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的精神
 
           2010年，劉曉波無法出席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儀式，乃由挪威著名女演員莉芙厄爾曼朗讀他的一篇文章，文章題目是《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他說：“
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
 
            他認為他在被捕，監控和審訊過程中受到尊重，認為中國的司法制度在進步，並且對中國進一步發展具有信心。他給我們的印象並不如許多外界輿論所描述的，好像中共的司法制度是一片黑暗，殘暴，無人性。這是我始料所未及的。
 
            劉曉波表現出的是儒家的“士”的精神：執善固執之，雖千萬人吾往矣，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威武不能屈…等等。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有許多幾近胡說八道的言論，如中國最好被殖民三百年，台灣，西藏，新疆都可以獨立等等…所以，對於劉曉波，我們需要作兩方面的評價：第一，他的“士”的執著精神的確很了不起；第二：他的許多言論非常幼稚和跟事實脫節。
 
民運的標杆
 
            儘管如此，由於他大力推崇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擁護絕對言論自由，提倡個人主義，使他成為西方自由主義陣營的寵兒，獲得了充滿政治鬥爭意味的和最具宣傳價值的諾貝爾和平獎。因此，在未來寫八零年代的這一段民運歷史的時候，他將會成為標杆人物，把早年民主牆的一批人，如魏京生，王軍濤，劉青等，把後來的方勵之以及六四時期的吾爾開希，柴玲，王丹，和在海外發起革命運動的王炳章等人，都擠到邊邊上去了。雖然，有點諷刺的是，他是在1989年6月才加入六四民運的行列的後來者。（六四民運是悼念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借題發揮的結果）
 
            這就使我們在評價劉曉波的時候必須評價六四。民運中有一部分人後來反思，認為他們最大的錯誤就是絕食和走向極端（我已記不得這些人的名字了，或許網上可以查到）。因為，在民運的前一段時期，趙紫陽是非常同情民運的，設法跟學生妥協。老實說，民運初期參與者的確有許多清華北大的學生，政府對他們也特別重視和不忍下手。後來，許多外地學生和非學生加入了運動的行列，運動走向極端，少數人發起絕食，這就把局勢搞糟了。等到五月十九號，趙紫陽含淚勸說學生退出天安門，而遭到學生拒絕的時候，運動乃走向你死我活的拼命階段，世界的主要媒體都參與其中，向全世界廣播，而學生們雖然餓著肚子，可是自我感覺特別良好，覺得政府不敢動武。其實，那時運動已走入絕境。
 
            我們注意到，劉曉波是在6月2號加入絕食的行列的。所以，如果我們把六四分為兩段，把絕食前的一段視為愛國運動，後一段視為革命運動，那麼他加入的是革命運動。革命運動是錯的，所以劉曉波是錯的。
 
            為什麼革命是錯的呢？那是很明顯的事。1989年時，改革開放才只有十年的過程，從百廢待興到初具規模，經濟發展非常迅速，解決了轉型所出現的一部分難題，絕對沒有必須根本改變政治制度的理由。事後的發展，包括在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更證明，先發展經濟，逐步完善政治制度是正確的策略。
 
民運值得翻案嗎？
 
            民運其實不是從1989年開始的。它的起點是1978年的民主牆運動。當時，鄧小平曾經對民主牆運動給予肯定，有人說這是因為它有助於鄧奪權。平實而論，當時左派勢力遠大於改革派，所以他利用民主牆運動來壓壓左派也是說的過去的。但是，接下來，民主牆的大字報越來越受歡迎，到處傳抄（幸好那時沒有微信和微博，否則後果難測），乃帶來了鎮壓。接下來，由計劃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的雙軌制引發了全國的倒風，大規模腐化由此開始。學生運動大概從八零年代中期就在全國許多大學中展開，反貪腐是其重點，民主的訴求也是其中一部分。胡耀邦同情學生，不肯鎮壓，乃導致他被左派元老們逼迫免職。胡耀邦的逝世為學運帶來了新的動力，乃醞釀成天安門事件。
 
            從八零年代初開始，大陸留學生開始到美國留學。這些學生跟劉曉波是同時期的，都是文革後進大學的。我當時住在紐約，接觸到其中一部分憂心國事的留學生，對他們有一定的了解。他們充滿激情，飢渴地設法了解民主理論和美國的民主制度。他們的思想模式很簡單：從五四開始，中國只有兩個選擇，一個是社會主義，效法蘇聯；另一個就是西方民主制，而美國是最佳範本；文革結束時，社會主義在中國走到了絕境，所以只剩下了一條路：向美國學習，民主救國。
 
        在這一段時期，中國共產黨其實也摸不清到底應當怎麼走，鄧小平有一度曾經傾向於更大的民主化，提出或者短暫接受了黨政分家的主張，可是後來覺得不對，還是堅持以共產黨為核心，由它領導改革開放，所謂四個堅持其實是一個堅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根據他老人家幾十年革命的經驗，他知道一個最重要的規律，那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國的改革道路只有從實踐中尋求。我們必須強調地指出，學習蘇聯是錯的，學習美國也是錯的，從行動中尋求真理才是正確的道路，也是前人從書本中沒有發現的第三條道路。他老人家是對的。他拯救了中國。
 
            西方的民主經驗是凝聚了希臘的民主制度，羅馬的法律規範，英國的人權憲章和經歷了文藝復興和啟蒙兩個大時代的思想結晶，是一個博大精深的思想與幾百年的實踐結合的體系。它既不容易讓我們讀通，更不容易讓任何其他的體制照搬。這是我們必須具備的最關鍵的認識。可惜的是，不論是西方專家或者中國知識分子，都不了解這一點。中國有中國的文化背景，也有中國自己的演進過程，所以，中國的前途從來就不在於熟讀馬列或西方經典，然後照方抓藥，所以既不是蘇聯的社會主義，也不是西方的民主主義，而是在於自我實踐。所以，鄧小平是對的，民運是錯的。
 
因此，劉曉波也是錯的。這就是說，六四，從愛國運動轉變為革命運動是走錯路了，加上現在許多民運份子依靠美國政府通過不同渠道給錢，維持生活，替美國從事反華活動，有些跑到台灣去替台獨說話。請問，他們有什麼權利要求翻案？
 
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搏鬥
 
            直到今天還有某些西方學者認為，中國必然崩潰，因為中國不民主，而民主是世界的大勢所趨。我們不必跟他們糾纏，因為這是他們的信仰。這其實跟宗教一樣的，你有你的教堂，我有我的寺廟，你拜你的聖母和耶穌，我拜我的釋迦摩尼或老莊。其差別在於西方的民主體制是建立在個人主義的基礎上，而中國幾千年的文化是建立在集體主義的磐石上，兩者具有根本性差別。經過實踐，兩者有可能在某一個中間點磨合，但是我們既不能期望西方世界改變它的基礎，也不可能讓中國搬掉它的磐石。
 
劉曉波的要求其實是要中國變成一個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國家。從言論自由的角度，或許可以讓他發言。可是，沒有任何社會的言論是絕對自由的，每個國家都有權制定它的言論尺度。對許多知識份子而言，中國目前的言論尺度可能過於狹窄。他願意作犧牲打，以身殉，我們有何權利去怪罪他呢？只不過可以指出，他的訴求是不現實的。
 
集體主義曾經是全世界的歷史常態，而個人主義作為建國的基本信念應當算是啟蒙思潮為世界帶來的巨大變革。上世紀曾經發生了兩次集體主義的反撲，一次是德國的納粹主義，另一次是蘇聯的社會主義，兩次都失敗了。這也是為什麼許多學者專家一直不看好中國的根本原因。可是，中國與前兩次不同的地方在於，它不再以某種集體主義的意識形態為操作原則，而是以實事求是的精神來導引這個集體。它比較像當前巨大的跨國公司。它有統一的指揮，有執行的效率，有嚴格的升遷制度，還具備高度的靈活性。這使得它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也使它不至於僵化。應該說，這是一種新型的集體主義制度。
 
這種制度需要新型的理論家。它需要的不是用舊標準來攻擊它的理論家。非常遺憾地，劉曉波雖然說他非常愛國，但是他並沒有去實際了解這個新體制，而是用舊的，跟它完全無法相容的理論去攻擊它。這成為他的個人悲劇。不過，他到底是不惜以死相諫，所以由他來代表八零年代的民運，或許是恰得其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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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千多年前秦始皇統一華夏後大力推行 “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 的政策，其中“書同文”部份統一了中國的文字，雖然留下“焚書坑儒”的罵名，但卻有力的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融合，中華文化得以長足發展。今日重新評價這位始皇帝，雖然他在位時間不長，但不得不說他是位雄才大略且有遠見的君主。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鑒於國人文盲或受教育不多的人為數較多，因而致力於中國文字的簡化，以降低基本教育的門檻，於1956年開始使用簡體漢字。數十年來成效卓著，現在大陸識字率遠遠高於90%。在同一段時間裡大陸的綜合國力也發展飛速， 躋身世界第二。全球各國人士不論是傾慕中華文化，或是著眼於大陸廣大的市場，學習中文的人數不斷快速增長。但問題來了，到底該學繁體漢字還是簡體漢字？大部分人會選擇學習簡體漢字，畢竟它是在大陸適用的文字。
 
但凡關心中華文化發展而又對傳統繁體漢字與今日廣為使用的簡體漢字有一定認識的人，想必會認識到華文文字統一的必要性。 在當前台海兩岸面臨統一的大環境下，對華文文字的梳理也有其緊迫性，文字的統一在一定程度上會減低交流的障礙，促進兩岸人民的相互理解。
大陸實施的漢字簡化的過程包括了兩個方面：

1. 某些繁體漢字筆畫的減少，譬如：

     國 --》国；廠 --》厂；產 --》产；樂 --》乐
     愛 --》爱；親 --》亲；鄉 --》乡；兒 --》儿
     運 --》运；開 --》开；飛 --》飞；導 --》导

    2. 合併數個繁體字為一個簡體字，如：
     幹，乾，干（干預）--》干
     後面，皇后 --》后面，皇后
     漢奸，強姦 --》汉奸，强奸
     志向，日誌 --》志向，日志
     公里，裡外，裏外 --》公里，里外，里外
     雲霧，不知所云 --》云雾，不知所云
     制度，製造 --》制度，制造
     特徵，征戰 --》特征，征战
     板栗，不寒而慄 --》板栗，不寒而栗
     等等，不一而足。
    
筆畫的減少讓書寫快捷方便了許多，即便有人批評愛裏沒了心（爱），親人不見面如何親（亲），但這些心理障碍克服起來相對容易。然而數個繁體字用一個簡體字來替代的簡化方法，筆者實在不敢苟同。文字語言的發展趨勢應該是越來越細密，能夠表達及分辨出些微不同意識或概念，而不是將不同的意識概念籠統的歸併在一個字上。上面所舉的例子中，繁體的乾媽就會變成簡體的干妈，但干字又在簡體字中可理解為繁體字的幹，干妈變幹媽，實在不雅。
 
另外，簡體字庫中仍有不少筆畫多的字，例如：壑，赢，酸，塾，等等。
 
筆者建議在華文統一的改革中應做到：

1. 簡體字與繁體字必須能一對一對應起來，而不是一個簡體字對應幾個繁體字，也就是說，簡體字庫與繁體字庫字數相等。
2. 檢視新形成的簡體字庫，將筆畫多的字適當簡化，這將成為華文漢字的標準字庫。
3. 適當的新創字，不論是繁體字或簡體字，經過審查後應可納入標準字庫。

 
衷心期望陸、台、港三地專家能同心協力完成這有利於華文長久發展的巨大工程，則所有華人及其子孫後代甚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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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健生

​那是1965年秋天，我任職在美國廿世紀福斯電影公司(20th Century Fox Flim Corp.) 在台拍攝「聖保羅炮艇」(The Sand Pebbles) 時發生的一件事。事情發生的剎那所帶給我的震撼和處理善後的過程，讓我永生難忘，至今記憶猶新！
 
故事背景簡介；
地點一：台北市，長春路，台灣大飯店，(當時福斯公司租用該飯店三層樓面九個月，作為臨時辦事處)
地點二：基隆市，八斗子派出所。
地點三：基隆港務局。
故事中的重點：
福斯公司拍片的大道具中，除了購價25萬美金的「聖保羅炮艇」外，還有四艘新訂造的大帆船(junk) ，每艘帆船造價是一百萬新台幣，一百萬當年可以在台北最好的地區買一整棟四樓公寓！(我事後才知道，造船廠每艘淨得51萬，其他49萬是被貪污掉的「回扣」，收回扣的不是電影公司的美國員工，而是負責採購帆船的台籍經理及工作人員，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知道什麼是「貪污」，也是為什麼我後來痛恨貪污的原因和起點。) 另外，除了四艘帆船外，每艘船配置約五名船員，都是大陳島義胞，拍片期間船員們就住在船上。) 。
時間：1965年9月的某一天，大約下午七點左右，正值強颱來襲。
(颱風來襲的前三天就是四艘帆船下水的日子，而再過兩天就是導演Robert Wise到達台北的日子。)
 
話說那天雖然有颱風來襲，公司照常早上七點上班，原來要拍的「外景」，改在外双溪「中影」影棚，拍內景。我的上司，Herbert Cheek, 和我下午三點左右從中影回到長春路辦公室處理其他事務。當天中午颱風開始轉強，下午七點許，狂風暴雨，大家正在收拾東西準備下班時，我接到基隆打來的一通電話；我被那通電話的內容震撼到坐在椅子上大約一分鐘才能站起來向老闆報告電話的內容！電話是帆船隊總船長打來的，內容是報告帆船二號在颱風中沉沒，船員落海，四人獲救，另一人在落海前被纜繩擊中，迄來電時為止，仍然失蹤，生死不明！
 
Mr. Cheek聽完報告，帶著我一起去製片部，向製片經理，Mr. Warsal (曾任電影「大江東去」的製片經理)報告所發生的災難。Warzal聽完報告後的第一個反應是轉身倒了兩小杯威士忌；一杯給他自己，另一杯給了我老闆，兩人一飲而盡！然後Warsal只簡單地對Cheek說；「Go ahead, Herb. Take care of it and good luck!” 」。當然，我老闆去找製片經理並不是要向他請示什麼，而只是去告訴他發生了什麼事；「危機處理」當然就是我們自己的工作！(這短短幾分鐘的經歷，給了我非常大的啟示，在我後來的職場中發生了很大的作用。)
 
在走回我們自己辦公室的那幾分鐘內，我心裡一直在盤算和好奇；「老闆會帶那些人去基隆處理這件大事呢？我倒是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好好地学習一下了！」我沒有想到，回到辦公室後，老闆只對我說了兩句話就把事情解決了！他說的話就是要我先去會計室領兩萬元現金應急，然後去基隆把事情處理好，最後加了一句「Good luck, Ambrose!」。我聽完話的當時，愣了幾秒鐘，腦袋好像被重擊了一下，昏頭昏腦，一片空白。我一個人去？是不是自己恍神，聽錯了？但是老闆在這個時候應該是不會開玩笑的！我立即勉強掩蓋著自己心中的慌亂，整理好雜亂的思緒，打起精神，強作鎮定，跟老闆說了一聲「Okay, I am going! 」然後我也加了一句「Wish me luck! 」，走出辦公室時，我突然想到了荊軻。
 
領了錢，走出大門，門外狂風怒號，路上行人絕跡，那有計程車？好在我們的辦事處設在飯店內，偶尔爾還有計程車載客人來，但是颱風中，沒有司機願意冒險去基隆。問了十幾輛車後，在「重賞」(三倍車資) 的利誘下，終於找到了「勇夫」！上車後，司機好奇地問我，到底有什麼大事，你非要冒險在大颱風中去基隆？我嘆了一口氣，簡單地回了四個字；「一言難盡」。一路上，我腦海中思潮洶湧，想到各種的假設，各樣的結局，就是沒有想到解決事情的方法，因為所發生的事太不尋常！我最後只能用「船到橋頭自然直」安慰自己，到時候，見機行事吧。另外一方面；我原來非常不能理解，為什麼這麼重大的事件，老闆只派我一個人去處理？再思之下，我突然領悟到；原來這是老闆對我的信任，以及能力肯定的具體說明吧，想到這一點，我就下定決心，此去必須破釜沉舟，事不成，人不歸！
 
到了八斗子派出所，已是晚上十點左右，還沒進門就聽到女人淒厲的哭聲，原來落海失踪船員的屍體已經找到了，屍體暫置於派出所內 (那時基隆沒有殯儀館) ，嚎啕大哭的女人正是船員的妻子。我表明自己身分後，那女人竟抱著我痛哭不已，弄得我也淚流不止，但是不知道要如何安慰她！在派出所處理沉船事件大約花了一小時，然後我將兩萬元慰問金(那相當於當時一個教員兩年半的薪水) 交給船員妻子，拿了收據，告訴她，公司還會再付給她撫恤金(我的記憶中，後來公司付給家屬一筆非常豐厚的撫恤金，但是詳細數字不記得了。) 然後我就趕到「下一站」，基隆港務局，去處理「沉船和救船事件」，那時已近半夜了。
 
到達港務局時，根本不得其門而入，因為所有的門都關閉了，而且因為有颱風，門關得更緊！我敲了半個多小時才有人應門。找到值班人員後，我向他說明來意和訴求，他的回答竟然是「下班了，現在找不到人，你明天再來吧！」，我說「現在已經是明天了！我一定要找到可以處理這件事的單位，不然我就在這裡等到天亮！」，他看我一副不肯善罷甘休的樣子，拗不過，終於幫我找到了「海事課」的值班人，然後我終於打聽出明天上班後應該處理此事的單位及聯絡人的電話號碼等資料，如此，第二天上班就可以單刀直入，不需要再浪費任何時間了，到此我才決定暫時結束任務。(註：第二天，我輕易地就找到海事課的課長，果然在下午兩點前，港務局出動「水上起重機」順利將沉船打撈起來，帆船也在一週後修復。)
 
我回到台北已近清晨，在計程車上，我雖然疲憊不堪，仍心繫著那位殉職船員和他的家屬，但是也為自己完成了艱巨的任務而感到驕傲，並且從那時起，我深信了這句話；「世界上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這件事發生在我26歲的那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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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one will manufacture a lock without a key.
Similarly God won't give you a problem without solutions.
 
沒有人會造鎖不造鎖匙。同樣的；上帝出了難題，也一定會給你解決的方法。
 

七月四日美國國慶，朝鮮的金三胖卻給川普送上一個錐心刺骨的大煙花：首次成功的發射了一枚洲際導彈。 顯然，朝鮮將於短期內擁有洲際核導彈打擊美國的能力，因此，美國必須立即修正她過去廿多年，歷經克林頓，小布希，奧巴馬到川普政府的“拖和制裁”的政策。 這預示朝鮮半島的危機及東亞的權力格局將面臨關鍵性的轉折點。

1950 年代的韓戰（抗美援朝戰爭）改變了原來美國佛蘭克林羅斯福總統設計的二戰後美中俄共同維護東亞秩序的構想，導致了之後數十年美國豢養日本圍堵中俄的格局。 時隔近七十年後是否另一個朝鮮半島危機將重新改變東亞的合縱連橫？朝核危機將如何解決？ 在這變局中台灣應該如何應對以維護台灣人民的最大利益？

朝核危機是拖不下去了，因為朝鮮擁有洲際導彈和核武將無可避免的促成韓日的走向核武，而最終降低對美國的依賴，動搖了美日韓同盟的根基。 事實上日本軍國主義者耿耿于懷的是二戰中美軍對日本軍民的傷害，如果日本軍國主義者主導了成為正常國家後的日本，最終她必將與美國為敵。 所以美國必須維持對日本的控制，不能讓日韓有合理的藉口發展核武，這也是美國堅決朝鮮半島無核化的根本原因。

不能拖就只有戰或和的選擇。 美國當然有先發制人消滅朝鮮核武設施及採取斬首行動癱瘓朝鮮政府的能力，但是為此將付出沉重的代價：韓國精華地區，首爾，的居民和駐韓三萬余美軍將遭受生命和財產的損失，而政治上這都不是美國或韓國政府所能承受的。 表面上美軍在世界各地擺出高壓的強勢，然而在面對有實力的對手時卻深受孫子兵法的“慎戰”思想影響，這就是為什麼在伊朗核武問題上始終避免正面大規模衝突，對伊朗尚且如此，何況有中俄支持的朝鮮！

朝核問題廿多年來不能和平解決的最大原因是美國在政略上不願意正面滿足朝鮮金家政權的根本要求：生存，一昧的希望用武力威懾和經濟外交懲罸手段來迫使朝鮮就範，現在川普政府必須改變。

韓國新總統文在寅上任後立即更改以往的對朝政策，轉而與中俄的政策相近：尊重金家政權的生存開展和平對話而非武力威脅。 川普必須展示同樣的善意同時尊重中俄的利益，爭取中俄共同保證金家政權的生存才有希望和平解決朝核危機。 相信這也是川普最可能的選擇，因為這不僅符合美國及周邊各國的利益，也符合川普的政治需要。
最近美國國會及軍方在對台，南海及美印關係各方面都展示了對中國不友好的舉措，也給臺灣部分人士重燃對大陸敵視的態度，這對台灣是非常危險和不智的。 如前所論，朝核危機將改變東亞格局，美中俄的合作將是最可能的結果，任何不友好的對華舉措必將讓位給更重要的戰略需要，最近漢堡G20峰會川普，習近平及普金間透過系列的双邊會談已經充分展現這種意願。

臺灣的最好政策是不要激怒大陸，儘量維持兩岸間的和平現狀，爭取時間，表達善意，透過接觸為臺灣人民爭取最大的利益。 蔡英文如果不能掌握這個歷史機遇，自然有其他英雄豪傑會取而代之。 最近柯文哲在上海雙城論壇上主張 “秉持兩岸一家親的理念，加強兩岸交流合作，建構兩岸命運共同體，共同追求兩岸人民更美好之未來。” 就代表一個積極的態度，必將逐漸成為台灣大多數人的心聲。

(首刊於台灣中時17年7月11日言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