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芷生

帶著興奮的心情，於國慶前夕與部分“老保釣”一同受邀來到了北京。兩年前爲著參加大陸“臺灣同學會”年度研討會曾剛來過北京。發現北京這幾年確實變得越來越漂亮了。記得第一次來到北京是１９７３年四月份。當時是抱著一份對社會主義嚮往，有若“朝聖”般的心情前來北京的。我們被安排住進了位於長安街的華僑飯店。這可能是當時北京數一，數二的高檔酒店了。但與今日北京的高檔酒店相較，就顯得太簡陋了。連抽水馬桶的水箱都関不緊，連夜水漏不停。大陸物質建設的狀況遜於臺灣，這在我們到達廣州時就已然發現了。心想到達北京後景觀就會改變了。但沒想到來到北京後依然令人失望。加上滿街的行人幾乎都清一色穿著藍色的服裝，連婦女也不例外，就更加添了蕭條落後的印象。

我在來大陸前，曾不止一次對人講述，”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大道理。回去後還能有底氣和顔面繼續宣講嗎？難怪當時有幾位所謂”台獨左派“的學長，在沒有走完全程後，就失望地先行離去了。當年與我同來大陸參訪的，還有另三位同在西德留學的同學。我們都是當年在歐洲發起保釣，嚮往社會主義祖國，主張”和平統一“，才冒著得罪臺灣當局，以及不知何日方能再見爹娘，家人的風險來到大陸的。我們參訪後，雖有滿肚子疑問，但回到當時的西德後，我們並沒有就此放棄宣傳“社會主義和反獨促統”的理念。總覺得我們認識和嚮往的“中國大陸和社會主義”不應當是這個樣子的，這裏面一定有什麽蹊蹺，要不就是我們水準太低，看不透社會主義的深澳之處。當時我們中間確有人受宣傳誤導，接受了’’越窮越革命“的謬論。直到1976年”四人幫事件“爆發後，真相才逐漸被人看清了。每念及此，不得不感歎，幸好天佑中華，還給我們留下了當時可謂碩果僅存的鄧小平，否則經過十年動亂後的中國，還有恢復元氣，從新走向民族偉大復興的希望嗎？這幾年到大陸去，每當看到大陸日新月異的可喜變化，就情不自禁地會想起鄧小平，想起他撥亂反正，重新導正中國發展航向的偉大功績。我們到北京正逢新中國建國屆滿七十周年，得以與全國同胞共同慶祝這一光輝偉大的日子，深感無比榮幸。

我早在兩年前到北京時，就發現了北京平坦寬闊的馬路兩旁，新聳立起了許多現代化的高樓大廈。它雖破壞了北京原有古樸的風貌，不無遺憾，但作爲一個擁有千萬人口的大都市，既已沒有了橫向發展的空間，則除了向空中發展外，還有什麽更佳的解決方案呢？其實大陸政府早已有了解決首都人口過密的方案，並正在付諸實施中。即將政府機關遷往離北京約三十餘公里外的通州新城。新城與北京有高速公路相連，來往很便捷。爲著安頓未來機關人員的居住，已興建起了許多美觀實用的住宅樓。我們曾被安排參觀了新城的模型，也看到了通州新城目前的風貌，留下深刻印象，它必將是一座美麗的花園城市。深感大陸政府辦事有計畫，有遠見，難怪這十多年來大陸會發展得如此神速，使許多原對大陸抱有成見和歧視的人，都不得不瞠目結舌，感佩不已。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以及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道理，正在一步步獲得證實，已成為不容爭辯的現實。

我們雖不否認，我們是社會主義和新中國的堅定支持者，但我們內心真正關懷的，仍是臺灣的發展與前途。多年來我們一直受人誤解和指責，令我們長期深受不白之冤。其實我們所做的一切，歸根結底仍是爲著臺灣的前途與出路著想。希望大家能和我們一樣，早日看清，只有兩岸統一，臺灣才會有光明的前途。臺灣目前進行的大選固令人牽掛，但不論何人勝出，兩岸問題的最終解決，仍需取決於中美實力的對比與消長。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並應共同爲此做出相應的努力。

​謝芷生，2019年11月14日，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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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香港的暴亂愈演愈烈，10月5日港府頒布禁蒙面法後，參與的抗議民眾人數或有所減少，但力度卻越來越大。除在街上縱火，設路障，丟汽油彈，癱瘓地鐵，包圍政府公署外，毆打持反對意見的民眾，毆打及割傷警察，公布警察的私人信息， 並砸壞所有他們認為親中企業，銀行的店面或辦公室，宣布成立臨時政府， 高喊“香港光復，時代革命”!
 
這些暴民的種種行徑已將香港從一個被全世界公認最自由，安全的城市，變成一個恐怖份子當道，人人自危的亂區。 社會的動盪嚴重的打擊了消費及旅遊業。許多商鋪及購物中心都提早打烊，甚至全日關閉。香港經濟快速下滑。 港府最新的經濟數據顯示，香港的商務活動已降至 2009 年來的最低點。資金外逃，61%的美商公會的成員公司也表示，若香港局勢繼續惡化，則會考慮從香港轍資。
 
林鄭月娥為首的香港政府在對付暴徒分子的違法亂紀的行為， 顯得軟弱沒魄力，在紛紛擾擾的四個月後才宣佈禁蒙面法，但卻同時又強調不會啟動緊急法。 不會取消11月24日區議會的選舉。這種自掀底牌的作法，能做到止暴制亂嗎？從民陣10 月17日的最新的要求 “除惡法 （禁蒙面法），獨立調查，重組警隊”，可以看出這些暴力分子的要求是沒有上限的。 再加上西方多數的主流媒體及政府妄顧事實，一眛偏袒暴徒，使得他們越發囂張狂暴。港府到現在為止似乎沒有甚麼好的對策來平亂。
 
北京對香港的態度也頗令人費解。香港已亂成這樣， 連解放軍駐港營區也有暴徒去騷擾。幾萬武警在深圳與香港邊界也集結了好幾個月，卻毫無動靜。有人解釋是因為北京不願天安門事件的覆演，若出動武警平亂，又將遭受西方國家的譴責及制裁。也有像復旦大學的陳平教授的主張， 大陸要等香港經濟爛透了，經濟衰退到每個家庭都難以忍受的程度，房地產大跌，再出手，一舉收復香港，消除香港在1997年回歸後一直沒有去除的殖民文化。還有一種說法是，即使武警可以在段期內鎮暴平亂，港人仍有一半以上反中，甚至不認同他們是中國人。強行出手，只會加強他們這種仇中的情懷。以後類似事件還是會再爆發。唯一的辦法就是讓香港經濟爛到不行（如陳平所説）。這樣反中的港人，才會認清自己的錯誤，認同自己的祖國。
 
陳平教授的建議，從純經濟的角度來看似乎是合理的。但我要問香港不是中國的土地？香港人不是中國人嗎？ 為什麼香港人還要等到無以忍受的地步，中央才出手？這合情合理嗎？此外，要港人認同中國，必須立刻從教育著手。從小學到大學的課本，徹底割除殖民文化的毒瘤。這是不容遲緩的。要靠港人的自覺是不太可能的。若寄望港府的推行，回歸22年都做不到的事，以後有可能嗎？ 另外值得憂心的事是即將到來的區議會選舉。 黃之峰之類的亂港分子都表示要投入選舉。以目前香港社會的氛圍，這批人非常有可能大獲全勝。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們除了街頭暴動外，會循“民主”選舉的機制，進入香港的立法機構。 以後港府的結構若因他們的介入而和北京漸行漸遠，那時中央要出手將更師出無名。
 
若北京忌憚因出手香港被扣上二版天安門事件的帽子，因而投鼠忌器，以我的淺見，實在大可不必。中國近年的迅速崛起，已經被以美國認定是頭號的競爭對手。在香港事件上， 中國出不出手都會受到西方世界鋪天蓋地的抹黑。美國最近更是提油救火， 眾議院剛無異議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及“保護香港法”。議長佩諾西說通過此兩案代表美國支持香港人民的民主抗爭。這是多麼可笑的說法。現在世界各地都有大規模反政府運動。像法國的黃背心，伊拉克的抗爭，西班牙的Catalonia的獨立運動等。 美國政府對這些的抗爭活動從不表支持，卻對香港情有獨鍾。美國希望藉香港問題上拖垮中國，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朝鮮戰爭時的上甘嶺之役，中國軍隊在極其艱苦的困境中贏得了勝利。那時新中國剛成立不久，一窮二白，現在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在解決香港問題上，為何 如此隱忍？
 
北京在考慮什麼？
 
2019.10.18

借著參加紀念保釣50周年研討會的機會，有幸體驗了大陸社會的現狀，並透過各種媒介觀察了中國慶祝建國70周年的許多活動，整體的印象是感動、激動和震撼！ 中國以前所未有的信心展示了人民對中國理論和中國道路的信心，在西方模式遭遇許多失敗和困難的今天，中國道路必將對未來人類的發展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歴史將證明2019年將是改變人類前進軌跡的闗鍵年！

中國自從鴉片戰爭以來，備受數萬里以外的西方列強的欺淩，此誠李鴻章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奏摺所言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之後中國知識份子積極變法求生! 從戊戌新政，五四，文革，六四，到今天的港臺憤青，在全盤西化的浪潮中，我們否定了過去。國民黨所代表的學習美英路線和共產黨所代表的共產主義路線的競爭中，精英階級大多數拋棄了中國的傳統價值，也失去了民族靈魂。 好在中華的靈魂在草根階級中保存下來了，而中國的近代史充分的顯示出草根力量的韌性，習近平的陝北插隊給了他寶貴的營養，締造了他的改革成功，而韓國瑜的草根力量也將綻放出勝利的花朵。

近代的偉大歴史學家和文化學者錢穆説歴史是一個民族全部人生的經驗，所以歴史是研究人文科學的一種最基本的學問。 中庸説：「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歴史精神就是就是從浩瀚的歴史事實中提煉出的主宰文明的精髓，它讓我們能「鑒古知今，究往窮來」。 中國獨特的優秀的歴史文化精神孕育出世界上最悠久的不間斷的中華文明。

清末時中國面臨被瓜分滅亡的危機，但是梁任公發表「中國不亡論」，七十年前臺灣在風雨飄渺之際，錢穆説「我認為中國不僅不會亡，甚至我堅信我們的民族，還有更偉大光明的前途...」。 他們為什麼能洞悉未來？ 因為他們是偉大的歴史和文化學家。

今天，美國有許多人因擔心中國的崛起重新強調文明衝突，事實上，十七世紀以來的許多偉大西方人士，包括法國的伏爾泰，德國的萊布尼茲及近代的湯恩比都認識到中西文明的良性結合是人類的未來前進方向！
由於百餘年來長期受到強勢西方文明的洗腦，許多人迷信式的歌頌西方「普世價值」，卻以批判的態度看中國傳統文明和否定中國自己的制度。 人類的共同希望是物質和精神生活的改善，民主是個手段，而美式民主更只是選項之一。 美式民主的最大危機是已經變成維護少數利益團體的工具，而遠離了維護全民利益的初衷，最大的問題是已經無法自我改正！

中共治下的大陸當然仍有諸多缺點，但是歴史證明他們有能力改正。 今天的許多城市高樓林立，經濟繁榮，街道整潔，民眾的守法和公德心都有長足的進步。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公車上每次都有人主動讓座，而以前飽受詬病的公共廁所如今非常乾淨。 年青的一代不僅熟知現代知識而且還保有謙遜的傳統美德，更有一顆對國家對個人前途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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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慶祝活動中最重要的強調就是不忘初心，也就是爲全體人民謀福利的初心。 在國際上如能切實貫徹“共建共享合作共贏”的一帶一路精神，這將與西方對弱勢國家的侵略和剝削政策形成強烈的對比，對開發中的國家而言，選擇豈不明顯？ 台灣人民豈能不睜開眼睛做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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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標題選項：自由主義對決集體主義。不過，這個本世紀的最大對決之所以會出現，其根本的原因就是集體主義的速度，出乎大家意外的，超越了統領國際關係長達兩個世紀的自由主義。按照傳統西方的政治理論，這不應當發生，也不可能發生。非常令人感到無奈的是，這個對決的焦點，或者説觸發點，發生在香港。

        9月8日，香港的青年示威者第一次地大規模揮舞著美國的星條旗，呼籲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法案。他們在中國的領土上呼籲美國干涉中國内政！這似乎非常形象化地突出了問題：他們希望以自由主義統領世界的美國來制衡威脅到香港生活方式的中國——和它的集體主義速度。

        且讓我們把外國干涉——包括資助和培訓了一大批動員能力非常強的年輕人——以及大陸貪官和他們的白手套隱身香港，和返送中，都撇開來不談，對廣大港人而言，無可否認，他們的核心訴求是希望能夠維持他們已經熟悉的西方自由主義環境下的生活方式。雖然，在中國集體主義速度的巨大壓力之下，這個生活方式也逐漸面臨重大威脅。

        我們不妨以深圳爲例。深圳在過去40年已經從貧窮的小漁村轉變成現代化城市，其GDP已經與香港不相上下，雙方的交流也越來越多。可是，香港與深圳的心理關係卻是非常複雜：港人基本上看不起深圳人，討厭深圳人到香港搶購東西，嫌惡他們粗俗的舉止，不高興深圳家長送小孩到香港讀書，但同時又擔心害怕深圳威脅到香港的經濟地位。本來是應當合則兩利的關係，而由於香港人所感受到的威脅，企圖躲避，以至於兩地關係并不和睦，怨懟之心存在已久。

         縮小範圍，我們可以拿大疆無人機爲例。一個年輕人，汪滔，杭州人，本來在廣東讀書，後來轉學到香港科大讀書，對直升飛機抱有極大的專注興趣。他得到科大導師李澤湘的鼓勵和協助，在深圳創建了大疆科技公司。2006年創立，2018年成爲全世界最大的無人機公司，占據70%以上的國際市場。大疆因此凸顯了香港與深圳之間合作的好處：依靠香港的先進科技知識，配合了大陸在實體經濟方面迅速發展的綜合能力，它取得神速發展。

         如果我們擴展到無限大，則從香港與深圳的互動，我們看到中美之間的複雜關係。中國是一個集權的落後國家，可是，它依靠美國這個自由主義國家培養出來的如錢學森，楊振寧，施一公等等好幾代數以千百計的人才，在共產黨的集中統治之下，憑藉强大的統籌規劃，集思廣益的協調能力，和從上到下一以貫之的執行力量，達到了驚人的速度，居然到了快要超越原來遠遠跑在前面的美國！以至於本來合則兩利的關係變成當前的對峙。

         但是，不論香港的年輕人鬧到什麽地步，香港無可避免要被深圳超越。同理，不論特朗普如何阻擾，中國的發展速度無可避免將會超越美國。事態發展到今天，特朗普看來要讓步了。希望香港年輕人也能向特朗普看齊。這并不表示自由主義不具有它本身的優點和存在價值，可是，集體主義的速度超越了它。面對二十一世紀，速度似乎成爲評價一切成就的標準，使得以個人自由爲核心的政治組織方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或許大家都還記得，將近30年前，福山以黑格爾的歷史演進規律提出了轟動一時的歷史總結論。現在，由於集體主義速度的成功，歷史又開始無情地碾壓，新一輪的正反合正在我們的面前展開。
 

 
香港反送中的抗議活動自今年三月以來， 越演越烈。一直到現在，沒有消停的跡象。 從原始的和平抗議遊行，戲碼一步步加大。抗議的手段也越來越激烈。從在街上放火，向警察丟磚頭，昇級到衝進立法局的玻璃門，佔領並極盡破壞立法局長達三小時之久；公然污瀆國徽，踐踏國旗；迫使地鐵無法開動。 香港的國際機場也因被大量著黑衣戴口罩的抗議群眾佔領而被迫關閉數天之久。許多乘客跪著向這些黑衣人求情，要求准許他們離境， 一個十八歲的小女孩急著要趕回家。但即使在稍有理性的抗議者替這女孩求情下，都未獲准登機。更令人髮指的是，這群黑衣暴徒在佔據機場時，看到疑是大陸的人，就不分青紅皂白的毒打一頓。 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在雙手被綁的情形下，被圍甌長達兩小時之久。
 
這些暴民在街上與警察搏鬥時，顯然受過專業訓練。他們個個都戴有頭盔，面罩，眼罩或防毒面具。他們用汽油彈，磚頭，煙霧彈，利刀，有毒粉末，削尖的雨傘，射鋼珠的彈叉，弓箭，及足以導致失明的雷射槍攻擊警察。 數百名警察受傷。有位警察的手指甚至被暴徒切斷。警察的住所被攻擊，家人也受到威脅。
 
以民主，自由，法治標榜的西方政府及媒體在這次反送中運動裡，完全站在暴徒的一邊。 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Mitch McConnell在 八月二十一日的Wall Street Journal 登了一篇題為 “We Stand With Hong Kong”的評論，聲稱這批暴徒是群追求自由、民主的鬥士，並把此次本純屬於法律的事件和 1956 年的匈牙利革命，1968的捷克之春，及1989的天安門事件並列。
 
我們要問：如果同樣的事發生在美國，Mitch McConnell 還會這樣說嗎？ 2011 年 ，參與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民眾， 在紐約 將銀行，美聯署，證卷交易所的地鐵入口全占了。當時的市長，Michael Bloomberg 宣布如下：
 美國憲法賦於每一位紐約居民自由發言的權利， 但並不允許隨意睡在公園及佔領公共場所，影響社會大眾的生活。
 
講了這番話後，紐約警察就毫不客氣將這批手無寸鐵的民眾驅散。不服警令的立刻被捕。
 
2015 年 奧巴馬總統對參與巴爾的摩抗議警察暴力的群眾説了下面這番話：
 他們不是在抗議，當他們縱火燒房，他們就是縱火犯。他們破壞了商業次序， 也摧毀了他們自己的前程。
 
奧巴馬的這段話不也可用在今日香港嗎？巴爾的摩的暴動最後還是靠警察及馬里蘭州的民兵（National Guards) 才平復的。
 
香港局面，目前看不到將如何解決。暴徒膽子似乎越來越大。不把警察看在眼裡。這大概跟港警過去一直太過節制以及法庭對抓到的罪犯判刑太輕或甚至無罪釋放有關。我對港府及港警有下述兩點的質疑：
1）為什麼港府還不宣布戒嚴？ 2） 為什麼還要發遊行集會的許可？每次集會遊行的結果，常常造成更嚴重的警民衝突。一般奉公守法的市民整日生活在恐慌中，香港社會的法治蕩然無存。
 
最近聽說有幾位香港大學學生到西藏插港獨的旗，被抓後並沒有被起訴就釋放了。這是為什麼？為什麼北京政府要如此包容？ 為什麼不用反國家分裂法來嚴懲他們？
 
我真想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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