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這次嫦娥五號順利繞月登陸鑽取月壤成功回歸是值得讚揚的。這在太空科學領域推出了很大的進展，創下了不少「第一」新史。首先在火箭推進上能將8.2噸的負荷量送上月球軌道，就是一大突破。第二，能在確定的地點根據月球的新地圖著陸也是首次。第三，在二十四小時內完成挖土取樣是此次探月的最大目的。第四，在月球的軌道上自動鏈結，傳遞月壤，沒有人在飛船裡操作，証明此次任務的自動化設計技術成熟。第五，更能表現技術成熟的是無人駕駛順利的回到預定內蒙著陸點。第六，是把長程導彈在地球氣層外打水漂的技術，用在月船回歸地球選擇穿入大氣層的準確座標上。第七，是把這次部分任務用實時影像傳送回地球，讓我們可以看到。第八，這次任務的完滿成功說明了中國在軟硬体技術，尤其是半導體晶片電路控制系統設計和和制造上都很成熟。

           說到此，有人可能會問那為什麼中國電訊電子企業還是被美國掐脖子呢？其實這是一個商業策略而不是軍事或太空技術的問題。軍事武器或太空探測當然是要有高科技，但是它們有技術‘質’的依靠而不是像商業產品有‘量’更重於質的依靠。軍武開發和太空研究在研發費用上很大，相對在制造上需量不多，單價的多少不很重要。只要產品通過多次環境測試，高低壓和高低溫等運行檢驗，從百中挑一或千中挑十就可以完成任務。而商業科技產品像智能手機，它需要上億的各種零件數量，也得通過稍微鬆一點的使用環境測試，可是難的是，你不能百裡挑一，那零件成本會太高，手機就不可能有所謂競爭價甚至白菜價。 在全球自由貿易下，大家分工合作，互相買賣，晶片和芯片美國一直領先，中國是大買家，美國是大賣家，這就給了美國掐脖子的機會。中國要自己生產，就要投資在高度清潔的芯片制造廠房上，這是在資本金，技術人和時間上的競爭。至於所謂關鑑技術，三柰米的光刻機目前只有荷蘭ASML制造，那中國只有灣道超車，研發創新趕上。好在這小柰米的技術已經到了物理盡頭，不是趕不上的。再來，小柰米技術最大的好處是幫助「量」的問題，那就是在同一塊晶片上你可以用小柰米多作好几倍的晶片，使晶片成本下降，同時使電路縮小。智能手機功能越來越多，需要電路和記憶体越多，小柰米晶片就管用了。所以美國是掐了華為手機需要小柰米晶片和需要大量低價產品的脖子。可是話說回來了，美國廠商不賣給中國企業，也不見得有別的買家。中國是世界最大的市場。假如中國人都不買美國芯片手機只買國貨，沒幾年，美企就要倒了，中國的量產技術和小柰米技術也就趕上來了。

          說回月球探測，這回嫦娥五號帶回來的1.731公斤的月壤是非常有意義和有價值的。報上有許多新聞報導說中國會贈送一些給友邦國家，都繞著政治思維想。在網上也看到許多討論月壤的事。有人建議大陸應當送一點給台灣，看蔡政府會怎麼辦，如果拒絕，就會讓世界恥笑。作者認為探測月球的意義絕不限於政治考量。太空科學與人類的未來有密切關係。這就是月壤有價值的原因和未來月球太空科學的重要性。太空知識和技術有可能會主導地球的未來命運，而月球是邁向太空的‘跳空板’，其價值可想而知。這也是世界各大國都有新的探月計劃。作者淺見認為大陸應拿出一部分月壤供民間科學界作研究用。中國陸港澳台各地民間學術界申請人應遵守同一規則，審核批准，不必贈送，更不必經由台政府。大陸可給台政府中央研究院邀請函參加月壤及月球探測國際性研討會，但不標籤政治國界和地域。美國也邀請以几個州和機構為對象，歐盟也如此，日韓印等也以國家機構為邀請對象。友好國家及有助益國家可考慮贈送少量月壤，但主要目的是太空科學研究為目的，可建議其研究方向，預期多少有點研究回饋。在月球太空議題上，以中國來領導，不必明顯政治化。讓科學無國界，本著自然產生領導的原則，作為人類太空科學的走向。可以考慮設立‘嫦娥獎’三千萬人民幣，高於諾貝爾獎，鼓勵科學家作太空研究，讓太空科學為人類福祉和平服務，讓中國走向太空科學領導者地位。

作者：張一飛，畢業於台灣成功大學，來美四十餘年，現已退休，仍致力於推動中美文化及教育活動。

 
新年伊始，《海洋法律与政策》（中英对照丶学术季刊）在囯际知名海洋法学者、海南大学囯际海法与争端解决中心主任傅崐成博士的推动下，顺利创刊问世。

海洋法治建设是实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确保中国（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的正式发布，标志着中国（海南）自贸港建设全面启动。
在积极响应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大背景下，由海南大学法学院、海南大学国际海洋法律和争端解决中心(HNU-CISLDS)牵头，联合大连海事大学海法研究院、上海海洋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香港理工大学董浩云国际海事研究中心、澳门大学法学院、台北世新大学法律学院等众多大中华地区兄弟院校共同创办了《海洋法律与政策》（Marine Law and Policy）一刊，ISSN:2709-3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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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法律与政策》于2021年1月1日正式刊发首期，每年出版4期（季刊），是大海法领域中英双语对照的优秀国际学术期刊，以期为大海法学界同仁以及实务界朋友提供交流的平台。本刊秉承实事求是的精神，力求刊发海内外与海洋法律、海洋政策相关的一切优秀研究成果，致力于推动中国海洋领域法律与政策的繁荣发展，读者群体主要涵盖海内外高校、科研机构以及法院、律所等涉海企事业单位的科研人员和实务工作者。热忱欢迎广大专家、学者不吝赐稿！
  

 
               今年冬天來得格外早，剛進12月，長江周邊城市就迎來連續十餘天零度上下的寒潮，感受最冷冬季之威力。凍得瑟瑟發抖的南方人卻被告知，拉閘限電，湖南、江西、江蘇、浙江、重慶、珠海等地工業限電，路燈全滅，部分居民區斷電，30餘層高樓，上下皆靠爬樓梯。天啊，難道我們這個冬天“取暖全靠打哆嗦”，開啟運動減肥模式嗎？
 
               提到限電，“90後”前期及再往前的人們有一段共同回憶。2002年全國有11個省份限電，2003年更有16個省份限電，雖然有2002年國務院為推動電力市場化，發出5號文推動的“廠網分離、主輔分離、輸配分離、競價上網”帶來的改革陣痛影響，但更重要的原因在於2001年加入WTO後，GDP高速增長，工業用電需求井噴，居民用電隨著家用電器的普及而增加，但是電源、電網建設週期長，難以快速填補新增的巨大缺口，因此，停電成為一代人並不浪漫的共同回憶。
 
               隨著電力部門加大投資力度，至2010年，拉閘限電在全國範圍內基本消失，電力供應進入富餘週期。《可再生能源法》在2006年1月1日開始實施，拉開國內投資新能源的序幕。發展之初，由於技術儲備不足，和西部大開發等考量，國家選擇了“建設大基地，發展大風電”的思路，發展大規模集中式的風電基地，太陽能發電也依循這個思路，計畫在西北打造一座新能源“陸上三峽”。在體制優勢下，短短數年，中國的新能源發電裝機容量大幅增長，從微不足道，到位列前茅，風力發電自2011年開始，裝機容量穩居世界第一，至2019年擁有全世界三分之一的風電裝機容量。
 
               棄風、棄光，加上近年來壓減燃煤發電廠、火電大規模虧損的新聞頻傳，顯示中國電源建設超前，電力供應大於需求，缺電的日子應已經遠去。
 
               嚴寒之下，突然冒出的限電，是否表明週期又走到電力供給不足的點位？還是如同某些外媒及國內網文所寫的，是因為制裁澳大利亞煤炭進口，導致國內火電廠煤炭供給不足而缺電呢？。
 
               事實真如此嗎？我們來看看理理舊聞與資料，抽絲剝繭看看限電原因！
 
               按照官方說法，浙江限電是為了完成“雙控”和減煤，湖南限電則是因為全省最大負荷超過歷史記錄。
 
               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認為：一種是回應節能減排，可能是到年底了，需要完成指標。另一種說法就是臨時性電力供應不足。
 
               浙江官方對限電的說法，是為了完成“雙控”和減煤目標；我認可這個說法。浙江的限電並不是電源不足，而是電量管制。
 
               解釋一下何為“雙控”。“雙控”指的是對能源消耗總量和能源消耗強度的控制，能耗強度控制的歷史較久，限制力較弱，理論上只要經濟持續增長，在單位能耗強度減弱幅度有限的情況下，能源消費總量的增長還是相當巨大。因此，在“十三五”規劃中，除了明確能耗強度減量目標，還對能源消費總量的增長設立限制。根據《“十三五”節能減排綜合工作方案》，到2020年，全國萬元國內生產總值（GDP）能耗要比2015年下降15%，能源消費總量要控制在50億噸標準煤以內。
 
               根據人民網11月25日報導，部分地區“雙控”任務依然困難重重，提及的主要是西部資源大省，如內蒙古、陝西、寧夏。記者向業內人士瞭解到，“‘十三五’前四年，全國能源消費總量累計增長約5.3億噸標準煤，約占‘十三五’能耗增量控制目標的79.0%；全國能耗強度累計下降約13.2%，完成‘十三五’下降15%總目標的87.1%。二者均符合總體進度要求，全國層面達標問題不大，但不同地區的形勢差異顯著。”還提到，“十三五”時間剛剛過半，內蒙古、寧夏的能耗增量就已突破5年控制目標，且能耗強度不降反升，浙江、廣東也已提前用完第4年的能耗增量指標，遼寧更是連續兩年未完成“雙控”考核，實際進度堪憂。”
 
             “雙控”是十三五規劃中早已確立的目標，只不過2020年為“十三五”收官之年，指標完成情況不容樂觀，作為“兩山精神”發源地的浙江，自然壓力巨大。今年8月，浙江省發改委發佈了浙江各市2019年能源“雙控”和“減煤”考核結果，此次限電的金華、寧波、台州市均未完成2019年能源“雙控”目標。自12月11日以來，浙江被通報未完成任務的各地級市又相繼分別召開了能源“雙控”“減煤”攻堅電視電話會議，並圍繞能源“雙控”和“減煤”制定了相應的行動方案。除了完成“十三五”能源“雙控”“減煤”目標外，浙江還在全力建設國家清潔能源示範省，目前正處於第二階段收官期。
 
               不過，需要指出的一點是，從電力基礎設施角度來看，浙江技術上不需要限電。只是到了“十三五”的最後一個月，在前11個月用電量同比增長2.3%的情況下，為了踩線完成“雙控”和減煤目標，不得不下猛藥。所以，義烏官方回應為何限電不開路燈時表示，回應節能減排，會持續到年底。年底一過，“十三五”就結束了。
 
               從電力消費端來看，2020年上半年雖然受疫情影響，製造業開工較晚，出口也遇到一些麻煩，但四五月份之後，生產生活逐漸恢復，加上海外疫情嚴重，轉單效應明顯，總體來說今年製造業全年景氣並不比去年差，年底甚至強於往年。
 
               除浙江外，湖南、江西兩省也傳出限電；同時，重慶、北京兩個直轄市和吉林省的用電負荷創入冬以來新高，各地均嚴陣以待，力保供電。除了經濟運行良好、工業用電需求強勁的因素外，天氣是造成本輪供電緊張的重要原因。今年受“拉妮娜”現象影響，寒潮不僅來的早，而且影響範圍大、降溫幅度強，吉林省近期最低氣溫比去年同期低10℃，南方各省據報也比往年低上3-4℃。寒潮對於供電的挑戰，一則在於增加取暖用電，加大用電負荷；更令電力部門擔憂的是，寒潮會使電力系統的運營風險上升，特別是較缺乏應對低溫天氣經驗和能力的南方。
 
               這裡重點談一下跨區域特高壓線路。祁韶±800千伏直流特高壓即為業界所稱的酒湖線，線路全長2382千米，起源於甘肅酒泉瓜州祁連換流站，止于湖南湘潭韶山換流站，是全國首個大規模輸送清潔能源直流特高壓，截止2020年10月27日，自投運起累計外送電量突破600億千瓦時。
 
               從煤炭來看，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產煤國和煤炭消費國，雖然進口量在國際煤炭市場中舉足輕重，但在中國自身煤炭產銷總量中的占比不高。按照國家統計局資料，2019年全國原煤產量為38.5億噸，同比增長4.0%，進口煤炭29967萬噸，接近3億噸，增長6.3%。2019年全年能源消費總量48.6億噸標準煤，比上年增長3.3%；煤炭消費量增長1.0%，煤炭消費量占能源消費總量的57.7%，比上年下降1.5個百分點。煤炭消費量增長有限，比重下降的趨勢明顯。
 
               而事實上， 2019年自澳大利亞進口的煤炭，全部到港量約7760萬噸，占全部進口量的約26%，是中國進口煤炭的第二大來源國，與排名第一的印尼、排名三四的俄羅斯和蒙古，加起來占中國煤炭進口總量的95%以上。然而，澳大利亞進口的煤炭量，僅為國內煤炭產量的2%，並且從澳大利亞進口的煤很大一部分是用來煉鋼的煉焦煤，與蒙古國的煤質較為接近。據華夏時報報導，2020年，澳大利亞出口到中國的煤炭，從5月份的944萬噸減至10月份的517萬噸，11月份降至179萬噸，至12月已經逐漸歸零；有大量到港的澳大利亞煤炭，也難以清關入境。
 
               另一方面，中國在11月25日與印尼簽訂14.6億美元的動力煤採購訂單，計畫從2021年開始採購2872萬噸動力煤。與此同時，南北方港口也都接到海關通知，除澳大利亞煤以外的進口到港煤炭，都可以清關，且不限制消費地。
 
               近幾年，國內火電廠環保要求提高，一些經濟實力強的沿海火電廠，紛紛改造機組，燃用進口的澳大利亞無煙煤。國內煤炭中，只有蒙西、神華、晉北部分煤廠符合要求，發運港口為繁忙的秦皇島港和黃驊港。
 
               這就是為何澳煤一停止進口，首先是浙江電力緊張的原因。燃用國內其他動力煤，不符合機組標準；從國內運來達標的無煙煤，需要等時間。
 
               不過，對國產煤炭流通的限制，還未看到鬆動跡象，“煤管票”依然嚴格。從時程來看，中國對澳洲的煤炭進口減量已經持續數月，完全有時間從其他國家替代進口動力煤；且進口煤占國內消費比重低，主要分佈在南方沿海。而本輪限電除了浙江外，主要是中部內陸省份，傳統上被稱為遠離煤炭產地的“兩湖一江”地區，因此制裁澳大利亞煤炭不是本輪限電的主因。甚至可以說，在國內減少煤炭消費量的大背景下，減少澳大利亞煤炭進口是有意為之，是長期能源政策的結果，不是限電的主要原因。
 
               公道地說，澳大利亞煤炭物美價廉，暫停交易對雙方都是損失。對能源需求強烈的中國而言，這種損失可能更加深有體會。希望雙方及早解決糾紛，恢復燃煤貿易。冬天還有很長才能過去，總“拉閘限電”可不是好辦法。
 
               今年年末這一波用電緊張，可以看出中央控制大氣污染、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決心。冷冬導致用電量提升，說明電供暖在全國已經比較普遍，北方的煤改電也取得一定進展。有些地方傳出限電影響民生的消息，與中央希望通過“供能權”淘汰落後產能、節能減排的主旨並不相符。
 
               在生態文明建設的大背景下，東部地區的產業結構必須穩步轉型升級，將環境外部性內部化，價值將會更多地分配給西部地區和新能源產業。今年酒泉地區限電比例大幅降低，風力發電、太陽能光伏發電基本都在滿足條件下正常發電；湖南缺電，使得除酒泉外，新能源發電外送表現良好，即為一例。除此之外，高耗能產業也將被迫重新佈局到用能成本低、能源結構較清潔的地方。
 
               最後，說一下已經開展幾年的「供給側改革」。
 
               所謂「供給側改革」，就是剔除那些2009年以後虛胖浮腫起來的企業,主要集中在原材料生產行業而非服務行業，故稱供給側，美其名曰去產能。主要包括下列行業：煤炭、煤化工、採礦業、水泥、煉鋼、電解鋁、造紙、造船，甚將來有可能加上汽車製造行業。大基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限電、環保，都是為供給側改革服務，倒逼企業轉型，升級。
 
               這才是本輪限電的主要動因，與澳煤沒有毛的關係。中澳政治問題解決後，澳煤必將大量進口，替代國內對煤礦的去產能。那時作為煤炭消耗大國，需要的是澳煤的定價權，猶如石油的歐佩克，另外還有鐵礦石。


作者：王文軍，1968生於重慶，1989年北京航空學院三分校肄業。2007年參與保釣活動。世界華人保釣聯盟創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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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歷史上，做官的，跟做生意的，兩者之間有著複雜并且非常不穩定的關係。它是一種共生關係：做官的不能沒有做生意的去搞活經濟；做生意的不能沒有做官的爲他們提供社會穩定，交通便利，以及短期的放縱，同時又擺脫不了做官的對他們的控制，或者利益均沾的要求。          
 
            在中國歷史上，做官的和做生意的，兩者互動的循環時常令人爲之浩嘆。當民生凋疲的時候，做官的乃大開方便之門，讓做生意的去創收，給老百姓飯吃，否則政權不穩。可是，當大家生活富裕之後，有些做生意的錢賺多了，搞得大家眼紅，做官的乃說，這些是不義之財呀！於是乎，做生意的就倒霉了。

            做官的一收緊，剝奪了做生意的賺錢機會，民生又凋疲了，做官的官位不保，衹好再開方便之門，從頭再來一次。陳雲就說過，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這曾經是中共的經濟循環論，有別於目前的雙循環論。

            1949年中共建國，毛澤東深信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一心一意要搞計劃經濟，消除私有財產，徹底掃除依靠剝削農工大衆的中間人，也就是消除做生意的這個職業類別。在他老人家死後不久，我到大陸旅游，發現每個酒店的熱水瓶跟解放前一模一樣，連鐵皮上的圖案都沒有改變。街道上基本沒有商店，都是工廠公司的門市部，賣的產品就那麽幾種，格式缺乏變化。滿街人穿的不是藍色就是灰色的衣服。騎的自行車也是一個模樣。最明顯的結論是，沒有人做生意，社會就沒有進步。

            沒有私營企業，民生工業就極端落後 — 回到了解放前。

            小平同志實在很了不起，他居然提出了一個 “讓少數人先富起來” 的口號。他説，咱們不討論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發展才是硬道理。如果你現在到大陸上旅游，你肯定發現，大陸上的民生產品，種類之多，讓你目不暇給。互聯網，快遞，5G，等等等等，中國的發展速度驚人。短短幾十年，已經快要追上美國了。事實證明，私營企業對中國的經濟發展作出了絕對重大的貢獻。

            大陸有一位經濟學家，名叫吳曉波，他出版了三冊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書，《激蕩三十年，1978-2008》和《激蕩十年，2008-2018》。他從一個非常獨特的角度，客觀，不作價值判斷地記述了過去四十年間將近一百位私營企業的企業家，他們的生平，創業的經歷，以及後來的命運。書中連帶提到的人物數目則更多。

             第一代的企業家的命運大多數都不太好，因爲，要創業，他們不得不違反社會主義的法律和規定。所以他們中間被判刑，一判就是很多年；有的破產；有的悄然退休。甚至有人妻離子散。由於文革剛剛結束，他們之中許多都是在農村中的社辦企業開始創業的，如大邱莊的禹作敏，華西村的吳仁寶等。有許多根本沒有受到正規教育，例如一位孤兒，連自己姓什麽都不知道，因爲養牛就起了個名字叫牛根生。他創辦了蒙牛集團，成爲中國最大的奶製品公司。又如一位從個體戶發展到開始雇用工人而受到小平同志表揚的傻瓜瓜子創辦人，年廣久。

            當然，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任正非了。關於他，我們不必多説，衹需要承認，他是一位偉大的民營企業家，對中國的科技發展作出了令人敬仰的貢獻。

           1984年以後，企業家開始從城市中冒頭，聯想的柳傳志，海爾的張瑞敏等一大批創建了具有工業内涵的企業。其後，文革以後上大學，在政府機關工作一陣子，然後下海經商的人大批出現了，其中如郭廣昌的復星，王傳福的比亞迪等。比亞迪創業之初獲得股神巴菲特的注資，在電池和電動巴士方面有驚人的發展，爲股神賺的盆滿鉢滿。

           許多大型企業，包括地產業，電子業，家電業，保險業等，都在八零年代後期和九零年代建立了他們的王國。1998-1999，作者稱之爲互聯網的元年，是在這段時間新浪，搜狐，網易，百度，盛大，騰訊，阿里巴巴，紛紛橫空出世，開創了中國的新時代。

          古人說，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第一代，甚至第二代的創業者所遭遇到的意識形態，教條，法律，官僚，既得利益，以至於社會上保守力量的阻力，可以比作一座座大山，而他們需要一點一點地挖，辛辛苦苦地挖出一條小路來。真正賺大錢的是後來的這一批，其中雙馬是代表人物。

          螞蟻金服的IPO被勒令叫停，批評馬雲的聲音鋪天蓋地而來，難免令人產生疑慮 : 這是否意味著做官的又要“收”了？還是僅僅爲了讓私營企業走上更合理的運作方式？

            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向中國私營企業的一大批企業家致敬：你們辛苦了。非常感謝你們對中國經濟發展，以及爲小民的就業，作出的偉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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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裡巴巴的興起和美國的雅虎楊致遠，日本軟銀的孫正義和美國投資銀行高盛集團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 通過他們的投資，以及雅虎在互聯網方面的科技，阿裡巴巴很快就取得了健康而順利地成長。
 
當然這三家的投資由於阿裡巴巴上市的成功，也因此獲得了極為可觀的收益。 支付寶是馬雲採取手段排除外資的參與，從阿裡巴巴獨立出來的。 支付寶的迅速擴張，使它和騰訊集團的微信支付成為中國兩大互聯網支付系統取得了壟斷的地位。 這兩家在中國金融界和一般老百姓的消費上迅速擁有了獨特地位，現在的中國人民的消費基本上已經跟現金支付完全脫鉤了。 中國可以說再無現金的金融活動里，佔有世界獨特領先的地位。 有了十幾億的使用者加上三四千萬的商家，形成了中國最有價值的大數據基地。 這個大數據的應用是馬雲手中的最有力的武器。
 
今年10月24號馬雲在外灘金融峰會上做了一個20分鐘的演講，這是他為了螞蟻集團的同時在上海和香港上市做IPO的推動向全世界所作的一個重要演講。 但是不幸的是在這一個冠蓋雲集的大會中，他富有攻擊性的發言，把一個全世界最大的IPO 融資。 初步估計達350億美元，一舉化為泡影。 因為他在演說后的一周內 被中國四個主管金融的單位，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保監會、外匯管理局和中國證監會約談。 隨著又被有關單位發佈監管的檔下令暫停。
 
我不止一次仔細的聽馬雲的發言，覺得他的演講把在座的所有人都得罪了。 這些人包括中國政府制定政策的頂級官員，來自世界金融界大亨，以及大多數要參與IPO的投資人。 他說，互聯網金融是一個新生事物，他對未來的世界金融人民的生活有不可磨滅的存在意義，因此不能以過去的監管金融的辦法來對待這個新生事物。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系統像是一個患有老年癡呆症的病人。 而在中國呢，則像是一個患有小兒麻痹症的病人。 這是兩種不同的病症，因此對症下藥也是不同的。 他說，我們不能以一個管理火車站的辦法來管理飛機場。 但是這是一個合適的比喻嗎？ 我看不見得。 金融系統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也好，非資本主義的國家也好，均有其共同的性質，當然也有不同社會的特點，但是金融就是金融，他說成他們完全不同理由是有欠充分的。
 
馬雲譏諷中國的經濟沒有系統，因此不存在中國金融系統的風險問題，又說，中國金融的監管是監少管多，他說監是沒有問題時候的看門，管是出了問題的時候的管制。 這樣硬生生的把監和管分開來也是欠缺說服力的。 他譏諷中國的銀行沒有現代的意識，還是拿開當鋪的思想來經營他們的銀行業務，對信用和風險認識太膚淺，因而導致只想對信用好的不需要貸款的客戶去大量借貸。 需要貸款的中小企業反而貸不到錢。 這樣好的企業錢太多，不知道怎麼用變成了壞的企業。
 
接著，馬雲又把矛頭指向巴塞爾協定，這是一個由世界十大強國中央銀行行長組成的銀行監督委員會。 他成立於1975年。 馬雲攻擊的巴塞爾協議應該稱作巴塞爾協定三。 這項協定是頒布有關強力推進數據管理分析，整合企業全風險管理平臺，它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實現資本比例的計算自動化和優化組成部分的計算。 巴塞爾協定三強調降低風險提高自有資金的槓桿是必要的。 馬雲一開頭就說他是一個非專業人士發表專業意見，我看的確如此。 他這樣批評十大強國中央銀行的共識，我覺得馬雲太過目空一切自以為是了。
 
其實，馬雲在發表這一次重要談話之前久未露面的王岐山副主席在峰會開幕式的視頻談話中就已經不點名的批評，目前中國金融界存在許多彎路、錯路和邪路，這也包括所謂的龐氏騙局。 任期最長的人民銀行前行長周小川，在他的談話中肯定了馬雲在互聯網金融方面作出的巨大貢獻使得四千萬的中小企業受惠，但是他也警告說，中國的金融需要加強監管。 前任重慶市市長黃奇帆也細節的描述了馬雲在兩三年以前如何在重慶市申請並得到批准倆個小型信貸的機構和他如何以三十八億的資金，利用ABS快速周轉得到了三干多億貸款的額度使支付寶在短短的期間獲得了四十五億的利潤。 這種操作方式跟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幾乎一模一樣。
 
而馬雲辯說他們完全不一樣，理由是支付寶通過了巨大的大數據精密的計算大幅度的避免形成壞賬的風險，因此不能和美國的次貸危機相提並論。 主管經濟的劉鶴副總理也在會上作了加強金融監管的發言。 所以馬雲的演講之前，可以說已經預先瞭解到中央政府的立場和趨向。 難怪馬雲在上台演講的時候表情緊張。 可能他巳預想到他的演講不能達到他想要的效果。
馬雲演講的結尾時提及他個人以及螞蟻集團信奉的三大原則是綠色的、可持續的以及普惠的。 如果這些都算是錯誤。 那麼我們寧願一錯再錯一錯到底！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三大原則都沒錯，但是這不是他們實際在做的事。 是大力鼓勵年輕人去借唄、花唄、去超前消費，將來能否有還債的能力都成問題，這怎麼能叫綠色呢？ 我看是紅色的，因為他們超支了。 至於說是否可持續，我認為通過ABS高超槓桿和高速運轉的借貸是典型的次貸危機，在理論上都是不可持續的，遲早要出問題的本身受惠而已。 至於普惠，那是要多方贏才能算數，而這種運作方式恵集的，只是螞蟻集團本身受恵而已。 因此，我的結論是馬雲，這一次真的是一錯到底很難翻身了，他真是盛極而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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