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後，外交上就一直是外交部外交，雖然第一任總理周恩來說過”外交無小事“，儘管外交人員很努力，但與西方社會”全方位外交”相比之下，還是顯得非常被動。
 
    先看新中國外交。中央外事小組統一領導(負責外事與國家安全)，主管副組長是國務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組長是大BOSS，執行是外交部。新中國外交基本上只有外交部這一張嘴，輿論造勢的平臺是外交部記者招待會，而在外交部記者招待會上幾個新聞發言人雖然言語犀利，條理分明，卻也基本是被動應戰。               雖然各大部委也有自己的新聞發言人，也是在統一口徑下的重複，沒有起到多少作用。當然，還有外交部長這個主力在重大事件時的講話與出訪。現在駐外大使帶領海外華僑同鄉會、留學生也加入了輿論造勢的行列，還有新媒體的運用。但“外交部外交”的基本格局還是沒變。其他機構很少有外交動作的，民間外交更是鮮見蹤影。
 
    再看看西方的“全方位外交”。就以美國為例，美國主管外交事務的是國務院（非中國國務院職能），CEO是國務卿，大BOSS是總統，前臺也是新聞發言人。其職能是：1，與外國代表處理及協調國際事務，2、作為美國總統對國際事務的首席顧問，3、協調、指揮及監督美國政府整體海外事務（部分軍事行動除外）國務卿還是美國總統內閣成員（相當於中國政治局常委，比中國外事機構具體事務負責人等級高），但這僅僅是美國外交的官方戰線之一。美國還有極為重要的一條官方“戰線”，那就是國會，國會中的議員，國會中這小組那委員會的。這條“戰線”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為其他國家尤其是我們中國製造了無數的麻煩，像前不久搞的《臺灣旅行法》、《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等都是他們的“傑作”，用國內法實現長臂管轄來替代對美國不利的國際法，從而確保美國利益。
 
    除這兩個明面上的官方外交外，美國外交目的落實更要靠各種NGO來落實，即“非政府組織”，比如“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NDI)”、“美國國際共和研究所(IRI)”、“人權觀察”、“自由之家”等，從五月開始的香港動亂，就做過很多前期鋪墊、中期準備，後期實施，達到落實美國外交政策，確保美國利益的目的。其他還有更多的高等院校等學術機構，為落實美國意志培植人才和領袖，並承擔專門"培訓"目標國政商界人員。涉及到經濟、教育、歷史、文化傳播、新聞出版，和互聯網、外交、環保、高科技等領域。文化傳媒NGO，是文化領域意識形態滲透的直接操盤手，輸出軟實力，宣揚美國文化理念，以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由於東西文化的差異，中國外交只靠官媒發言，在西方世界文化中，是很難取信於人和自圓其說的。
 
    對方千條線，我方一根筋，招架起來還是有些吃力。每每發言人侃侃而談，卻像雞同鴨講 ，外媒解讀出去的內容是另外一回事。美國出點經費，辦個培訓班，中國外交部就要舉國之力來應對，有一點兒“千斤撥四兩”的感覺，中方很吃虧。
 
    其實中國也是可以“全方位外交作戰”的。
 
    首先是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可以對應對方的國會，形成一條強有力的“外交戰線”。以全國人大常委和全國政協常委為基本隊伍，各專門委員會也組成一些具有針對性的小組、委員會，主動出擊，主動發聲，在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前提下，實現中國利益，當然，這需要在法律層面為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授權。
 
    其次是中國政府應該大力資助各類民間社團組織，可以對應對方的非政府組織，既然中國政府對中國制度有信心，就該對自己的人民有信心，對外輸出自己的文化，輸出自己的理念，輸出軟實力，支持中國民間NGO參與國際事務，如傳統的中國紅十字會、宋慶齡基金會，中國慈善總會。還有各類新型的民間團體，如藍天救援、保釣團體等。
    還有就是具有國際話語權的專家學者，要站在自己國家和民族的立場上發聲，既要敢說，也要會說，要懂得用外國人聽得懂的“語境”講故事，注意不是語言！如去美國納斯達克上市公司的路演團隊那樣講中國故事。
 
    新中國的開國領袖曾經寫過《反對黨八股》，其核心就是用老百姓聽得懂的語境來講老百姓聽得懂的故事（中共的政策綱領），而不是格式化的本本教條，看著什麼都說了，卻什麼都沒說明白，需要領會，那些外交部的官方語言怎麼讓外國的老百姓來領會呢！
 
    還有就是，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需要大量懂外語的人才，因此在教育上強化英語，這無可厚非，特別是高考中，英語成為所有專業的必考課。通過這40年的演變，英語變化成“美式英語”，大量採用美式語境，灌輸美國文化及價值觀。中國的教育部在強化中國價值觀的同時，卻也在做著美國價值觀的灌輸，這是何其矛盾的事，還是中國政府出經費。
 
    同時，中國政府資助的“孔子學院”卻在美國被妖魔化。這又是何其不平等呢？反之，“孔子學院”模式改為中國政府資助的NGO來運營支持各國的漢語教學和培訓班，效果是否是更好呢？假以時日來中國留學需要漢語語言能力考試，需要高額學費，中國的外交還會被動嗎？
 
    中國若改變“官方外交”模式的“被動防禦”不利局面，“全方位”，主動出擊。全面資助民間社團輸出中國文化，去外國“講中國故事”，去國外捍衛中國利益，中國人的利益，那麼中國外交將不再被動！
 
    一個國家的強大，終歸是文化的強大，制度的强大。而不是GDP一支獨大，出門時才不會被當作人傻钱多的“土豪”，才会受到尊重！

作者：王文軍，1968生於重慶，1989年北京航空學院三分校肄業。2007年參與保釣活動。世界華人保釣聯盟創會會員。

 
香港的不安，已經持續五個多月，還沒有看出怎樣的解決前景。海內外華人都緊張，擔心，只能抱著謹慎的樂觀心態，期望一切順利，前景光明。

學生們淳樸陽光，基本沒有野心，沒有陰謀。他們只是有直覺的感受，好像感到有深藏的地震。他們沒有組織，沒有實力，在理工大學圍城之後，抗爭可能逐漸緩和。但是問題並沒有就此解決，深層問題更顯露著危機。大陸的宣傳始終堅持一國兩制的口號，還習慣於無限上綱，將年輕人的異音稱為受外國反華教唆，把示威污衊為不愛國，鼓動大陸人仇恨香港人，視為叛國，一片主張鎮壓。這種宣傳無助於合理解決問題。在香港年輕人方面，大陸把他們視為仇敵，更使他們感到不平、不安和恐懼，增加他們的疏離感和絕望中的反抗。

香港人向來非常愛國，只是近年來才逐漸感到吃不消大陸的傲慢和壓力，心生反感。這是反常現象，有必要及早恢復正常。

也許旁觀者清，看來香港問題的解決，勢必須要兩道步驟。

1. 特首政府與學生和民間對話，談判，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原則、和精神，在香港自行解決特區的問題，不必等待中央的指示。理由是：中央由於體制的限制，不會給指示。

大陸體制的基本理論是：共產黨領導人民革命，不是按照人民的意願而當人民的公僕。革命成功後，剷除了一切反對力量，所有的人民都是革命群眾，於是黨就代表了所有人民，黨就是人民。按照這個思路，人大代表向來由共產黨派任，平常不開會，黨全權代表人民做一切決定。各省的人大常委會主席都是省黨委書記兼任：黨民一體。黨的意見就是人民的意見，沒有必要徵詢人民的意見。人民也不可能有其他意見。有之，必然是反人民的意見，等於是反黨的意見。異議份子一定是自居於黨所代表的人民以外的非法份子，或者受外國唆使的不愛國的人，應該以反黨反國的問題處理。黨國一體，愛國必須愛黨，愛黨才是愛國。因此，大陸的中央不能下令香港的特首政府與香港社會人士和學生會談，接受他們的要求。那是違反體制。一旦開了先例，以後大陸的 “人民” 循例也提出種種要求，大陸的領導層將難以對付。

大陸受到本身體制的束縛，不能對港民讓步。恰好香港是一個特區，可以有迴旋的餘地。大陸不可能讓任何其他地方政府做的事情，可以讓香港特區做：就地解決，大陸默認。香港特首不必怕事後會受大陸懲罰。大陸不但不會懲罰，反而會欣賞贊成，因為給大陸解決一個大難題：中央沒有破壞體制而答應與老百姓談判，沒有俯允民衆的要求。香港這個前例將來不適用於大陸，大陸的專政得以保全。但是大陸不便公開這樣說。所以特首不必等待大陸指示，大膽自我決定，不要怕大陸不高興。

香港對中國的重要性太大了，不是大陸任何城市可以代替的。香港的開放國際性地位對許多國家都非常重要，中國保護他們的利益對中國有利。香港又是台灣和東南亞的試金石，稍有動盪會影響大陸的全盤政治外交形勢，不容有差池。何況，一個國家有很多特殊優點的城市，是一個強項，掐掉一個是自毀臂膀。因此，大陸必須維持香港的穩定、平衡、繁榮、和發展。特首能夠解決香港的民眾抗議，維持香港現狀，不讓大陸為難，大陸中央會非常高興。

香港採取對話和談判的處理方法，還能夠解決今後可能出現的問題，發展出一套和諧相處之道，從而在一國兩制之下，維持內部圓滿自治，同時與大陸毫無衝突。

特首與學生和社會人士對話談判，應該不難獲得滿意結果。學生們提出的五大訴求並沒有反政府的意思在內。其中第1點“徹底撤回修例”，特首已經做到。第2、第3點 “收回暴動定義”、“撤銷對所有反送中抗爭者控罪”，是同一回事。示威和言論自由權都明確列在《基本法》第27條和大陸《憲法》第36條（大陸近年正宣傳“憲法治國”），學生並沒有犯法。學生的示威最初是和平的，沒有武器。後來事情演變，衝突升級，需要進行真相調查，依法處理。這是第4點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訴求。各國發生類似情況後必然成立這樣的機構，有助於公平客觀冷靜地處理善後，恢復受傷的關係。特首在原則上應可以接受這一點。第5點“立即實踐真雙普選”，是《基本法》第45和68條的規定，雙方不難就細節取得共識。

就這些訴求取得共識，將會很快安定民心，恢復社會的和平穩定，國際經濟貿易，以及各方面國內和國際的來往與交流。在過去的五六個月中，香港的一般生活也基本正常。若干地方曾經有交通阻塞，街道封鎖，但對外交通很少中斷，旅游业受创最深，但一般生產和貿易正常進行。金融市場幾乎沒有受到干擾。阿里巴巴正常上市，順利集資。區議會選舉也正常按時完成。反送中事件證明，香港教育程度高，社會文明程度高，不愧居於世界前列。
大陸至今是言論激烈而動作節制，並明言信任香港特首處理，已經暗示給特首溫和處理的空間。特首勇於承擔責任，出頭對話和談判解決，將不會在事後成為代罪羔羊被宰，反而將被留著成為安定一方的土地神。理性地解決香港事件，還能提高大陸的威望。

2. 解決基本問題：一國兩制。這可能不得不等待中國大陸的下一代領導人出現，大陸的政治生態環境有所改變。

一國兩制是過渡性的，對幾十年後的未來沒有交代。等於是緩刑五十年，五十年後仍然處決。對於簽約的人，有穩定交接的作用。大陸因此極力宣傳一國兩制的好處。但香港人處於待決狀態，內心深感疑懼。這種疑懼並沒有隨時間減輕，而是更加深和傳染。特別是年輕人，甚至未成年的中學生，對他們的未來感到恐懼。他們因此不約而同，甚至奮不顧身，參加遊行示威。而父母輩和祖父母輩，雖然自己一輩子無虞，可是非常關心兒孫們的未來幸福和安全，因此同情和支持年輕人的訴求。從最近區議會選舉可以看出來，香港人不分世代，有共同的感覺。

改革一國兩制，可能有兩個辦法：一是將一國兩制的過渡性改為永久性，二是將國體改為聯邦制。

一．  一國兩制是臨時性的。1997年後曾經五次修改《憲法》，卻始終沒有將香港的一國兩制納入《憲法》。可見是不考慮其長期性。但是香港的情況提醒人們，這個想法顯然有問題。

《基本法》第五條：“香港…五十年不变。”沒有規定五十年后自動完全歸入大陸的一制，沒有規定五十年後以怎樣的程序決定香港未來，也沒有規定未來的制度是什麽。所以港、陸有相當的靈活空間，可以協商將五十年改為永久，可以說只是延伸一國兩制。在《憲法》中將香港“特區”規定為一種正式的行政制度。與大陸的少數民族自治區不同。大陸將永不干涉香港的“特”，也表明香港的“特”不影響大陸的制度。即：大陸同胞不可以援引香港的特區的例而要求與香港同等待遇。這樣雙方都各取所需，各得其所。互不影響，相安無事。

二．中國理應自己設計最適合大中華長治久安的憲法體制。為了考慮到香港以外的更長遠問題，如台灣問題，一國兩制不是最好的答案。台灣即使很親中的人也不敢接受。值得考慮的國體之一是聯邦制。在聯邦內，各邦平等，其治理體制自己決定，互不干涉。

現在世界上不少國家採用聯邦制。聯邦制沒有定型，基本上就是在統一的聯邦中，各邦自訂其最適合本身條件的治理制度。這樣的大改革，需要領導層有開闊的心胸和理念。現在大陸的所謂紅二代或太子黨當權派，他們的出生與成長年代與他們的學識、經歷，範限了他們的思想和眼界，他們的控制慾望和專政理念根深蒂固。他們多多少少靠父祖輩餘蔭登上高位，深信他們的使命就是鞏固政權。他們很難改變。但是他們的下一代可能不同。

我們不知道所謂紅三代或太孫黨們是誰誰誰? 不知道他們想些什麼？但是大體知道，他們多半都受過較好的高等教育，絕大部分到過外國讀書，工作，或有事業，學識眼界不同。他們多半也曾得家族餘蔭的好處，但是他們相信自己可以立身創業，不靠接收政權而獲得權勢財富。他們旅遊全世界的經驗豐富，對許多現代價值的看法，對中國和對世界的了解和期望，也和上一代不一樣。但是紅三代或太孫黨一輩的人也許心胸比較開放，自信心比較強，不認為必須保持專政才安全；願意採納不同的意見，與“人民” 共同建設國家，而不是以專政領導人民。他們也可能對“人民” 比較放心；不怕人民不忠；不怕人民一旦接觸異聲異議就會不愛國。不怕開放會失去政權。新世代領導層可能真實接受《憲法》和近年宣傳的24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包含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要求。他們對聯邦制也可能接受。

近三四十年來共產黨擴大吸收黨員，黨員達九千多萬。其中絕大多數不是所謂紅色貴族了，他們同樣是社會精英，他們會支持紅三代的兼容和開放。

香港和大陸老一輩的人辛辛苦苦，從艱難困苦中掙扎出來，獲得溫飽和較好的生活，不在乎什麼自由民主。大陸的宣傳口徑就強調這一點：穩定最重要，穩定才有經濟發展，生活改善；而自由民主會引起動亂。但是香港年輕的一代跟世界接軌，想法超前。他們教育不同，生活環境不同，不但不願意減少殖民地狀態下給予的自由，還期望追求更多的民主自治；民主不會亂。他們對大陸很了解，對將來併入那個制度感到恐懼。他們的父祖輩同情他們，也要求保護他們的子女孫子女輩，希望他們將來生活在自由民主的社會中。

這種心理，也隱然存在在大陸上。有辦法的家庭都積極想把子女送到國外讀書或生活，特別顯著的是黨政大官們，幾乎沒有例外。他们多半以教育為藉口而送子女出國，但是真實的內心期望同樣是希望子女將來能夠有更開闊的天空。所以，港、陸同胞的心理相同。

今天的領導們必然會按照他們自己的image挑選和培訓接班人。但是有世代交替(generation change) 必有代溝(generation gap)，是自然的、必然的，是中外古今普遍存在的。歷史由此改變，生命由此成長。兩世代人的思想、價值觀念、人生目標、信仰、必然不同。下一代的人，不再專一重視物質建設和物質上的滿足，同時也追求個人精神價值，和社會公德公益公平等價值。今天老百姓的見識和知識也和以前大不相同。這給紅三代的領導們提供了進行變革的生態環境。

香港未來不但在金融、經濟、貿易方面仍能繼續發揮無可替代的作用，在法治、民主、社會治理、文明精神，以及向世界開放方面，也將對大陸發揮引領作用。香港學生現在因為發出聲音而付出代價，但他們揭露了一個問題。但願這次事件將是開啟歷史新頁的契機。

吳章銓，聯合國退休人員，是老保釣中最早對美國歸還冲繩而產生的釣魚台歸屬問題提出質疑的人之一。後來的保釣運動就是從他們的質疑開始的。
 
 

謝芷生

帶著興奮的心情，於國慶前夕與部分“老保釣”一同受邀來到了北京。兩年前爲著參加大陸“臺灣同學會”年度研討會曾剛來過北京。發現北京這幾年確實變得越來越漂亮了。記得第一次來到北京是１９７３年四月份。當時是抱著一份對社會主義嚮往，有若“朝聖”般的心情前來北京的。我們被安排住進了位於長安街的華僑飯店。這可能是當時北京數一，數二的高檔酒店了。但與今日北京的高檔酒店相較，就顯得太簡陋了。連抽水馬桶的水箱都関不緊，連夜水漏不停。大陸物質建設的狀況遜於臺灣，這在我們到達廣州時就已然發現了。心想到達北京後景觀就會改變了。但沒想到來到北京後依然令人失望。加上滿街的行人幾乎都清一色穿著藍色的服裝，連婦女也不例外，就更加添了蕭條落後的印象。

我在來大陸前，曾不止一次對人講述，”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大道理。回去後還能有底氣和顔面繼續宣講嗎？難怪當時有幾位所謂”台獨左派“的學長，在沒有走完全程後，就失望地先行離去了。當年與我同來大陸參訪的，還有另三位同在西德留學的同學。我們都是當年在歐洲發起保釣，嚮往社會主義祖國，主張”和平統一“，才冒著得罪臺灣當局，以及不知何日方能再見爹娘，家人的風險來到大陸的。我們參訪後，雖有滿肚子疑問，但回到當時的西德後，我們並沒有就此放棄宣傳“社會主義和反獨促統”的理念。總覺得我們認識和嚮往的“中國大陸和社會主義”不應當是這個樣子的，這裏面一定有什麽蹊蹺，要不就是我們水準太低，看不透社會主義的深澳之處。當時我們中間確有人受宣傳誤導，接受了’’越窮越革命“的謬論。直到1976年”四人幫事件“爆發後，真相才逐漸被人看清了。每念及此，不得不感歎，幸好天佑中華，還給我們留下了當時可謂碩果僅存的鄧小平，否則經過十年動亂後的中國，還有恢復元氣，從新走向民族偉大復興的希望嗎？這幾年到大陸去，每當看到大陸日新月異的可喜變化，就情不自禁地會想起鄧小平，想起他撥亂反正，重新導正中國發展航向的偉大功績。我們到北京正逢新中國建國屆滿七十周年，得以與全國同胞共同慶祝這一光輝偉大的日子，深感無比榮幸。

我早在兩年前到北京時，就發現了北京平坦寬闊的馬路兩旁，新聳立起了許多現代化的高樓大廈。它雖破壞了北京原有古樸的風貌，不無遺憾，但作爲一個擁有千萬人口的大都市，既已沒有了橫向發展的空間，則除了向空中發展外，還有什麽更佳的解決方案呢？其實大陸政府早已有了解決首都人口過密的方案，並正在付諸實施中。即將政府機關遷往離北京約三十餘公里外的通州新城。新城與北京有高速公路相連，來往很便捷。爲著安頓未來機關人員的居住，已興建起了許多美觀實用的住宅樓。我們曾被安排參觀了新城的模型，也看到了通州新城目前的風貌，留下深刻印象，它必將是一座美麗的花園城市。深感大陸政府辦事有計畫，有遠見，難怪這十多年來大陸會發展得如此神速，使許多原對大陸抱有成見和歧視的人，都不得不瞠目結舌，感佩不已。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以及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道理，正在一步步獲得證實，已成為不容爭辯的現實。

我們雖不否認，我們是社會主義和新中國的堅定支持者，但我們內心真正關懷的，仍是臺灣的發展與前途。多年來我們一直受人誤解和指責，令我們長期深受不白之冤。其實我們所做的一切，歸根結底仍是爲著臺灣的前途與出路著想。希望大家能和我們一樣，早日看清，只有兩岸統一，臺灣才會有光明的前途。臺灣目前進行的大選固令人牽掛，但不論何人勝出，兩岸問題的最終解決，仍需取決於中美實力的對比與消長。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並應共同爲此做出相應的努力。

​謝芷生，2019年11月14日，臺北市
 
 
 
 
                        

​ 
近來香港的暴亂愈演愈烈，10月5日港府頒布禁蒙面法後，參與的抗議民眾人數或有所減少，但力度卻越來越大。除在街上縱火，設路障，丟汽油彈，癱瘓地鐵，包圍政府公署外，毆打持反對意見的民眾，毆打及割傷警察，公布警察的私人信息， 並砸壞所有他們認為親中企業，銀行的店面或辦公室，宣布成立臨時政府， 高喊“香港光復，時代革命”!
 
這些暴民的種種行徑已將香港從一個被全世界公認最自由，安全的城市，變成一個恐怖份子當道，人人自危的亂區。 社會的動盪嚴重的打擊了消費及旅遊業。許多商鋪及購物中心都提早打烊，甚至全日關閉。香港經濟快速下滑。 港府最新的經濟數據顯示，香港的商務活動已降至 2009 年來的最低點。資金外逃，61%的美商公會的成員公司也表示，若香港局勢繼續惡化，則會考慮從香港轍資。
 
林鄭月娥為首的香港政府在對付暴徒分子的違法亂紀的行為， 顯得軟弱沒魄力，在紛紛擾擾的四個月後才宣佈禁蒙面法，但卻同時又強調不會啟動緊急法。 不會取消11月24日區議會的選舉。這種自掀底牌的作法，能做到止暴制亂嗎？從民陣10 月17日的最新的要求 “除惡法 （禁蒙面法），獨立調查，重組警隊”，可以看出這些暴力分子的要求是沒有上限的。 再加上西方多數的主流媒體及政府妄顧事實，一眛偏袒暴徒，使得他們越發囂張狂暴。港府到現在為止似乎沒有甚麼好的對策來平亂。
 
北京對香港的態度也頗令人費解。香港已亂成這樣， 連解放軍駐港營區也有暴徒去騷擾。幾萬武警在深圳與香港邊界也集結了好幾個月，卻毫無動靜。有人解釋是因為北京不願天安門事件的覆演，若出動武警平亂，又將遭受西方國家的譴責及制裁。也有像復旦大學的陳平教授的主張， 大陸要等香港經濟爛透了，經濟衰退到每個家庭都難以忍受的程度，房地產大跌，再出手，一舉收復香港，消除香港在1997年回歸後一直沒有去除的殖民文化。還有一種說法是，即使武警可以在段期內鎮暴平亂，港人仍有一半以上反中，甚至不認同他們是中國人。強行出手，只會加強他們這種仇中的情懷。以後類似事件還是會再爆發。唯一的辦法就是讓香港經濟爛到不行（如陳平所説）。這樣反中的港人，才會認清自己的錯誤，認同自己的祖國。
 
陳平教授的建議，從純經濟的角度來看似乎是合理的。但我要問香港不是中國的土地？香港人不是中國人嗎？ 為什麼香港人還要等到無以忍受的地步，中央才出手？這合情合理嗎？此外，要港人認同中國，必須立刻從教育著手。從小學到大學的課本，徹底割除殖民文化的毒瘤。這是不容遲緩的。要靠港人的自覺是不太可能的。若寄望港府的推行，回歸22年都做不到的事，以後有可能嗎？ 另外值得憂心的事是即將到來的區議會選舉。 黃之峰之類的亂港分子都表示要投入選舉。以目前香港社會的氛圍，這批人非常有可能大獲全勝。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們除了街頭暴動外，會循“民主”選舉的機制，進入香港的立法機構。 以後港府的結構若因他們的介入而和北京漸行漸遠，那時中央要出手將更師出無名。
 
若北京忌憚因出手香港被扣上二版天安門事件的帽子，因而投鼠忌器，以我的淺見，實在大可不必。中國近年的迅速崛起，已經被以美國認定是頭號的競爭對手。在香港事件上， 中國出不出手都會受到西方世界鋪天蓋地的抹黑。美國最近更是提油救火， 眾議院剛無異議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及“保護香港法”。議長佩諾西說通過此兩案代表美國支持香港人民的民主抗爭。這是多麼可笑的說法。現在世界各地都有大規模反政府運動。像法國的黃背心，伊拉克的抗爭，西班牙的Catalonia的獨立運動等。 美國政府對這些的抗爭活動從不表支持，卻對香港情有獨鍾。美國希望藉香港問題上拖垮中國，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朝鮮戰爭時的上甘嶺之役，中國軍隊在極其艱苦的困境中贏得了勝利。那時新中國剛成立不久，一窮二白，現在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在解決香港問題上，為何 如此隱忍？
 
北京在考慮什麼？
 
2019.10.18

借著參加紀念保釣50周年研討會的機會，有幸體驗了大陸社會的現狀，並透過各種媒介觀察了中國慶祝建國70周年的許多活動，整體的印象是感動、激動和震撼！ 中國以前所未有的信心展示了人民對中國理論和中國道路的信心，在西方模式遭遇許多失敗和困難的今天，中國道路必將對未來人類的發展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歴史將證明2019年將是改變人類前進軌跡的闗鍵年！

中國自從鴉片戰爭以來，備受數萬里以外的西方列強的欺淩，此誠李鴻章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奏摺所言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之後中國知識份子積極變法求生! 從戊戌新政，五四，文革，六四，到今天的港臺憤青，在全盤西化的浪潮中，我們否定了過去。國民黨所代表的學習美英路線和共產黨所代表的共產主義路線的競爭中，精英階級大多數拋棄了中國的傳統價值，也失去了民族靈魂。 好在中華的靈魂在草根階級中保存下來了，而中國的近代史充分的顯示出草根力量的韌性，習近平的陝北插隊給了他寶貴的營養，締造了他的改革成功，而韓國瑜的草根力量也將綻放出勝利的花朵。

近代的偉大歴史學家和文化學者錢穆説歴史是一個民族全部人生的經驗，所以歴史是研究人文科學的一種最基本的學問。 中庸説：「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歴史精神就是就是從浩瀚的歴史事實中提煉出的主宰文明的精髓，它讓我們能「鑒古知今，究往窮來」。 中國獨特的優秀的歴史文化精神孕育出世界上最悠久的不間斷的中華文明。

清末時中國面臨被瓜分滅亡的危機，但是梁任公發表「中國不亡論」，七十年前臺灣在風雨飄渺之際，錢穆説「我認為中國不僅不會亡，甚至我堅信我們的民族，還有更偉大光明的前途...」。 他們為什麼能洞悉未來？ 因為他們是偉大的歴史和文化學家。

今天，美國有許多人因擔心中國的崛起重新強調文明衝突，事實上，十七世紀以來的許多偉大西方人士，包括法國的伏爾泰，德國的萊布尼茲及近代的湯恩比都認識到中西文明的良性結合是人類的未來前進方向！
由於百餘年來長期受到強勢西方文明的洗腦，許多人迷信式的歌頌西方「普世價值」，卻以批判的態度看中國傳統文明和否定中國自己的制度。 人類的共同希望是物質和精神生活的改善，民主是個手段，而美式民主更只是選項之一。 美式民主的最大危機是已經變成維護少數利益團體的工具，而遠離了維護全民利益的初衷，最大的問題是已經無法自我改正！

中共治下的大陸當然仍有諸多缺點，但是歴史證明他們有能力改正。 今天的許多城市高樓林立，經濟繁榮，街道整潔，民眾的守法和公德心都有長足的進步。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公車上每次都有人主動讓座，而以前飽受詬病的公共廁所如今非常乾淨。 年青的一代不僅熟知現代知識而且還保有謙遜的傳統美德，更有一顆對國家對個人前途的信心。
​
這次慶祝活動中最重要的強調就是不忘初心，也就是爲全體人民謀福利的初心。 在國際上如能切實貫徹“共建共享合作共贏”的一帶一路精神，這將與西方對弱勢國家的侵略和剝削政策形成強烈的對比，對開發中的國家而言，選擇豈不明顯？ 台灣人民豈能不睜開眼睛做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