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一日，遊輪Viking Cruise為我們安排的節目是“莫斯科之夜”。大巴先把我們載到莫斯科的紅場（Red Square），讓我們再逛一次白天已經花了幾小時走遍了的，匯集了俄國的政治，宗教，藝術和歷史的心臟地帶(紅場是由克里姆林宮，東正教大教堂，博物館和一家老式高檔次百貨公司圍繞的廣場，位於克里姆林宮牆外中間還有列寧和其他領導人的陵墓)。
 
                恰好，本來被認為是敬陪末座的“最差東道國隊”——俄國足球隊——居然晉級世界杯十六強 ，並且在當天下午打敗了勁旅西班牙，邁入八強。所以，年輕人，三五成群，湧向紅場，總共可能有一兩千人。有些人手中搖晃著俄國國旗，一面走，一面歡欣呼叫，過往的汽車也不停地按喇叭。廣大的廣場上人氣充沛，喜氣洋洋。我們在人群裡走了一陣子，吸收了他們的正能量，然後再次登車去碼頭，上船遊河。遊船在莫斯科河中緩緩前行，沿河可以看到裝飾了燈火的大廈和它們反映在水面上的倒影。雖然大廈的燈光絕對比不上廣州或者杭州的夜景，但仍然相當漂亮。遊船回到紅場的途中，河岸邊來往的一群群搖旗歡笑的青年向我們招手，而到了紅場附近，我們看到明亮多彩的，形狀似洋蔥的大大小小的東正教教堂屋頂，難免驚嘆一聲：美！千年來，俄國人，雖然上兩世紀也沒少欺負中國人，其實也是受苦受難的民族，而七月一日，他們迎來了值得他們驕傲的一天。
 
                如果你沒有去過俄國，而對俄國人的印象是來自美國電影或電視裡塑造的俄國黑手黨形象的話，那麼你會以為他們個個都是個子高大，冷酷無情，殺人不眨眼的惡魔。如果你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去過，那麼你印象裡的俄國可能是貧窮落後，到處都是購物者排的長龍。戈巴喬夫和葉利欽，兩位主導前蘇聯轉型到“民主社會”的政治領袖，現在被一般俄國人視為歷史罪人。毫無疑問，在他們的引導下，前蘇聯的轉型應當算是極端失敗的。
 
                令人一直困惑不解的是，中共的領袖處處參看蘇聯模式，以它作為擬定政策的借鑒，而戈葉兩人，儘管完全有時間參考鄧小平於1978年在中國發動的改革開放，可是他們似乎絲毫沒有仿效的念頭。他們迷信西方模式：戈巴喬夫急於政治轉型，疏忽了經濟發展，而經濟徹底失敗，轉而導致政治轉型失敗和葉利欽武裝奪權；葉利欽急於徹底毀掉計劃經濟，乃聽取美國專家的建議，想要一步到位，結果導致聯邦解體和十年經濟蕭條，人口缩減，年輕人不肯結婚，自殺率猛增和預期壽命縮短。試想，經濟實力遠比當時中國強大的蘇聯，如果學習中國，經濟實行雙軌制，有序轉型獲得成功，加上它豐富自然資源的底子，再去追求政治民主化，那麼今天的世界將是一副不同的景象。
 
                自從普京於2000年1月1日從葉利欽手中接下了總統的棒子之後，嚴厲打擊國內的伊斯蘭分裂勢力，並得利於石油國際價格的飆升，俄國開始走向振興之路。當然，振興的過程也不是一帆風順，因為美國自克林頓以降，繼續在歐洲採取了擴張政策，一直把北約擴張到俄國邊境。石油價格也時高時低，似乎被美國的金融鉅子們用來打壓普京。俄國國內的貪腐情況也甚為嚴重。即便如此，如果你是在近幾年去俄國旅遊的話，那麼，正如現在湧往俄國的大批老中遊客一樣，我所看到的俄國已經從灰燼中逐漸尋回生命和活力了。
 
                在聖彼得斯堡時，Viking Cruise讓我們欣賞了世界排名第二的芭蕾舞團表演的“天鵝湖”，那優美的舞姿，配合著柴可夫斯基的羅曼蒂克的旋律，令不懂得芭蕾舞的我，也為之神往。劇院門外停放的是整齊排列的大巴，音樂廳裡面是一團一團從大巴下來的遊客，顯示出，在當前的世界上，各地的傳統藝術的真正支撐者其實是外來的客人。本國人的興趣反而已經被西方大眾文化和手機文化給吸引過去了。
 
                既然在聖彼得斯堡已經看到了一流的芭蕾舞表演，那麼到莫斯科的時候就沒有必要再去欣賞世界第一的芭蕾舞表演了，所以，Viking  把我們帶到一個社區級的小劇院，大概就那麼兩百多個座位，去聽一個小規模的發燒友型樂團的演奏。這個樂團的特點是用傳統俄國樂器來演奏傳統俄國音樂，包括俄國音樂大師的作品。意想不到的是，它居然成為我們旅遊中的一個亮點。當這些樂團演奏“齊瓦戈醫生”（1965）的主題曲時，音樂裡不但流露出並且充滿了俄國人的感情，時而溫柔，時而淒涼，時而奔放而熱情。回想起電影裡戴著貂皮帽的拉娜（克莉絲蒂）站在雪地裡的美麗形象，和她與哪位齊瓦戈醫生之間的曲折愛情，聚少離多的坎坷人生！啊！沉醉了。（有趣的是，這個曲子並沒有俄國民間樂曲的根源）
 
                毫無疑問，凡是去俄國的遊客絕對不能錯過聖彼得斯堡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原先是凱特琳娜大后（既然有彼得“大帝“於先，那就應當有”大后“於後，因為他們兩位是俄國千年歷史中最偉大的兩位領袖，兩人為俄國帶來十八世紀的百年興盛）的冬宮和私人博物館。這位大后嚮往歐洲文化，所以收購無數歐洲的文藝珍品。雖然曾經被大火燒毀，損失巨大，可是重建後的金碧輝煌和收集珍品之多，更超過了過去，被評為世界四大博物館之一。它絕對屬於桶子清單裡“一生必看一次”的項目之一。
 
               美國旅客到俄國旅遊，意識上有一個矛盾，那就是一方面欣賞俄國的歷史文物和風土人情，而另一方面又知道美俄之間當前的緊張關係。這是遊輪僱用的俄國導遊設法緩解的。船上幾位出身於教師的導遊都擁有豐富的歷史知識，尤其是俄國宮廷史，所以她們的講解令人聽得津津有味。她們對列寧的批評不多，但是對史大林則沒有好話。如前述，對戈巴喬夫和葉利欽是批評多於讚許。對於普京，她們顯然是支持的。
 
普京兼併克里米亞，因此被美國帶頭的北約制裁，這個題目是她們特別想要對美國遊客解釋的。第一，克里米亞的俄語系居民佔多數；第二，經過國際監測的選舉，超過80% 的選民以96%的高票支持克里米亞“回歸”俄國。言外之意就是，制裁其實沒有道理。為什麼是回歸呢？因為克里米亞本來屬於前蘇聯，是赫魯曉夫於1964年喝醉酒，慷概過頭，輕易地將它送給了當時屬於蘇維埃聯邦的烏克蘭共和國。所以，實際上是物歸原主。
 
               總之，我們船上的美國遊客沒有人對導遊的解說提出異議。
 
              導遊們說，俄國人最想看到的是普京遵守他今年再次當選總統時的諾言，即發展經濟，繼續改善一般人的生活水平，和提早退休年齡。同時，她們希望國際上對俄國能夠有比較客觀的認識。就我們所看到的一般俄國人來說，他們也是樸實地在過著他們自己的日子，既不敵視也不特別對旅客友善。至於事態將如何發展，我們不得而知，僅僅憑兩週旅遊的直覺感受，可以說，俄國未必是美國媒體描述的邪惡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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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以為，特朗普的貿易戰，跟世界為敵，增加吃瓜大眾的經濟負擔，必然會引起美國人普遍不滿。相對而言，中國，不但是一黨治國，言論尺度由黨嚴格控制，加上國人強烈的愛國心，一定會團結在習大大的身後，築造血肉長城，一致對外。因此，中國必定會打贏這場貿易戰。但是，令人跌破眼鏡的是，實際情況似乎恰恰相反。特朗普開打貿易戰，他的支持率居然躍升，一度曾高達百分之四十七，而共和黨人對他的認可比例也驚人地曾經高達96%。這突然使人覺得，或許這個傢伙對美國人的直覺了解比我們這種自以為是的半吊子觀察者要深刻的多。
 
                華爾街的一名分析師說，“貿易戰其實就等於增加了一筆稅款，長期而言對經濟會有一些負面影響，但是並不一定很嚴重。”這個說法也很清楚地反映在股市的表現上。貿易戰打了近四個月，美國股市基本上不為所動。因為，仔細想想，特朗普減稅，赤字增大，怎麼辦？何不讓外國人買單！說透了，不就是這麼回事嗎？
 
                據CNBC的資料，美國老百姓只有48%擁有股票，而經常在股市買進賣出的個人戶頭只佔貿易量的10%。絕大部分的買賣幾乎都是由五花八門的基金和金融公司操作。顯然，這些人對剛剛才啟動的貿易戰並不那麼感冒。
 
                貿易戰雖然對美國經濟活動的影響不甚明顯，並且儘管特朗普在歐洲的詭異表現，特別是在普京面前矮了半截，遭到兩黨的譴責，可是華爾街對此也處變不驚。更詭異的是，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國，它的沖擊卻遠為兇猛。除了股價猛跌之外，這個沖擊可以分為三方面，一是國內公知，一是海外反華的華人圈子，而第三部分特別令人費解，因為它似乎給予共產黨內部的反習派一個強大的動力，使我們在七月的上半月看到國內傳來要向習大大奪權的信息。也就是說，貿易戰不但沒有帶來團結，反而帶來了黨內分化。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先說說公知吧。公知受到重視，因為他們佔據了兩個高地，一是道德高地，不受自私利益影響；二是知識高地，因為他們擁有專業知識。站在這兩塊高地上，他們的言論有份量。毫無疑問，有不少是忠黨愛國的公知，但也有一部分是“超然”的公知，他們超越國界，以世界公民自居，拿自己的標準批評時政。在大陸，這種批評的後果有時相當嚴重，所以這群公知最寶貴的地方是在他們的勇氣，值得我們欽佩，即使他們的言論有時令人無法認同。對於北京決定跟美國硬拼，國內有一部分公知表示反對，他們的理由是：一，中國在國際貿易方面的確有不靠譜的地方，所以美國提出的許多批評是有道理的；第二，中國經濟的底子其實薄弱，貿易戰會導致經濟崩盤。也就是說，中國不但輸在理上，也會輸在實戰上。
 
                由於篇幅有限，在此我就就不舉個別的例子了，但是要提出一個重點。那就是，當特朗普啟動第301條款，用“國家安全”為理由，向對美國忠心耿耿的加拿大增收鋼和鋁的關稅時，我們就知道，對付流氓是沒有什麼“超然”的標準的。任何人再擺出站在道德高地的姿態，拿出什麼國際標準來批評中國的反制措施，那只不過是表示他的愚腐。
 
                至於貿易戰的輸贏問題，雖然有些學者說的頭頭是道，把美國的強大擡的老高，覺得中國的經濟岌岌可危，因此斷言中國會輸。可是，必須了解，只要是戰爭，包括貿易戰在內，因素複雜之極，任誰都難以預知到底後果如何，因為它所涉的意外因素太多，主政者的眼光，智慧，決心，耐力，和整個社會的韌力等等，都會產生很大的影響。最最重要的一點是，貿易戰必然是雙方都有損失，所以誰能撐到最後，誰就可能是慘勝的贏家。原先，我們總以為，美國不能打持久戰；可是，看到國內的黨內出現的內鬥，難免令人懷疑：中國能不能打這個持久戰？特朗普可能兩年後再見；可是，習近平難道能穩坐江山？
 
                安培預見中美的鬥爭可能會兩敗俱傷，所以匆匆忙忙地邀請了歐盟的商務代表，簽訂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自由貿易協定。顯然，中美貿易戰才開打，他就想做漁翁了。
 
                七月間，網上盛傳，共產黨內部有人也趁這個貿易戰的機會對習大大發動攻擊。至少，大肆渲染的事件包括：《人民日報》有一天，頭版上居然完全沒有習大大的名字。還有四天，習的名字也沒有出現在大標題內。另外，上海有一名女子用墨水塗抹習近平的肖像，其他各地也有人仿效，而各地官員迅速撤除習的照片。台灣東森電視台最能譁眾取寵的《關鍵時刻》節目，立馬報導，習近平一共經歷了十七次暗殺，有人要奪權了!他的位子不穩了！海外的一大批反華論壇，如美國之音中文台，明鏡，唐人，郭文貴以及其他一些自導自演的視頻等，都興奮起來，因為它們的收視率突然增加了，或許他們可以回國當官了！在他們眼中，共產黨政權就好像是紙做的，風一吹就會倒掉的樣子。
 
                 可是，習氏夫婦按時出國去，訪問中東和非洲多國，好像沒有大事發生一樣。
 
                 所以說，貿易戰本身沒有什麼可怕，倒是因為它而產生的意外情況才值得我們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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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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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暑烈日，又值這位百齡高壽的革命者死忌之期。憐其終生革命、念念不忘故主，卻在語言不通的異域漂泊幾達二紀之久，直到百歲之後化為骨灰，纔得悄無聲息地默默無聞歸葬其蘇北故里，世態炎涼千古如昨，音容笑貌堪懷堪憶。

在下所居的鄰縣有個山區，其名源出西班牙語，音譯為“奇諾希爾斯”，字義相當於“華山”。西人命名時大概不會是專指那座登山只有一條道的西嶽華山，諒來是泛指“中華的山嶺”，實際上這片與洛杉磯、橘郡和聖地亞哥毗鄰的山區，並無五嶽式的崇山峻嶺，只是連綿的低山矮嶺而已。依山傍嶺建房起屋，人煙逐漸稠密，房產價值當然也水漲船高。房價總依房址與附近名校之間的交通為重要參數，新開發地區尚無名校，房價相對低些，精明的買家在這方面可以佔些便宜，能以相當於熱區的廉價買到體面堂皇的豪宅大院。

中國這位“三八”老幹部，於上世紀末來美國“旅遊休息”不久，就在美國加州的“華山”擁有這樣一棟豪宅。在下辱承不棄經常蒙召，作客豪府，直到在下停止自駕之後，即使偶然拜訪也心有餘而勢不能了，往往荷公屈尊下顧，每次公必隨其座駕來來去去，耄耋龍鐘而慇勤若斯實在愧不敢當。前年初，公又邀在下入豪宅短居，助其寫作回憶錄。屋主雖然離開中國已逾二紀，卻因其曾經長期擔任遠駐邊疆的大員，逐日需與中央聯繫，養成了晝夜顛倒的作息習慣，此習慣彌老彌堅，不到下午一兩點鐘不起床。每天我倆坐下來餖飣文字，必已接近華燈初上，伏案不多時，老人家又要戴上耳機聆聽北京、香港的清晨新聞廣播了，他家電視機長期接住中央臺和鳳凰臺，關注時事新聞是其鐵定功課，過去在下偶爾還禮貌性地陪同看電視，此時公目不斜視，兩耳皆掛助聽器，自無可奉陪。所以在下的空餘時間頗多，本可在居室自顧自埋頭筆耕，而事實不然，蓋窗外景色實在誘人，晴有花含笑，雨有綠掩抑，不覺徜徉移時。

有緣坐其豪宅觀賞佳景，不由得作些聯想，嘗聞人言，當年公叱吒風雲之際，對於“抓革命促生產”很有辦法，今選擇在“華山”置產，確實顯示了其身手不凡。公曾在不经意中透露出買房全靠其《香港回憶錄》的稿費，又説出版商在那本書上還賺了大錢呢，言下之意這房子純是辛苦勞動所得，誠然，但也終究還應歸功於其眼光獨到呀。在下反躬自省，從天堂來地獄後一直心心念念想發財，金子、房子等等幾次三番輪流搗騰，但是買進什麽什麽就開始跌，賣出之後卻大漲而特漲，不甘心就再試，屢試不爽，迄今未知財在何方；對照此公一出手即穩拿勝算，實在是五體投地。偶爾閑談時，在下讚嘆道：“您這居處遠超過當年香港的英國總督府啊！”公揚聲大笑，又使人想起當年香港媒體常稱這位地下總督的“招牌笑”。

此公“招牌笑”之所以頗博人好感與稱道，是因其出於真誠，善與人同，也不吝直言彼此的異同。一個例子：新聞界廣為人呼“陸大哥”者，由於係第一位在機場迎接此公蒞美“旅遊休息”者，儘管陸大哥已作古多年而公一直對其懷念不衰，但原則上仍大義凜然，不時會冒出這樣的話來：“你們這些反共分子呵，都是逢共必反如何如何，”不言而喻，“你們”涵蓋了在下和陸大哥之流，當然另外還有許多人也遭一網打盡。顯露出公除了“招牌笑”這菩薩心腸外，同時也不改“本子風波”怒目金剛的一面。

公當年把本子往桌上一摔，對中外記者們疾言厲色怒喝“大家按本子辦事嘛！”這幕戲曾經蜚聲國際，彰顯了他刻板教條等行奉此之風的一面，也是其安身立命的本色。近年致力的《回憶錄》一仍舊貫，津津樂道“列寧和斯大林兩把刀子不能丟”云云，在下魯莽地脫口而出“此兩名字在今日世界臭不可聞了，還提它則甚？”公勃然大怒：“誰講的！都是你們這些反共分子講的！”在下唯唯受責，繼續讀，又讀到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等的“父子黨”“貓鼠黨”作風乃葬送蘇共之禍首云云，在下本性難改，忍不住低聲問道：“整個蘇聯歷史上幾曾真正有過什麽兄弟黨的情誼？幾曾懂過真正的平等相待？中國共產黨跟它鬧翻之前好長一段時期還不是一直對它誠惶誠恐低聲下氣的？”公一愣，久不出聲，沉思後，微嘆一口氣，低咕道：“再往下讀吧。”這就是公頑固的可愛處，這代表他在“旅遊休息”以來獨創的“和平演進”。

這本回憶錄其實早已完稿，由他對着錄音帶口述，寄交別人打成文字，再由人讀、他改，一遍又一遍，不知改過多少遍了，這次在下通讀的早已是製成品，在下誠懇勸公：“可以照此付印了，不必再搗騰了。”公又是報以招牌笑：“我還要繼續改！要大改特改！”公還一再念叨：“要對歷史負責”“要把道理説清楚。”根據在下幾十年吃出版飯的經驗，這類稿子修改到這程度可以拋出了，再修下去，無非就是磨了。磨，跟“旅遊休息”一樣，短可立地煞車，長則曠日持久地磨下去，永遠沒個底。

其時已近春節，在下過年未能免俗，總要與家人團聚一起迎春，所以必須告辭，公笑道：“我還要另找人幫忙。”公要另找別人，確實不難，因為公之群眾關係極佳。在下與他同上館子時，常會碰到人來向他打招呼，公一概答禮如儀，但多數情況是人家認識他而他並不認識其人，但餐畢付賬時餐館會説已經結清了，剛才與您招呼的那位自動來付的款，公每每跌足道：“我根本不知他姓甚名誰呀！”在下認為，民對遷官已無趨炎附勢的考量，“去後思”恰恰意味着昔日子民對離職父母官的最佳禮贊，可貴的是念舊之心，不必在乎是否仍憶姓名；對在下這個奇談怪論，公不置可否。
公一生積功甚多，有時贏得榮耀，有時吃了啞巴虧，何哉？就是因為在公一秉至誠鞠躬盡瘁的同時，那冥冥之中的偉大主宰根本不講人性，推出了花裡胡哨的這個主義、那個主義，左一個論、右一個論，把芸芸眾生搞得七顛八倒，所以公殫精竭慮的結果，只落得在夷國它鄉“旅遊休息”！幾年前偶然閑聊到崐曲，公興緻勃發，講述當年那位很紅火的名坤旦如何如何，在下詫異：“您也認識她？”公隨便咕嚕一句：“她是我培養的。”不便多問，但內心疑惑：“你充其量是跟我一樣的崐曲愛好者罷了，談何培養呢？”

恰巧這位名旦所屬的江蘇省崐曲團來洛杉磯公演，在下遂邀公去看戲，公欣然同意，我購票時提出“近百高齡老者來看，故需好位置”，他們如我所願給了我最佳票，及至獲悉打算來看戲的老人即他們的前省長，群皆雀躍，感念公的大力培養，紛云此公使江蘇省崐曲團設施成為全國第一流。我喜滋滋把他們至今不忘舊恩告訴了公，謂他們皆盼大駕光臨，想不到反而引起公變卦：“阿呀，我不好去看戲了，我出來旅遊休息前給鄧小平的信中曾經保證不在公開場合拋頭露面的。”終於沒去。該團一位傑出的後起之秀，堅持要造府拜訪，按此女芳齡及公之經歷來推算，他倆根本不可能覿過面，但公居然慨諾，歡迎來訪，而且見面之後交談甚歓。

由此可知我倆思想分歧的根本所在：究竟是把烏紗帽看得重如泰山，而輕萬民傘如鴻毛？還是以萬民傘為寶而視烏紗帽若草芥？作為百歲老人的此公，似乎一直未從其青少年時期的惡夢醒來過，也始終擺脫不掉宦途騰達時期深陷於“老革命碰上新問題”的污泥濁沼。不能站在百年以後的角度，回顧過去的百年經歷，當然不能撥開迷霧重見青天。公此次發病，在下恰在中國，不能像以往他住院時參加輪班服侍，但能夠推想其彌留之際正是在下返美的歸途中。雖然在下未能目睹公溘然謝世之狀，僅據其念念不忘的所思所想，不難推定公闔眼嚥氣時，來接引公的不是中華的仙靈神佛，而是那個作古已踰越百年之久的德國大鬍子。

                                                                          （再見戊戌之暑期焚香敬撰）

以中國近代史的眼光來看，台灣的民進黨是個相當獨特的政治團體，她的前身固然是1980年代反對國民黨威權體制的黨外，但是其根源來自於三條主線：一是，1895年《馬關條約》清政府割讓台灣予日本，其中產生的劇烈震撼以及帶給台灣人民被遺棄的傷痕，至今在台灣百姓的心靈深處還未完全地消除，這段時間曾經有短暫存在的台灣民主國。

二是，日據時代，台灣人的次等公民的恥辱感持續存在，以至有林獻堂等人以議會政治尋求台灣人高度自治的努力，也有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蔣渭水及霧社事變中幾乎滅族的原住民。

三是，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前的228事件以及之後的白色恐怖時期帶給許多台灣人相當嚴重的恐懼與不滿。
也就是說，民進黨與台灣獨立的團體，在經歷長期歷史傷痕的思維與心靈下，代表著百年來台灣這塊土地上許多百姓尋求自由與自主的深切期望。

從更大的層面來看，有兩方面的思考，第一，是近代中國戰亂迭起，自鴉片戰爭、甲午戰爭以來，中華民族不斷地面臨外侮以及文化本身轉化的困難，到文化大革命，直接間接於戰亂與飢饉中死亡的中國人民超過1億人，這在人類歷史上都是非常驚人的悲劇。第二，大陸在六四以後銳意革新，造成近年來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愈趨重要，以及帶給大陸人民在經濟生活的大幅進步。從歷史的眼光看，目前在大陸的中國，有一些方面已經超越過去漢唐盛世的格局。

由以上的思考，許多台灣人的尋求自由與自主的期望，其實是自鴉片戰爭170年以來的整個中國人在現代化中尋求自由與自主的夢想的一部分，這兩個曾經部分平行的歷史，近年來漸漸形成中國人與台灣人的兩個範疇，其實其間可以調和矛盾，從而相互效力與融合。

目前，雙方有一個實質性的障礙需要共同思考與超越，那就是許多人不理解與不認同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與體制，在中國大陸短時間內不會消失。在台灣，不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面對統一後在台灣的政治思想與體制的可能變動感到憂慮，因此，許多反對或抵制統一。雖然在大陸上，中國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間的整合與融合仍處在一個過渡的時期，可是未來的發展必然是正面的，以中國數千年來的文化演變史，說明當外來文化的優質被吸納入中國文化，就是一個良好時代的開始，縱然在起初可能發生嚴重的動亂。

統一與獨立本身不具有最高價值，最重要的是人民如何能夠在安全與溫飽的保障下有更好的發展。人類史上，最佳的帝國時期都是擁有廣大疆域與良好思想與體制的帝國，如漢唐、羅馬、近世的英帝國和近代來的美國。過於狹小的地理與人口的國家，皆難以長期發展。

因此，在台灣的民進黨，雖然其發韌於台灣百姓追求自由與自主的渴望，但是當歷史中國的負面因素在逐漸消除時，民進黨應該考慮她的視野，如何在歷經台灣百姓艱難困苦的歷史後，思考保持自己的政治體制和思想的優點下，重新回到中國人的世界裡，貢獻自己的特質，共同努力走向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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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芷生

          海峽兩岸究竟是什麼關係，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它不是個理論問題，而純屬情感問題，本來無需提出來討論。但多年來一直有人在為此爭辯不休，還包括一些臺灣電視臺的政論節目。此難保對涉世不深，不瞭解近代中華民族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史的年輕人，不受影響。因此，對本文提出的問題仍有略作解答的必要。

           1970年筆者剛到德國留學，便遇上了兩位同情台獨主張的“老”留學生，向我宣傳台獨理念。他們當時還不具備，像今日台獨發展出來的多種似是而非的台獨理論，以及言辭上的攻防技巧。他們一再強調的，無非是說，新加坡也是個華人社會，既然可以獨立建國，為什麼臺灣不能呢？另外就是搬出些什麼“民族自決”，”居民自決“的道理來，企圖說服我。當時筆者年輕氣盛，禁不住與他們發生了激烈口角。現在想來，不覺為自己當年的幼稚衝動而好笑。意識形態的分歧，不是用爭辯可以解決的。

            若說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或許有些史料年代過於久遠，明確性，可靠性不足，缺乏說服力，且與現代國際公法上的概念也難完全吻合。但鄭成功於1624年驅除荷蘭收復臺灣，以及1683年清康熙統一臺灣，設下一府三縣，隸屬福建省管轄，而1885年光緒為防法日等外國勢力染指，更將臺灣升格為行省，以便加強防務。這些事蹟總足以說明，臺灣不論從行政上，或法律上都早屬中國的一部分了吧。

            1895年甲午戰爭，中國海，陸戰場皆敗，日本兵臨城下，迫清廷簽下馬關條約，割地賠款，臺灣遂淪為日殖民地，長達五十年。日本前二十五年用的是高壓政策，後二十五年，鑒於臺胞反抗事件漸少，則改采懷柔政策。毋庸諱言，當年日本已完成了現代化進程，而中國則連年兵荒馬亂，民不聊生。在外人眼中，中日是無法相提並論的。尤其自1936年日本在臺灣推行皇民化運動後，部分（約占2%）的臺胞響應了此運動，放棄了自己的中國姓氏及祖宗牌位，想當日本人。在這些人眼中，自是更瞧不起中國與中國人。我在高雄念初中時，班上一位同學告訴我，日本話中懦夫的代名詞就叫“中國兵”。筆者當年雖年紀不大，但聽後也大感受辱，因此至今難忘。

            如果有人的父祖輩曾當過皇民，不必感到羞恥。但重要的是，應當知道，臺灣經八年抗戰後，已於1945年獲得光復。不但開羅會議與波茲坦公告有跡可循，且日本也早予承認。今日生活在臺灣的人，基本上都受過中國的歷史文化教育。日本殖民統治的餘毒，應早已滌除乾淨。難道還有誰不知道，自己是中國人，以及臺灣與大陸都同屬中國嗎？臺灣與大陸雖分享治權，卻共享主權，還需搬出憲法來佐證嗎？

            國共兩次合作，兩次破裂，造成雙方反目成仇，長期無法彌合的遺憾。此給中華民族帶來的損失，實難以估計。我初到德國時，正逢國民黨在海外留學生中召開所謂“反共愛國會議”。我頗不以為然，便發表了一篇題為“究竟是反共愛國，還是反華賣國”的文章，從此走上了與國民黨決裂的不歸路。

            受國民黨長期洗腦式的反共宣傳，再加上大陸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尤其是十年浩劫的文革，是台獨產生的重要背景，並不能完全歸因於日本的殖民統治。台獨思想的產生既有著錯綜複雜的因素，時間也較久遠，非一朝一夕可以根除。但目前看來，大陸改革開放後，尤其是近十年取得的輝煌成就，不但對深藍的國民黨具有磁吸作用，而對深綠的獨派人士也有著鬆動，軟化的作用。          

              2018年6月7日，維也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