與隨扈面前，不可逆轉的、舉世震驚的事實、既喧囂又安靜地發生了。隨後，貌似發狠搏命的保安人員猛力撲向呆滯不動又似乎想逃的嫌犯，上演欲拒還迎的抓捕。在新聞影像中，一位老伯騎著舊式腳踏車，若無其事經過，畫面左邊背景稍遠處，兩位婦女撐傘戴口罩倚著欄杆，像木偶般觀看眼前一幕。除了躺在地上受創者胸口的紅色鮮血，其餘似乎有過多的黑與白填滿畫面，像電影含有某種特殊意義的定格與消音 . . . 當所有新聞只能重複播送相同場景畫面後，等著的是終章的宣告：日本前首相命喪奈良。
 
      安倍晉三是一串符碼、是爭議褒貶齊奏的雜音，也是嘎然而止的未竟懸宕。日本的一個時代就此落幕，安倍生命的終章敲響「後安倍時代」的序曲，一些路線、難題、局勢發展等著被探求追問。
 
      2012年安倍再度當選自民黨總裁，並於12月再度出任首相。由此拉開長達7年8個月「安倍時代」的序幕。安倍的再度出任源於當時的國際局勢與日本國內的政治情況，此情況是自民黨福田康夫、麻生太郎政權以及民主黨三屆內閣均無法掙脫的困局：國際間金融危機爆發，深度依賴美國與西方的日本經濟體系深受衝擊。這段期間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國家以群雄並起之姿逆勢崛起，美歐霸權相對削弱。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首次超越日本，並不斷拉大中日之間的差距，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全球治理體系與權力關係開始產生結構性的變化。「中國崛起」除了導致全球經濟政治社會各領域之秩序、位階、規範微妙消長，其中，話語權之爭更浮上檯面。日本的國際博弈意識日趨鮮明，危機感日益增強，對外提升戰略心態之輿論氛圍漸濃，所謂「強人政治」的需求應運而生。

      安倍上任後，以「美しい國」（美麗的國家）作為口號展開施政。安倍將自身積極右傾保守政治觀與日本國民日漸躁動的防衛心態以及變動的國際局勢結合，提出一系列政策理念，試圖通過戰略行動，從日本軍政經出撃，讓日本「重新強大起來」(“Make Japan Great Again”我挪用Donald J. Trump的口號)。此外，安倍在歷史問題上透過竄改教科書，否認「村山談話」(1955年8月15日)中對於日本發動侵略戰爭與殖民統治他國的歉疚歷史表態，並啟動了一系列改變區域平衡與影響全球既有戰略布局的舉措：推動防衛廳升級為防衛省，修改《國民投票法》和《教育基本法》，訂定《海洋基本法》等;經濟上射出「三支箭」：所謂「安倍經濟學」。外交上，安倍的「地球儀外交」提出價值觀外交的策略，並且描繪「自由與繁榮之弧」的構想，安倍本人因此訪問過80個國家。2016年，安倍晉三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構想，帶動國際趨勢：美軍太平洋司令部更名為印太司令部，藉以應對中國；歐洲主要國家也相繼制定印太戰略。安倍並以 「戰後外交總決算」等方式，強化日本在軍事政治領域的所謂「自立自主」，其結果是加速日本政治與國家定位之極度右傾化。雖然安倍再三強調：日本將秉持「積極的和平主義」，對世界和平、安定與繁榮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安倍路線」仍引發全球關注與亞洲國家普遍擔憂，更招治各國對日本未來發展的疑慮。
      出生於政治豪族、繼承強大政治基因、抱持著日本國防正常化和軍事大國化的野心、畢生致力於引領日本重回輝煌的安倍，真的死於宗教仇恨的理由？日本正值所謂「寬鬆世代」：工作上的加班傳統雖然延續，但實際的工作量在東北亞屬於是較輕省的。福利也在日漸提高，甚至日本政府生育政策包括了從出生到中學的主要教育支出，近乎免費。至於環境、房價，都是全球數一數二的怡人宜居。這樣的日本，曾盡心盡力之前首相竟然死於刺殺？為何從安倍背後發射的子彈會命中安倍前胸，導致大出血死亡？安倍真的「被犧牲」了嗎? 誰有真正的動機？愛國主義者或同為右翼分子所為？各國的刺殺傳統雖不同，但是背後總潛藏著千絲萬縷的路線糾葛與極端分子精心策畫的劇本。
安倍遇刺折射日本社會存在的撕裂？抑或這是屬於平時最容易忽視的「小概率事件」？即所謂「黑天鵝」與「灰犀牛」事件。在非洲草原人們會防範兇猛動物，如，獵豹、獅子。卻不知道近距離灰犀牛的殺傷力不亞於任何猛獸，我們「不知道的意外」比我們「意料中之事」更常主導世局之發展？  

      安倍死後他的戰略性外交與地緣競爭思維會被延續嗎？以擴充安全領域推動國家戰略轉型，利用多元化外交手段提升綜合國際能見度與活躍度的政治取向會被貫徹？安倍推動的日本「戰略主體性」「能動性」的政治遺產將繼續發揮作用嗎？現今2022年，「新冷戰」已就定位，世界政局分成三大陣營四大勢力;不以意識形態而以各國自身利益互相叫陣、博奕，導致全球經濟硬著陸。安倍的終章，奏鳴著我們所面對變動世界的序曲：「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於不得不冷靜直面他們生活的真實狀況，和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Marshall Berman)

      誰想到這世界如此真實？我們面對它又如此舉足無措！
 
作者 劉于雁, 嶺南師範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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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必須對明智的對華政策表現出真正的團結
 
2022 年 7 月 29 日，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 (Nancy Pelosi) 女士即將進行一次有爭議的亞洲之行，如果她將台灣納入行程，可能會引發台海危機。許多政客（包括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和大眾媒體敦促她訪問台灣。因為這可能不必要的引發危機，使我很鬱悶。剛閱讀了大衛·薩克斯（David Sachs）發表於外交事務（2022 年 7 月 29 日）的文章，題為《如何度過下一次台海危機——華盛頓必須準備好攤牌，不管有沒有佩洛西之行。 David Sachs 是外交事務委員會的研究員；他撰寫了許多關於台灣的文章，其中一些與其他政治分析家合作，包括委員會主任瑞恩哈斯。大衛在佩洛西行程當天發表他的文章，意味著迫切需要向佩洛西、拜登政府和關心她此行（以及此行可能引發的台海危機）的公眾提出他的分析和建議。在有同樣的緊迫感心情下我決定寫下我的意見，更因為我不同意薩克斯先生對台灣政策的許多分析和建議，儘管他承認佩洛西此行是不明智的，如果可能的話最好不要去。薩克斯沒有指出華盛頓兩黨的功能已失調。雙方都對中國和台灣做出了錯誤的假設；他們的反華立場更多是出於自私的政治利益和黨派鬥爭而非真正考慮美國利益。許多政客發現，將一切問題都歸咎於中國，比承認我們在政策和執行上的失敗並加和研討如何糾正問題要容易的多且能搧動民意。事實上美國人需要認識到美國面臨的真正問題並認真應對。任何人都無法通過只指責他人或阻止他人與美國競爭而使美國再次強大。
 
薩克斯先生沒有質疑中共政府領導下的中國大陸在台灣問題上是否曾經改變過態度或策略（實際上，兩岸從武力對歭演變到和平共處， 和平統一成為大陸的方針），儘管其最終統一的立場從未動搖。歷史上看到，國共兩黨在長達百年的爭奪執政權和抗擊外來侵略者的鬥爭中，愛恨交織變遷過。二戰末期，國民黨雖然有美國的支持但失去了對大陸的控制，最終退卻到台灣，造成了今日的兩岸分裂，但卻是和平的。 70年來，兩黨都發生了過極大的變化，中共放棄斯大林式的共產主義，逐漸擁抱資本主義，按照聯合國的規則致力發展大陸，國民黨（2000年之前在台灣為唯一的主導黨）分裂為幾個政黨最終面臨崛起的民進黨的競爭。民進黨與日本政治勢力的聯繫比與美國的聯繫更深密，它不停的明暗推動台灣獨立。 2000年陳水扁贏得總統大選時，他的獨立努力為他得了小布什總統給的“麻煩製造者”的稱號。如果說兩黨輪換執政是民主成功的唯一表證，那麼台灣已經付出了學費吸取了教訓，在過去的二十年裡贏得了民主。台灣民眾獲得併習慣了全民投票經驗，但不幸的是，他們對選舉結果並不滿意，他們選出了賣國的（李）、腐敗的（陳）、軟弱的（馬）和謊騙的（蔡）為總統， 這也可能是民主制度中的普遍現象。一個運行良好的民主制度可能是一個很好的制度，可以讓公民定期投票罷選一個糟糕的政府，但它也會定期讓公民投票選出不稱職的政治領導人，以花言巧語的演說作為政績。相比之下，中共一黨的體制期待（或要求）政府公務員努力工作、長期考核，並要以優異的成績才能上升到最高領導層。隨著意識形態不斷轉變改進以滿足社會需求（演進的社會主義），中共制度在國家建設中顯示出其效率和功能。因此，僅僅用了幾十年的時間，中國在經濟、工業、軍事以及包括太空探索在內的各種技術上都能與強大的美國相提並論。
 
薩克斯承認，佩洛西此時訪問台灣不是一個好主意，沒有任何用處，但他仍然認為美國應該在一個中國政策下干涉台灣問題。 （基本上，美國的一中政策是虛偽的承諾）薩克斯和許多鷹派國會議員一樣，認為如果佩洛西取消台灣之行，就會增強大陸的膽量來脅迫台灣（事實是台灣在經濟上對中國大陸的依賴程度遠超過大陸依賴台灣）相反地，中國的戰略對台灣人民是和善讓利的，目的是求實現和平和永久的統一。薩克斯推測，中國現在面對外來的抗爭時比以前更願意或更敢把情勢升級，所以將佩洛西之行視為攤牌是不明智的。薩克斯仔細的回顧了以前的台海危機，他建議美國派官員到台灣應當只是為了有用的目的，而不是為了惹惱或對抗中國大陸。薩克斯的建議多半在戰術層面（沒有考慮基本假設）只是在“模棱兩可”的一個中國政策的基礎上與台灣“互動”或“幫助”台灣。薩克斯甚至建議美國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並派出軍事人員幫助訓練台灣士兵，但不公開這樣做。在筆者看來，薩克斯的許多分析和建議都是不合邏輯的。他建議拜登重新考慮外交，只是對一個中國政策進行更加虛偽和模棱兩可的解釋，繼續干涉台灣的國防事務，通過向台灣出售武器來製造大陸與台灣敵對的關係，推動台灣增加國防開支。提高作戰能力，幫助平民為假想的犯台攻擊做好準備，並且鼓勵發展美台雙邊安全合作。
 
美中關係的惡化當然是由中國的崛起引發的。中國在世界上是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但從她五千年的歷史來看，中國是一個鼓舞人心向上的競爭對手，而不是一個威脅性的競爭對手。台灣是否能成為一個“完美民主”要看台灣自己的造化。台灣的成功不會是美國的功勞也不會幫美國再次偉大。中國的一黨制是否會繼續向更好的方向轉型（完善一國兩制），是中國自己的使命。中國的成功不會阻礙美國的發展，也不會削弱美國，除非美國不能面對誠實的挑戰或公平的競爭。美國應該認識到，她過去模棱兩可和虛偽的對台政策被中國大陸容忍，是因為她國弱民窮，要全心全太忙於發展自己。現在中國已經崛起，可以理解她變得更加強硬，不寬容他國的霸凌。像對待烏克蘭一樣對待台灣，並帶領台灣走向與中國大陸開戰，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歹毒的陰謀，中國不容忽視。如果台海陷入戰火，大量人死， 財物損失，美國人會生活得更好，更自豪嗎？將台灣皇冠上的明珠台積電引誘到美國，不一定會讓美國的半導體製造業再次偉大，但肯定會傷害台灣的經濟和就業。最近全球範圍內的半導體芯片短缺和過剩變遷以及當前汽車生產和銷售的停滯中斷再次印證了環球經濟運作的一些原則：從原材料到製造零件到最終成品的供應鏈與不同層次的人力資源、地理市場、交通系統和消費群體，有天然的依賴性和關聯性。世界需要學習如何協作和合作以提高效率，而不是製造不健康的競爭。
 
薩克斯向拜登提出了一個正確的建議，“全面檢討海峽兩岸政策”，但沒有就放棄上述虛偽和模棱兩可的觀念發表評論， 這是最基本該檢討的議題。美國必須誠實地接受競爭，將競爭視為鼓舞人心的能量。上帝保佑美國供給了她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好的資源，如果美國人不能與這個世界上資源缺乏的其他人競爭，那只能怪自己。作為聯合國的創始成員，美國在很大程度上是銀行、商業、金融、貿易、技術……和許多領域的規則制定者。她必須接受與世界其他地區所接受的相同規則。美國肯定能挺過佩洛西（台海）危機，但重要的是華盛頓必須在明智的對華政策上表現出真正的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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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7月8日，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日本前海上自衛隊成員山上徹也刺殺了前首相安倍晉三。兇手背後是否有人指使，或者這只是單純個人的恩怨？要等日本警視廳調查報告公布後才可能得知。刺殺安倍晉三，究竟是孤狼所為，抑或是日本極右或極左勢力策畫，或是另有其他外國勢力介入？一時之間眾說紛紜，各有各的疑點和說法，如是孤狼個人恩怨引發殺機，則形成調查上的斷點，很難繼續再追查下去。但如從極左或極右派觀點來看，日本國內一向有透過刺殺方式達到政治訴求的傳統。揆諸過去日本近百年的歷史，例如1936年2月26日的二二六事件，受到反對天皇國體論的社會主義思想家北一輝所影響的「皇道派」少壯軍人，發動暗殺元老大臣，事雖不成，但反而增加了日軍主流派以東條英機為代表的「建制派」的政治影響力，促成了日本法西斯主義的重大發展。二二六事件後，隔年1937年就發生了盧溝橋事件，1941年爆發珍珠港事件。誰殺了安倍晉三？這是日本警視廳要追查的問題。然而在安倍晉三身故之後，後安倍時期中有哪些變數足以影響東北亞甚至西太平洋的戰略布局，則是必須思考的重點。

      安倍晉三的外公就是岸信介前首相，岸信介是二戰中日本軍國主義的代表人物，是第40任首相東條英機任關東軍參謀長麾下的重要幹部，不只是在「滿洲國」實業部任職，他也是將日本財團三井引入滿鐵、滿映的重要人物。日本戰敗之後，更是一手促成了與美國簽訂「美日安保條約」。1951年美日簽訂安保條約，使日本在盟軍結束佔領後，取回了主權。經過數次修訂，美日安保條約同意美日雙方共同承擔抵抗軍事攻擊。使得日本得以在美日同盟保障下，推動日本經濟發展。然而美日安保條約也允許美國在日本設立美軍基地的，以沖繩(琉球)為例，美軍共設有41個軍事基地，4.7萬駐日美軍有七成駐紮在沖繩，使沖繩淪為雙重殖民地，不但出現有內部殖民，還受到外部殖民。這種現象說明了日本的發展是一種依附在美國羽翼下的畸形發展，長此以往，日本成了一個不正常的國家，而「國家正常化」就成了日本右翼精英追求的目標。

      安倍晉三是岸信介遺志的忠實執行者，他參拜靖國神社、繼續修改教科書，可以看出他對侵華戰爭的立場。他曾四度出任首相，全部任期超過8年9個月達3188天，因此說他是日本政治穩定的象徵也不為過。安倍的身段柔軟，他和俄國總統普丁見面遲到，竟然用小跑步方式表達他的歉意；美國總統特朗普訪問日本，安倍和夫人在歡迎儀式中都被特朗普喧賓奪主擠到紅毯之外，也不為意；特朗普愛打高爾夫球，在球敘中安倍跌入沙坑之中翻滾，引得特朗普哈哈大笑；安倍使出渾身解數，陪著笑臉取悅美國高層，以求穩定美日同盟，同時不忘記將中日之間的矛盾帶入到美日同盟規範的領域，以讓中日的矛盾轉變為中美之間的可能衝突。2014年在安倍首相任上，美日兩國發表聲明“尖閣群島（釣魚台列嶼）適用美日安保條約”；2018年美總統特朗普與安倍會談之後，確認釣魚台列嶼適用美日安保條約第5條。中美關係中的紅線就是台灣問題，把中日的矛盾引入美日同盟之中，又確保了日後中日矛盾引發的衝突可獲得美國的庇護與支持，故安倍下任後，2021年毫不掩飾公開說「日本問題就是美日同盟問題，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安倍施政的基本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要藉由挑動中美之間的對立得到好處，最終目標是要在中美對立的夾縫中擺脫美國的束縛，讓日本成為正常的國家。安倍的作風，是要藉由美國來壓制中國。安倍的代表作，就是倡議美日印澳「四方會談」，讓四國合作維護太平洋、印度洋的自由航行與和平穩定。

      安倍的施政優點，是能把上述政治目標和日本的經濟目標二者做比較好的搭配。安倍經濟學是對美國雷根總統「廣場協議」的反動，1985年9月美日德等國家將美元匯率對日圓及德國馬克下調，以解決美國貿易赤字，結果引發日圓大幅升值52%，日本藉由連續降息以減緩升值，結果產生泡沫經濟。經濟泡沫破裂演變為平成經濟大蕭條，從1991年到2012年，日本經歷了「失落的20年」。2012年底，安倍提出所謂「安倍三箭」的經濟藍圖，交給日本央行總裁黑田東彥執行：增發貨幣，履行寬鬆的貨幣政策；政府舉債擴大投資，進行建設，以擴大總需求，希望讓物價回升。如果每年成長3%，則10年後日本人均所得可增加150萬日圓。安倍三箭是激進的經濟政策，透過讓日圓貶值，改善企業收益。這種經濟政策對出口導向的企業有利，且可導致股市上漲，日經指數當時由一萬點上漲到二萬五千點，在2012到2018年間，由於物價大體平穩，安倍經濟確實獲得不錯的成效。然而勞動人口的基本薪資並未上調。1990年日本的人均所得是463.7萬日圓，而2020年則降為433.1萬日圓，減幅達7.2%。安倍三箭對大商社、財團有利，但擴大了貧富差距。

      在安倍晉三執政的最後階段，國際情勢發生了重大改變，新冠疫情及俄烏戰爭爆發改變了整個世界，這時日本應該要適時調整政策目標及策略才能與時俱進，然而安倍驟然而逝，使得日本的政經目標與策略出現僵化的危機，安倍深謀遠慮長袖善舞，畢竟只有安倍才了解日本要如何邁向正常國家，以及該如何執行安倍經濟學。黑田東彥央行總裁的任期即將於2023年4月屆滿，是否能繼續連任仍屬未定之數。因此，在後安倍時代西太平洋的戰略格局將面臨幾個重大的財經變數。

      首先是通貨膨脹升高。通膨形成的原因可從需求面與供給面來看，安倍經濟學採用寬鬆的貨幣政策，並且擴大日本央行的資產負債，希望將通膨提高到2%，以擺脫過去通貨緊縮的困境。然而俄烏戰爭爆發後，能源價格高漲，造成供給面的通膨，就是成本推動型通膨，導致通膨成因複雜化。然而黑田東彥依舊我行我素，在日本國際收支惡化、美日利差擴大，資金外流的狀況下仍然要執意控制殖利率曲線，將10年期國債的殖利率定於0.25%，在此固定價格，無限制收購日本十年期國債。然而日本是資源貧乏的國家，此時如果還繼續奉行寬鬆的貨幣政策，物價就會飛騰，日幣勢將大幅貶值。日幣自2022年俄烏戰爭開打後急速貶值，預計如果對美元計價貶值越過150日幣，或將引發亞洲各國貨幣如韓圜、新台幣等競相貶值，人民幣也許被迫要出面干預。2022年7月12日美國財政部長葉倫表態，不會干預日圓貶值，日圓貶值將交由市場決定。於是答案很清楚了，日圓大幅貶值是在美國默許下進行，其目的是要為淵驅魚，讓資金回流美國。

      俄烏戰爭開打，美國夥同其盟友對俄羅斯展開史無前例的制裁。回顧2014年俄羅斯倂吞克里米亞案，時任外相的岸田文雄，當時也只是凍結放寬俄羅斯簽證及暫停與俄羅斯談判等不涉及經濟制裁。2022年岸田文雄已升任首相，卻緊跟美國腳步對俄羅斯的煤炭實施禁運等措施，這裡可看出岸田與安倍的差異，岸田較聽從美國的指令，岸田說：「G7的團結比什麼都重要」，卻不考慮全盤的後果。對俄能源的禁令，除了導致油價飆升，引發全球通膨，也招來俄羅斯報復，5月俄羅斯宣布對63名日本官員、記者實施反制裁。並預告將對日本參股的「薩哈林二號」天然氣實施國有化。「薩哈林二號」年產液化天然氣1000萬噸，其中600萬噸提供給日本，是日本電力和天然氣供應不可缺少的來源。薩哈林二號的最終命運仍未定案，但對日本電力供應成本將產生關鍵影響，2022年6月日本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年增2.4%，可說日本的通膨正位於起跑點上。

      日圓貶值是全球央行與日本央行政策差異的結果，在安倍執政前期貶值對日本是正面的，但新冠疫情和俄烏戰爭爆發後，貨幣持續寬鬆和繼續貶值，則對日本負面較大。在安倍已逝的情況下，日本後繼的領導人應重新檢視日本的政 治與經濟目標，事實上早在2011年3月日本福島核電廠災變之後，日本就已不具備達成政治目標的條件了。

作者：馬康莊, 中華奉元學會常務理事。中美論壇社理事。 
 

王文軍

 
2022年時逢香港開埠180年（以南京條約割讓香港未准），也是香港回歸25周年。從香港歷史來看，香港發展可以分為這幾個階段：一、英帝國對華掠奪階段（1842年-1949年），二、西方各國對華封鎖階段（1949年-1997年），三、回歸後改革開放大陸對外經濟通道階段1997-2022），四、再出發階段（2022--）。

一、英帝國對華掠奪階段（1842年-1949年）
 
雖然香港因《南京條約》被割讓，香港成為了英國的殖民地，率先接觸到了工業文明，又承擔了英國對中國貿易的中轉職能，所以能從一個小漁村飛速發展成了一個貿易港灣。但是，在這一百多年裡，香港並沒有在中國經濟版圖中佔據什麼不可替代的地位。隨著大清王朝的覆滅，中國對西方市場幾乎完全開放，外國人員、資金、貨物，都可以暢行無阻的直接進入中國內地，完全沒有必要繞道被英國控制的香港。實際上，當年的上海才是遠東第一城市，名副其實的“大上海”，香港不過是過境補給港地位，但還遠遠達不到“東方之珠”的稱號。這一百餘年，香港只是不死不活的活著，猶如百年內亂的祖國大陸。
 
二、西方各國對華封鎖階段（1949年-1997年）
 
特殊時期，畸形發展，是大陸打破西方封鎖的需要，也是反華勢利滲透大陸，和平演變的需要。
 
1949年中共建政、新中國成立。香港由於獨特的地位，獲得大量戰爭移民與資金，香港人口與經濟開始膨脹。由於新中國在政治上完全站在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這一邊，特別是朝鮮戰爭以後，新中國和整個西方社會互不理睬，同西方世界的經濟聯繫幾乎完全被切斷。雖然前期有蘇聯為中國提供經濟建設亟需的資金和技術，但香港這個最接近西方的口岸城市，是不可或缺的。
 
70年代初，儘管中國大陸已經決定對西方開放的基本政策方向，但在實際操作中，卻面臨重重困難。畢竟新中國成立後被孤立了二十多年，中國對西方國家的貿易規則完全陌生，甚至精通英語的人都是鳳毛麟角。這種從文化，法律，規則甚至語言的欠缺，導致中國與西方的交流難以達到令人滿意的程度。而這，正好構成了香港崛起的條件。
 
香港畢竟屬於中國，香港人也是中國人。香港人熟悉大陸，即使在中國和西方關係最為冷淡的五六十年代，中國內地和香港間也保持著相對穩定的人員、貿易往來，一些必須從西方進口的先進技術、設備、材料與外匯，幾乎都是通過香港獲得。同時香港人也熟悉西方，在英國統治下渡過了一個多世紀，他們對西方的法律、貿易規則等等都很熟悉。中蘇分裂後，香港逐漸更成為中國大陸與世界交往的唯一通道，同時香港也是西方瞭解和影響中國大陸的唯一管道，除此以外，香港同時也還充當了大陸與臺灣之間的聯繫橋樑。從八十年代兩岸關係緩和算起，直到兩岸建立“大三通”之前，大陸與臺灣間的人員、物資往來，絕大多數都會選擇從香港轉道。背靠中國大陸這麼一個巨大體量的市場，成為當時中國唯一的對外橋樑，也由於這一“紐帶”作用，成就了香港航運之都、貿易之都、金融之都、間諜之都，也形成的香港獨特的地域文化，成為“東方之珠”。

三、隨改革開放及回歸後依託大陸而崛起（1997-2022）
 
隨著香港的回歸，中國大陸加入“WTO”，香港開始真正的崛起，而香港的崛起，完完全全是因為中國大陸因為香港回歸而給與的絕好機會。這個機會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當時的整個東南亞，有很多的城市如臺北，新加坡，吉隆玻，首爾等都想爭奪亞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可得。為什麼？是因為它們的地理位置不夠好嗎？是他們的人口素質不夠高嗎？都不是！而是因為他們沒有中國這樣一個巨大的市場作為支撐！
 
在這個問題上，真正可以和香港一較高下的對手只有東京，其背後自然是整個日本戰後經濟的蓬勃發展以及當時不遜色於中國的經濟體量。所以整個東南亞，也就只成就了香港和東京。
 
香港回歸後，在祖國大陸的支援下，戰勝美國導致的金融風暴，進入高速發展階段，同時再大陸華東水災時，港人也傾囊相助，中華民族血濃於水的情感得到最好的體現。
 
然而，香港繁榮的原因也正是香港走向平淡的原因。香港的繁榮，來自於當時的中國和西方直接交流的不暢。這是一個暫時而非永久現象，所以自然是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這個店了。中國大陸不可能為特殊時期發展起來的香港，而壓制其他也有得天獨厚優勢的城市的發展，只不過這個暫時現象持續了一代人的時間，所以被這一代人視為天經地義的事。
 
九十年代以後，中國以更開放的姿態向世界開放。中國大陸有上海，北京，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香港不再是中國唯一的對外視窗。現在上海的國際地位已然超越了香港，香港的平淡和上海的崛起幾乎是同步的，不能說是上海搶佔了香港的資源，只能說是時勢造英雄！
 
同時因為回歸後，由於“一國兩制”執行中，凸顯“兩制”弱化“一國”，香港經濟規劃上並沒能與大陸完全同步，導致經濟結構不合理，再由於文化和政治上未去殖民化。再加上時代已經變了，香港的崛起得益於轉口貿易，但現在是網路時代，許多的商務貿易活動都可以通過互聯網完成，因轉口貿易而崛起的城市本來就在萎縮。而香港沒有跟上時代的變化，一些人進而懷念英國的殖民時代，躺在過去的輝煌，怨天怨地怨大陸，民生進一步惡化，在加上外部勢力的推波助瀾，進而導致謀求特殊經濟政治地位的社會動盪事件發生。
 
香港應該審視自己，時代變遷不可怕，一時的沒落也不可怕。香港真正的問題在於，大多數香港人對於時代的變化還沒有任何的意識，只是將所有的痛苦都丟給大陸。
 
人都不願承認自身的不足，而喜歡把責任推到別人的頭上。香港人不懂香港的崛起是依託大陸市場的結果。所以，他們是在迷茫中稀裡糊塗發展起來，又在迷茫中稀裡糊塗的停滯不前。如果繼續執迷不悟，香港也會在迷茫中稀裡糊塗的衰落下去。
 
四、再出發階段（2022--）。
 
時代已經變了，時代一直都在變。
 
以貿易為主的“大航海時代”，這個時代擁有貿易的通道就擁有財富，香港起源於這個時代，得益於這個時代，繁榮於這個時代。和“大航海時代”幾乎同步的是“工業時代”，也就是大工業大製造時代，技術和專利以及規模經濟能帶來巨大財富。歐美國正是“工業時代”的大贏家。
 
而現在“數字經濟時代”，”生物科技時代“，資訊為王，互聯網改變了一切。這個時代才剛剛開始，香港因為“大航海時代”的退場而平淡，未必就不能因為“數字經濟時代”的開始而重新繁榮。
 
2022年是香港回歸25周年，也是香港的新起點。
 
中央政府在政治上確保“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制度實施，並舉行了選委會、立法會和行政長官三場選舉，產生了第六屆特區政府管治團隊，試圖為香港發展創造了穩定的政治環境與社會環境，香港能否從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和疫情影響中突圍，抓住發展新機遇，考驗著香港新一屆管治團隊的智慧和擔當。
 
猶如內地改開初期，鄧大人定的：“不爭論”，“發展才是硬道理”。
 
香港發展的歷史，香港的獨特地理人文環境，註定香港有先發優勢。香港整個人口素質是得到國際認可的。依託於這麼好的人口素質，完全可以做更好的發展，比如金融，旅遊購物，教育，服務貿易。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家“十四五”規劃，只要香港經濟完全融入整個中國經濟大發展的格局中來，找准自己的優勢定位，依託內地，面向世界，唱著”國際歌"，就一定能再創輝煌。
 
題外話
 
近日由黃覺、胡杏兒等主演的《獅子山下的故事》登陸大陸央視一套並在騰訊視頻首播。該劇時間跨度長達近四十年，少見地以在港小人物所歷經的人生起伏，來反映香港回歸前後的時代變遷。開播後收視率直沖第二。
 
在上世紀70年代至2006年也有一部《獅子山下》系列單元劇，以處境故事述說一般市民的生活和他們對社會民生的看法。這些故事反映當時草根階層的掙扎歷程、如何面對種種生活挫折，並見證了香港歷史。一曲《獅子山下》重新喚起伴隨著香港度過艱難歲月，引領香港從貧窮落後走向繁榮豐盛的“香港精神”------一股自強不息、不屈不撓，在艱難中打拼的信念。
 
主題曲《獅子山下》的歌詞，就是獅子山下人們奮鬥精神的概括：人生不免崎嶇，難以絕無掛慮。既是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濟。拋棄區分求共對，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誓相隨，無畏更無懼。同處海角天邊，攜手踏平崎嶇，我哋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作者：王文軍，1968生於重慶，1989年北京航空學院三分校肄業。2007年參與保釣活動。世界華人保釣聯盟創會會員。
 

      7月12日，《紐約郵報》刊登了一篇報導，標題是“每一位總統都邀請過基辛格到白宮——除了拜登”。内容就是該報最近對基辛格進行的訪問。

      基辛格說，當拜登還是參議員的時候，他認識了拜登，可是，自從拜登進入白宮之後就沒有聯係過他。也就是説，自尼克森辭職以後，福特，詹森，卡特，雷根，老布什，克林頓，小布什，奧巴馬都邀請他到白宮，商談國際事務，聽取他的建議。唯獨拜登，沒有邀請過他！

      這是相當怪異的事。99歲的基辛格是國寶級的人物，他不但是中美關係的破冰和促成美國退出越南的關鍵人物，并因後者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對國際關係的瞭解和美國在其中的地位，他可以説是最敏銳和深刻的觀察家之一。他發言，全球政要都竪起耳朵聽，可是不是拜登！拜登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12年，并曾經擔任主席，在擔任副總統的8年中遍訪世界各國，他曾經自誇說，他見過的國家領袖超過所有美國總統。可是，他居然沒有積極跟基辛格保持聯係。爲什麽？

      很可能是拜登太自負了，以爲他對國際事務有足夠的瞭解，不屑於請教他自己小圈子以外的專家。也可能，他深知，基辛格對國際事務的看法跟他很不相同。

      是的，論者都認爲，基辛格相信權力平衡才是維持世界穩定的基礎。他不贊成在國際關係中逼人太甚，因爲這樣必然會引起反彈，對抗。他不贊成北約東擴，更不贊成把烏克蘭拉進北約。他認爲烏克蘭應當成爲俄羅斯與歐洲之間的橋梁，也就是采取一個中立的立場。誰都可以看出，拜登上臺之後的政策完全與基辛格的世界觀背道而馳。拜登要聯合盟國，跟中俄進行激烈競爭。拜登要走的路子是新保守主義，是維持美國的霸權，是不容許中國超越美國。

      當基辛格擔任尼克森的國家安全顧問時，他通過秘密外交，把中國拉到美國這一邊，并致力於跟越共和解，從而削弱蘇聯的力量。對於拜登要把烏克蘭拉進北約，使得普京別無選擇，必須跟中國緊密合作，共同對抗美國。這是他絕對不認可的。

      這多半就是拜登不理會基辛格的原因。79歲的拜登拒絕聽取99歲的基辛格的意見，真的是失智，狂妄，愚蠢，加在一起！他的國内政策，要增加年收入在40萬以上的人的所得稅，失敗了，他大規模印錢，送給低收入人口，繼續并且加碼跟中國打貿易戰，又鼓勵烏克蘭加入北約，導致俄烏戰爭，造成能源危機，都是使通脹失控的原因。現在，他面對的是國内和國際上的兩個爛攤子。他沒有基辛格的智慧而不自知，還自以爲是，真的是令人遺憾，更令人爲美國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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