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安澤與袁征

               如果衹看美國的電視新聞，或者美國報紙，你幾乎看不到中國或中國人的影子，除了特朗普和龐培奧爲自己的不作爲脫罪而甩鍋中國以外。可是，中國人和中國在這次疫情中發揮了巨大的正能量。

               首先，楊安澤，Andrew  Yang，一位華裔美國人。雖然他已經退出了2020 年的總統選舉，可是他的政見，即每月發給每個成人1000美元，居然成爲拯救疫情的基本政策。他自己一直說，他的政見是放眼未來，當社會進一步擴展人工智能以後，必然會有一大批人失業，而每人獲得固定收入變得必須。任誰都沒有想到的是，當新冠肺炎肆虐，在兩個月裏出現3600萬人申請失業救濟之後，他的政見居然提早變成現實!

               影響更大的是另一位華裔美國人，名字是袁征（Eric Yuan），虛擬會議軟件ZOOM的創始人。這位被美國移民局拒絕簽證8次而仍然契而不捨的中個人現在走紅了。當無數的企業都需要居家工作和舉行虛擬會議時，他們依賴的就是ZOOM。他的股權財富飆升到70億，超過特朗普三倍。

               特朗普爲了掩蓋自己的遲遲不作爲，在美國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都取得世界第一時，他就到處甩鍋，而中國成爲他主要甩鍋對象，這當然是因爲甩鍋中國已經是共和黨年底大選的核心策略。這也可能是美國媒體普遍不談中國正面貢獻的原因。實際情況是，中國在兩個月内控制了疫情之後，開始向全世界運送醫療物品。口罩，防護服，呼吸器都是以億或萬的單位向全世界運送。美國甚至還攔截了中國本來要運往德國的醫療用品。此外，中國還向全世界百多個國家派遣醫療隊，幫助它們控制疫情。在美國的媒體中，除了出現中國產品不合標準的負面新聞以外，對這種正面的信息則避而不談。

               儘管如此，我們應該以中國人和中國在控制本國疫情之後進而向世界提供援助而感到驕傲。

中國式的居家隔離

               我的堂妹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前不久難得地打電話，問我在疫情中的情況，順便給我講了一個故事。她的小學同學，最近從美國回去，回來後把經歷告訴她。同學說，她一到北京機場就被通知，需要隔離。她選擇在自己的公寓隔離，而她是單身回去，所以疾控單位派了一個人從機場一路陪她到她的寓所，并且把她的門從外面反鎖。凡是她想買的東西，和她叫外賣的食物，都由社區内的人送到門口。這樣，她被鎖了兩周。這應當算是中國式的居家隔離的方式之一。

               在武漢或者其他地區，隔離的方式可能不盡相同，但是其嚴格和徹底的程度可能差不了多少。或許有人會說，這完全剝奪了個人自由。的確，自動自發的自我隔離更好，表示對人民的信任。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種從上到下隔離的效果立竿見影。在全國境内，中國使用手機上的健康碼來管控疫情，這也是西方社會關注隱私權而不願意嘗試的。我們可以把它歸在文化差異的類別之下，因爲臺灣和韓國也都使用手機的信息來進行病情追蹤。

               網報Asia Times 的作者Andrew Salmon 於5月中寫了一篇題爲“爲什麽東方在Covid-19的表現完勝西方”。該文分上下兩部分，分析非常全面。他指出，在儒家文化系統下的國家和地區，包括大陸（每百萬人的死亡率：3.3，下同），臺灣（0.3），韓國（5），日本（5.4），越南（0），按人口比例，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都遠低於歐美各國，（西班牙，580；意大利，514；英國，499；美國，260；還在繼續上升），而它們的政治制度和操作方法卻并不盡同。西方媒體從一開始就懷疑中國疫情的統計資料偏低，可是，他說，如果放在整個東亞的框架内， 中國大陸的數字跟整個區域的數字是相當一致的。

抗疫？還是復工？

               大陸，臺灣，韓國，新加坡，香港，越南，日本，都能夠有效地和迅速地控制住疫情；歐洲（衹有德國比較成功），美國，俄羅斯，以及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未能及時控制疫情。這個分別可能極端重要。東亞地區是在抗疫成功之後才復工，而其他國家是在疫情還沒有受到有效控制的時候就急於復工。美國的鍾南山，即傅奇醫生，在參議院的咨詢中指出，“一個真正的風險就是，你可能引爆你無法控制的傳染病爆發…” 他説，沒有充分的檢測，病情追蹤和治療，復工是很危險的。我們都知道，他是在承受著極大壓力的情況下，本著醫生和專家的良心這麽説的，因爲特朗普從一開始就跟他和其他絕大多數專家作對，甚至在宣佈專家的抗疫綱要的時候，嘴巴說應當戴口罩，居然連著6次說他自己是不會戴口罩的。

經濟學家稱這次疫情對經濟的影響爲經濟休克：生產和消費同時停頓。對24小時運轉的現代社會，供需同時切斷，其打擊之巨大是無可比擬的。以美國爲例，3，600萬人已經申請失業救濟；第一季度GDP下滑4.8%，可是這衹是不到一個月的居家隔離的後果。高盛估計，第二季度GDP可能下滑40%。美聯儲和財政部雙管齊下的救市已經出臺了大約6萬億，而衆議院又提出了另一項3萬億巨額的援助議案等待通過。

爲了不讓經濟徹底崩潰，越來越多的國家在沒有控制住疫情的情況下就要復工了！這就開啓了一個新的未來。東亞大體上可以不受疫情干擾地復工，而歐美與拉美等地區的復工可能會繼續引爆疫情，很可能使經濟陷入走走停停的尷尬局面，而抗疫者與復工者之間的衝突可能長期造成社會不安。

有疫苗，沒有疫苗，都要上！

               就在傅奇在參院發出警告的當天，特朗普在白宮草地上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中宣佈：他相信，“疫苗會在年底問世”。專家普遍認爲，疫苗的發展至少需要12到18個月，所以記者對他的樂觀説法提出質疑。他發橫了，他説，“有疫苗，沒有疫苗，我們都要上！”

               特朗普可能非常清楚，新冠肺炎這隻黑天鵝的橫空飛來，以及經濟與股市因此受到的沉重打擊，使他的連任夢陷入危機。在疾控專家的一再警告之下，他堅持復工。5月底，美國幾乎所有50州都開始某種程度上的復工。復工之後，如果第二波疫災在秋天大規模出現，那麽他的連任夢就會炸得粉碎。可是，如果疫苗果真在年底之前試驗成功和大量生產，那麽，不但他本人將深受其惠，并且，擴大而言，在當前的大國博弈中，中國與亞洲的東風也就未必能壓倒西風。到底新冠肺炎這個大傳染病是否會改變世界的格局，關鍵，非常詭異地，可能要取決於疫苗出現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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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從1月23日武漢封城為標誌性爆發節點，以3月30日大部分各省援助湖北醫療隊撤回本省，武漢宣佈4月8解封為標誌性節點的話，中國大陸瘟疫基本解除，歷時70餘天。後續是恢復社會活力和生產，還有因疫情衍生出的次災害 — 人的心靈創傷。
 
這次疫情與17年前非典的社會環境有很大不同。2003年時沒有高鐵，沒有高速互聯網，沒有移動社交媒體，沒有4G多媒體手機，而且本次疫情爆發的時間點在春節前，一年中人員最大流動的時間節點。這是本次疫情的環境背景。
 
雖然疫情爆發前，在武漢醫生群體有各種關於疾病的傳言，卻誰也不能確認此病毒的性質，或者有權威性的認知，讓決策層做出決斷，包括對以李文亮等醫護群體的訓誡談話，都是基於當時對病毒的認知不足，從「不造成社會恐慌」、從「維護社會穩定」出發的措施。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有行政體制的弊病，與官本位制度所造成的資訊不暢。有國家衛健委專家組在與武漢醫護交流是否充分等問題。
 
另外還有就是對於新發「未知」傳染病的既定處置機制問題，都是需要在本次疫情後，進行制度性建設的問題。比如，這次湖北潛江當地主官根據資訊自我判斷，號召本地居民不聚集不串門，就取得很好的效果，也說明當地主官行政水準是疫情預防的第一道防線。
 
在這裡也要說下歐美世界，從1月20號鐘南山肯定人傳人，中國中央政府決定23號武漢封城乃至封省開始，到3月20號美國新冠疫情爆發，美國政府做了什麼？除了坐看中國的笑話，指責中國「封城」沒人權外，什麼都沒做吧，什麼都比別人都懂的特朗普，除了將病毒名稱改為「中國病毒」外，做了任何防治疫情在美國爆發的物資與人員的準備嗎？甩鍋與煽動種族仇恨倒是一流。還有中國疫情期間向世界高調宣傳援助中國抗疫的一億美元呢？樓梯的腳步聲一直響著，未見人下來！
 
對內，1月20號前期湖北當局不可否認有不瞭解而輕視與瞞報的行為。對外，對世界中國是沒有任何隱瞞與虧欠，從1月3日中國衛健委向WHO通報發現新病毒開始，到1月下旬分離出病毒毒株後向世界分享，中國政府一直是同步向世界發佈，有些資訊甚至早於國內通報。那些美國政客總是改不了對中國的歧視與胡說八道，也是現實版的「傲慢與偏見」與隔岸觀火。正是這「傲慢與偏見」的歐美政客耽誤了其本國防疫整整2個多月的時間，笑話看到最後發現可笑的卻是自己，是多麼悲哀的一件事！
 
再回到說舉國抗疫。先是武漢，湖北，湖南等三地率先宣佈一級防控，接著各省也根據各自的情況進入一級或者二級防控，從結果看，有效地切斷了病毒傳播的鏈路防控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從距離湖北最近且人員往來密切的湖南省來說，整個一級防控期間只有1018例確診病例，僅僅死亡4人，其餘全部治癒。說明新冠並不可怕，是可防可控，前提是全民都能自覺防疫和有充分的醫療資源。從治療方式來看，輕症中症，中醫治療是有效的，重症中西醫結合治療也是有效的。這也是湖南能取得學霸級抗疫成績的根本原因。
 
崇尚集體主義，舉國體制的中國，的確在災難面前，能不惜一切代價撲滅病毒的優勢，儘管也有地方遇事等待指示，遇事推諉的弊端，但能在二個月內就控制並基本消滅境內傳染源，最大的依仗是有堅韌、隱忍，顧全大局又敢於奉獻、敢於犧牲的中國人民，能在疫情期間相信政府，不添亂，還有各街道、村鎮的基層工作人員、志願者維持著社會毛細血管的暢通是抗疫勝利的基本保障。這份作業是抄不來的，國情不同，就像中國抄不來日本的作業！想來這或許是儒家文化圈的文化優勢吧，與歐美精緻的利己主義者，衍生出了極度自由與人權文化有本質區別。
 
從1月23日開始到3月31日整整2個多月，人們都開始居家生活，購買生活物資、瞭解信息、與親朋好友交流嚴重依靠網路。從恐慌，到不適應居家生活，到處之泰然，朋友圈裡各種居家鍛煉、曬廚藝的越來越多，好像都適應了疫情生活。也在盼望疫情解除後的生活，偶有友人曬出出門曬太陽的相片都羡慕不已。
 
相信政府能處理好疫情問題，可以說是全民共識。現階段還是二級防疫，街頭的人流與車流漸漸的與往日沒多大區別，與往日不同的是街頭人與人的距離都有2米了，巴士地鐵都是隔的很遠。完全恢復到正常生活尚待時日，快捷的高鐵與地鐵在提供方便的同時，也能快速的傳播病毒。高速4G多媒體互聯資訊爆炸能帶來真相同時也能帶來謠言，更何況還有那些喚不醒的鴕鳥。
 
現實世界與真相畢竟是每個人內心的表現，是唯物的也是違心的，常識需要與良知作伴！
 
祖宗庇佑華夏子孫！上帝保佑美國！

作者，王文軍，1968生於重慶，1989年北京航空學院三分校肄業。2007年參與保釣活動。世界華人保釣聯盟創會會員。
 
 
 

“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當衹有一個聲音”

            看到國内爲防治武漢新冠肺炎疫災所做的努力：全國上萬的醫務精英向武漢集結，不分晝夜，幾乎不顧自己安危地照顧病人；十天的超人速度建造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和迅速改造十數所方艙病房；企業，個人以及慈善機構迅速捐獻巨額現金和實物；16個省對口湖北的16個受災城市，爲它們提供援助…。這一切都表現出中國共產黨特有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以及中華民族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巨大潛力。因此，我們在海外的華人，如果沒有能力提供實質支援，應當不說風涼話，幸災樂禍，惡意攻擊行政當局處理疫情的方法，甚至上綱上綫，從意識形態的高度，談到或鼓動推翻政府。

            不幸的是，歷年來反中的網站，視頻，這次撿到了槍，或者説，撿到到了自六四以來威力最大的槍，對大陸的政體和習近平個人進行了肆意攻擊。這使得我在此想說幾句公道話時都感到猶疑不決。不過，我覺得實事求是，有些應當說的話還是要說的。因爲，無可否認，這次疫災的爆發相當沉重地打擊了中國的國際聲望，包括習近平的個人聲望。這雖然與疫災本身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它的焦點卻不在災情本身，而是在去年12月中新型肺炎病毒發生起，到1月23號武漢封城之間所發生的事。

            美國的幾個大報，我相信世界各國的報紙也是一樣，都把不幸去世的李文亮醫生作爲這次疫災的標杆人物。這位正值34歲壯年的眼科醫生，一位熱愛生活并且擁有一個溫馨小家庭，從各方面的信息看來，也是一位負責任，有奉獻心的醫生。他於12月30號發微信警告他的醫生同學，說他在他治療的一名病人身上發現一個類似SARS 的病毒。接下來，令人驚詫的是，他和另外7位醫生於1月3日受到警察的警告：不得傳播謠言，并且要他們在一份類似悔過書的訓誡書上簽字。

            歷來，常言道，謠言止於智者，而不是止於警察。表面看來，這很可笑：醫生發現病毒，警察卻警告他們不要造謠！難道警察比醫生更懂得什麽是病毒？豈不荒謬！以至於《紐約時報》的一位專欄作家說，中國擁有二十一世紀的科學，卻擁有十九世紀的政治制度。不過，我們注意到，從李文亮就病毒發出警告，到他被迫簽字，中間過了好幾天，所以警察同志可能請示過有關單位，是否真的有病毒發生。如果警察請示了疫情檢測的負責單位，而負責單位跟他們說，這是謠言，那麽，這個疫情監測單位就有隱瞞疫情之嫌。據報，自從SARS（非典）之後，中國建立了直接通報的制度，所以全國的疫情監測單位也很快接到了報告。毫無疑問，或者是地方一級，或者是中央一級，有些負責人員失職，沒有警覺其嚴重性，還說什麽沒有人傳人的情況發生等等。後果是，把處理疫情的時間耽誤了關鍵性的兩到三周。

            其實，李文亮并不是媒體所説的第一位“吹哨人”。根據新聞報導，一位名叫張繼先的醫生已經於12月26號就上報給武漢疾控中心，而武漢疾控中心也已經上報中央，并且國家專家組已經於12月31號來到了武漢，并且在1月1日就把華南海產市場給關了。果如此，那麽爲什麽李文亮等8人還要在其後的1月3號被迫簽造謠悔過書呢？

           顯然，機構與機構之間缺乏交流。如果各位近年曾經到中國旅游的話，你就會發現，有關各地氣溫，晴雨，交通，住宿酒店，班機等等的資訊，可以說是手到拿來，衹要打開手機一查便知。其他關係到民生的，如大風雪，地震等的預報等信息，也都可以及時取得。也就是説，在許多方面，中國的確在利用二十一世紀的科學來爲人民服務。所以，爲什麽病毒的出現不能像世界其他絕大多數國家那樣，當作影響民生的基本資訊，一旦發生立馬上電視，進入傳媒？這種事需要隱瞞嗎?爲什麽在流行性病毒這樣重要的問題上，中國仍然是處於“十九世紀”？這才是我們必須回答的問題。

           西方媒體給的答案是，因爲中國沒有言論自由。這是上綱上綫，把問題提升到意識形態的高度。這也導致西方媒體大力傳播李文亮的名言：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會衹有一個聲音。這句話説的當然很有道理，因爲近年來中國對言論的管制越來越嚴。可是，疫情的資訊，就像天氣預報一樣，完全可以及時提供給整個社會，而不牽涉到言論自由的大問題。尤其是，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曾經在記者招待會上說，疫情的消息在1月初就通知了美國的疫情檢測中心。也就是説，它不是什麽極機密的信息。既然可以向外國的對口單位提供，那就應當能夠更早向本國老百姓提供。顯然，中國的疫情中心有權向國際機構和外國對口機構提供疫情的信息，可是卻沒有權力向本國老百姓提供同樣的信息。這是一個非常扭曲的現象。這的確是制度問題。擴大疫情信息的透明度，和及時采取行動，應當是常識，而不是什麽關於政體與制度的大問題。中國共產黨必須檢討的問題是：有了SARS的教訓之後，傳染病的信息及行動爲什麽這麽慢？

            我們還記得，當汶川地震發生後，救災部隊第一時間就向受災地點集結，溫家寶也於第一時間從北京趕去，完全沒有像武漢疫災那樣耽擱。一般估計，武漢疫情的防控行動至少耽擱了兩個星期。對疫情的擴散而言，兩個星期可能導致好幾倍人的死亡和好幾十倍人的感染，對經濟的打擊也增加了許多倍。汶川地震和武漢疫災都是黑天鵝事件，而北京當局在應付不同的黑天鵝事件在速度上有很大的差距。儘管一旦采取行動之後，中國舉全國之力，動員人員和物資以及協調配合的能力，絕對是舉世無雙，其後，及時的資訊也絕不是十九世紀。關鍵就在於：發生了兩周的耽擱。

              由於那耽擱的兩周，無論在國内或者國外，焦點都聚集到習近平的身上，特別是他在這段時間“神隱”了6天。有人猜測他失勢了；有人猜測他生病了。毫無疑問，許多人把耽擱的責任放在他身上。也可以說，反習勢力撿到槍了。到底他是否應當爲此疫災負責，或者負多大的責任，我們局外人很難判斷。不過，許多媒體都渲染黨校刊物《求是》在2月16號刊登的長文，即習在2月3號黨中央常委會上的發言，其中他談到疫災時非常特別地用了好幾個“我”字，說他其實在1月7日就對疫情的處理作出了指示，等等。許多人指出，那是他在替自己辯解。他覺得需要辯解，就是認識到壓力和抱怨的存在。其實，他不應當負責，也不該由他作出指示。這件事應當由衛生，保健和疾控等機構協調負責。這樣的權力不應當放在他身上。反過來說，他應當主動拒絕接受這樣的權力，就像警察不應該有指控專業人員發表專業知識爲造謠的權力。

               縱觀整個事件，或許我們可以提出幾點觀察：第一，在處理這次疫災方面，不論誰應負責，的確耽誤了關鍵時刻，以至於災情擴大；儘管事後的行動可圈可點；第二，關於流行病毒的發生，就像天氣預報等關係民生的信息，應當第一時間讓全民知道，而不是秘而不宣，更不應該通知了外國卻沒有通知本國的老百姓；第三，在國家能夠總動員，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同時，也必須能夠讓一個健康的社會中有不同的聲音存在。要知道，小平同志在1978年推動改革開放的大事業的時候，他的口號就是開放，就是放權。衹有繼續朝這個方向努力，中國才能有新的突破。這應當是這次疫災給我們的啓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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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三水

编者按：在SARS惨痛教训后，中国加大了对传染病防控体系的建设，将重大传染病防治专项作为“十一五”以来的16个重大专项之一，並成为中國的骄傲。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事情糟糕到如此地步？ 大陸资深媒体人韦三水在2月15日发表 万字长文深度解密：高福之过、疾控之惑与公共卫生未来之变，做出了精彩的分析. 

韦三水 基因谷 (Feb. 1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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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如不出意外，继湖北两位高级官员被卸职之后，今日或更短的时间里，将陆续有“问责靴子”落地，而首当其冲的将是风暴之中的中国疾控中心以及卫生医疗领域里的官员。现特意发布万字长文：高福之过与疾控之惑，以飨读者。头条号首发。

高福之过

高福——中国疾控中心主任——一定很后悔自己在去年通过媒体向外界公开信誓旦旦的一句话。他太自信了。
2019年3月4日这一天，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来自医卫界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接受金羊网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我国传染病防控工作进展顺利，国家传染病监控网路运行平稳，中国不会再出现当年的“SARS类似事件”。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仅仅9个月之后，他的这句话就被啪啪打脸了——高福拍胸脯般的承诺就像底裤被扒光了一样可笑又残酷——新冠病毒疫情来势汹汹，比2003年SARS还要严重。

高福，并没有给他自己和国人带来“福”气。这位国家疾控中心的高主任，的确是没有想到有一天被全国上下置于风口浪尖之上。同时身兼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的他，因为本科学的是兽医专业而被嘲讽——一个兽医居然领导了一个国家的疾控。

人们的“口诛笔伐”并非没有来由，一切都缘起这位主任被认为一心为一己私利忙着在国际杂志上发表论文，但对疫情预警和防控而不顾，以至于酿成如此滔天大祸。

被诟病的高主任此前作为共同作者在“新英格兰通讯”上发表了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论文。这篇论文预计：“通过分析12月10日至1月4日期间发病病例的数据来估算疫情的增长速度，因为我们预计在12月13日武汉疫情正式宣布之后，发现的感染比例将很快增加”。人们据此认为：高主任明知疫情却贻误时机，从而铸成大错。

所以，高主任是忘记了本份——波克拉底誓言：“……我愿在我的判断力所及的范围内，尽我的能力，遵守为病人谋利益的道德原则，并杜绝一切堕落及害人的行为。……”“我遵守以上誓言，目的在于让医神阿波罗、埃斯克雷彼斯及天地诸神赐给我生命与医术上的无上光荣；一旦我违背了自己的誓言，请求天地诸神给我最严厉的惩罚！”

但有为高主任鸣不平者认为：这样一大堆光环头衔的科学家，怎能为了几篇论文而谋一己功利从而弃民众利益于不顾呢？把疫情责任归于科学家之身，既蠢又坏。

是的，高主任荣誉等身：

在2003年非典疫情结束的第二年，高主任就成功入选了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并进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工作，担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长；2005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2008年出任中国科学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主任；2010年担任英国牛津大学客座教授；201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14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15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大学存济医学院院长；2017年担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2018年被任命为第八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 。2019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2019年11月16日，当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

面对凶猛的民意，高主任接受了第一财经的独家专访，时间是1月31日。“这是一篇回顾性分析！12月中旬还不知道是什么病，病原不清，都是调查四百多例流行病学的推论！Onset的日子都是推测，这个大家没有看明白！把流行病学调查和临床诊断混在一起。”他对第一财经表示，回顾性调查的工作正是CDC的职责之一，找到元凶，回顾性调查，指导未来防控。“我们的防控一直没有停，一个月来大家都没有觉睡。”

高主任的“意思”是：这真不是“我的错”。

有“好事者”逐一翻出了传染病发现、上报以及防控的相关法律法规和程序文件，得出一个结论：国家疾控中心自己没有疫情信息发布权！必须要及时上报国家卫建委并决策。

于是，国家卫建委被等待“说明”。这个时候，“爱国者”胡锡进见缝插针，开始“步步紧逼”：质问疾控中心和卫建委。

不知“睡不好觉”的高主任，内心深处作何感想。本科专业是兽医的他实际上并没有从事任何有关兽医的工作。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病原微生物跨种间传播机制与分子免疫学，主要从事T细胞识别、流感病毒等囊膜病毒侵入的分子机制、禽流感等动物源性病原跨种间传播的机制研究等。但就是这样的一位科学家，却在2020这一年，将自己置身于漩涡之中。夜不能寐的他，是否想到非典时期的“同行”、他的前任李立明——2003年这一年北京、安徽非典疫情发生，被确认为重大责任事故。当时的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李立明等人因对非典病毒管理不善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引咎辞职。中国疾控中心共五人因非典实验室感染受到处理。

科学家的“良知”在于：说真话，办实事，坚持本份，据理力争。这才是民众之福。不知高福主任是否做到了？！

专家之责

在2019年那一年，高福主任为何可以信誓旦旦的拍着胸脯？作为科学家的他，想必并非心血来潮，一定是有缘由的；这个缘由来自于此前中国在再发传染病和新发传染病防控方面的成就，以及全球最大疫情直报系统与新发传染病防控体系的建构。

早在2016年11月17日这一天，是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进入的第二天。这一天，有场主题为“互联网+智慧医疗”论坛正在举行。这场论坛请来了当时的国家卫计委主任做致辞嘉宾。而在致辞中，这位主任就非常自豪的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疫情信息从基层发现到国家疾控中心接报，时间从5天缩短为4小时。

主任口中所谈及的传染病防控体系，应该指的就是同样让我们自豪与傲娇的是中国新发传染病的防控体系。这个体系号称是世界一流的体系。

自2003年非典之后，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侯云德院士带领项目团队就一手构筑而成了中国新发传染病防控体系，并在2009年首次成功创造了人类干预大流感的纪录，而流感大流行的干预，此前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成功过。
据了解，侯云德领导专家组设计了2008至2020年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总体规划，重点布置病原体快速鉴定、五大症候群监测、网络实验室体系建立的任务，成功应对了近十年来我国历次重大疫情，全面提升了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能力。

而中国的这道现代传染病防控体系，全国就有554个监测点、400多家网络实验室，一旦发现病毒，很快能鉴定出来。

中国新发传染病的防控体系——曾经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确在过去切实提高了我国传染病防控能力，成功应对了近年来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

2013年，我国首先发现H7N9禽流感病毒感染人，对人的感染率比H5N1高100倍，病死率达40%。这一全新的病毒在长江三角洲出现半年左右，就被这个网络体系发现，从发现到控制不到1个月时间，至今没有传到国外。

2014年，中东呼吸道综合征（MERS）再次向全球扩散，传入韩国后严重影响韩国经济，一例被感染的韩国人经过中国香港进入惠州，被该网络体系快速发现，就地诊断隔离，对我国未造成影响。2015年以来，西非埃博拉流行，在非洲的外国人中中国人最多，但在我国并无埃博拉病毒的扩散。

十年后的2013年春，长三角地区突发不明原因呼吸道传染病，来势凶猛，病死率高，一度造成社会恐慌。5天内，项目组团队迅速发现并确认了此次突发疫情病原是一种全新的H7N9禽流感病毒，第一时间向全世界公布了该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病原发现后2天内，成功研发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快速检测试剂。

一个月内揭示活禽市场是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的源头。
……
这一年，恰是2003年SARS过去的第十个年头。

在SARS惨痛教训后，中国加大了对传染病防控体系的建设，将重大传染病防治专项作为“十一五”以来的16个重大专项之一，并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纲要》，浙江大学汇集力量建设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8年春天来临之际，由浙江大学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感染性疾病诊治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李兰娟院士领衔，联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汕头大学、香港大学、复旦大学等11家单位组成的团队，共同完成的“以防控人感染H7N9禽流感为代表的新发传染病防治体系重大创新和技术突破”项目获得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根据浙江大学求是新闻网的报道，李兰娟院士的项目组创建的四大体系两大平台，还对控制中东呼吸道综合征、寨卡等传染病的输入发挥了显著成效。而在非洲，埃博拉疫情甚至造成了一些国家的瘫痪。中国将这套防控体系带到了非洲，并在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等重大新发传染病疫情防控中取得卓越成效，显示了中国力量。塞拉利昂总统还就中国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专程来到中国，致以感谢。

中国科学家在新发传染病防控史上第一次利用自主创建的“中国模式”技术体系，成功防控了在我国本土发生的重大新发传染病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在其《人感染H7N9禽流感防控联合考察报告》中评述：“中国对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的风险评估和循证应对可作为今后类似事件应急响应的典范。”世界卫生组织评价该项目研究成果堪称“国际传染病防控典范”。

如果不是新冠病毒疫情，我们或许并不认为高福这位中国疾控中心主任在吹牛了，也不会认为中国的科学家们可能是无能的。但也正是新冠病毒疫情，让我们所有人都见识到了强大的疫情直报系统和防控体系的另一面：脆弱的一塌糊涂。

毕竟，无论是2013年H7N9禽流感还是2014年的中东呼吸道综合症，以及2015年的埃博拉病毒，中国科学家们所建立的新发传染病防控体系都发挥了居功至伟的作用。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事情糟糕到如此地步？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的一篇文章或许道出了个中实情。

深夜之问

2月2日，杨功焕这位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专家，或许是忍无可忍，在这一天的深夜，亲自撰写了一篇文章，直指二元卫生体系缺陷，呼吁反思和追责。

“有人说，现在重要的是战胜病毒，而不是反思或追责。我觉得，反思和追责，是战胜病毒的一部分。我们不知道错在哪里，又怎知如何战胜病毒？”这篇文章从起笔开始就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杨功焕在首先强调病毒溯源的重要性之后，同时也肯定了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不可否认的是，在面对传染病方面，我们国家有非常先进的一面，因为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肯定是比许多国家好得多，整体指挥和调度的能力也很强。”但其笔锋接着就立即转到了这个至关重要的疑问上，话里话外意味深长：

“但也确实有一些因素影响了疫情的发展。那就是一些人员，从官员到专业人员，在疫情开始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个传染病的危害，以及发生爆发流行会带来多大的损失，反而是更多的是考虑政治上的稳定。所以就会出现训诫医生的举动。”

什么意思？不是疫情直报系统和传染病防控体系本身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一切政治挂帅的结果。杨功焕说：其实，我们的直报系统在几个小时就能把信息上达国家机构。很多国家没有中国的直报系统，世界卫生组织就是依靠追踪当地的媒体报道、学术杂志等手段来发现疫情。“我们有直报系统，这是我们中国的优势，遗憾的是，我们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如果尽早知道疫情，一些控制措施可以在疫情在较小规模时得到控制，然而，走到了不采取 “封城” 这样的措施就无法控制的地步。这些都是有待改进的一面。”

此次疫情为何会扩散蔓延？这位中国疾控中心前官员同样直言不讳：武汉市卫健委12月31号通报说没有人传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犯了大忌，影响到后边的防控措施了。在传染病的面前，怎么可以这样做？这必然会引发大问题。
因为，“在传染病防控的时候，即使这个病毒还没有搞清楚、还在讨论判断过程中，但是必需的防控就必须开始了。因为事实上早在2019年12月2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医生张继先报告的病例中，就存在人传人，特别是家庭聚集性的传染。”

既然这样，为什么疾控部门自己就不能直接发布疫情通报呢？对此，杨功焕也说了，中国的疾控体系不是行政部门，而是事业单位，所以没有权力来发布疫情信息。

“把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和政府的行政管理完全分开，卫生体系这样做其实是有些不合理的。如果我们要参照其他国家，其实没有中国这样二元的做法。美国疾控中心只有国家一级，在州以下它就是卫生局，所有的疾控任务都是卫生局的人在做。”杨功焕接着表示，“我们应该把疾控工作详细分解以后，某些部门合并到卫生局，这样的话卫生局就不仅仅只是一个行政管理工作，就像公安局也会有很多刑侦技术人员一样。”

但疾控部门就没有失职吗？“我觉得他们失职主要是，第一，有些专家出来说了一些不太负责任、不严谨的话。第二要问他们内部是不是跟武汉市卫生部门提了建议，当然也可能疾控中心提了建议，我们不知道而已。”杨功焕在其亲自撰写的文章里最后写道。

杨功焕说的失职的“第一条”可能暗有所指。比如，1月22日，也就是武汉封城前，在国新办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高福还言之凿凿的说，目前证据确实显示儿童、年轻人对病毒不易感。而恰恰在两天前的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已经明确公开表示“人传人”了。即使在对外宣布新冠疫情后，高先生依然乐观的说，“预计元宵节情况就能好转”。
至于此前的国家卫建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王广发就更被成为“冷笑话”了——这位专家一边说，“可防可治”“不会人传人”，一边自己又遭到了感染，简直是太雷了 。

科学家务必严谨慎言，不能一时兴起胡乱拍胸脯，否则真的是有毒。

疾控之惑

有人说，疾控体系是处在“沉珂两难”之地。也有人说，疾控体系失职之罪难逃。事情到底走向如何，我们还得拭目以待。但湖北省卫建委的书记和主任双双被免职，似乎已经传递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

不管怎样，此次疫情都会让中国的疾控体系进行重新的反思和整理。甚至是整个中国公共卫生体系。

1982年，卫生部决定建立中国预防医学中心，后于1983年改称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中国预防医学中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建立了从国家预防医学中心到省、地、县一级各部门的卫生防疫站，到乡镇卫生院和街道医院、村卫生室，以及各级各类专科防治站所组成的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将近20年后的2002年1月23日这一天，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正式更名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同时成立的还有中国卫生监督中心。这意味着中国新型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逐步形成。这个时候的中国公共卫生系统由各级医疗行政部门、医院、疾病预防与控制机构、卫生监督机构等组成。

第二年，就爆发了SARS。于是，中国的新发传染病防控体系开始随之着手建构了。而疾控体系也随之被更加的重视。
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像外界所表现了那样美好。一位疾控领域的人士在互联网论坛上这样吐槽说：

或许在常人看来，疾控中心的职能只是传染病控制，但其实其职能要宽泛的多：传染病、慢性病、寄生虫、青少年检测、水卫生、环境卫生、营养、生物检测等等很多。2003年非典结束以后，全国没有再爆发重大传染疫情，自然让大家对这么部门越来越不重视。但殊不知，非典爆发之前，已经开始准备裁撤这个部门了，实际上有些地方已经行动了，但随着非典的爆发，其在控制疫情中的重要作用，才让领导们重新审视它并重视了一段时间。但非典并不是疾控发挥作用最大的一次表现，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天花、鼠疫等等很对严重的传染病的消失，都离不开这个系统的作用。包括现在没有重大传染疫情而引起大家的轻视，也正是因为有防控系统发挥的作用。这就是这个系统的特点，当你看不见它时，其实说明它工作的很好。

“当然这个系统现在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也包括在卫生系统中不受重视，具体原因，既有目前没有重大疫情的原因，也有领导体系组成的原因，也有资金盈利的原因。”

根据相关信息和资料显示，疾控体系的人才外流与空缺以及资金问题实际上一直比较严峻。同时，有些地方已经开始了机构改革，曾让疾控体系的走向备受关注。

2018年，《健康报》在发布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长期以来，许多地方的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机构面临人员待遇、机构属性、发展前景的困惑，骨干人员流失现象愈演愈烈，有的县疾控中心已经十多年没有录用专业人员了，疾控队伍正在面临空心化的风险。

在既有问题未解的情况下出台改革方案，会不会对当前的队伍稳定性产生冲击，会不会出现工作衔接的空档？对这些可能存在的风险，有关部门应及时进行评估，出台更明确的实施方案和稳定军心的措施。

2003年SARS疫情之后，各级疾控中心为防范各类传染病特别是烈性传染病的发生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旦在省级层面以下归并入其他单位，会不会造成疾控职能的削弱，会不会破了疾控网底，一定要给予密切关注。

在卫生监督、急救中心、血站等归口卫生健康部门管理的格局下，相关行政管理职能与执法权结合较为紧密，协作较为顺畅。而改革之后分属不同单位，卫生健康政策与卫生健康执法如何有效衔接、资源投入如何避免分散或是重复建设，这些问题也需未雨绸缪。

《健康报》的这篇是针对当时辽宁省的一项重大举动而作的——辽宁省委办公厅2018年64号文件显示，辽宁省及所属地市发布的关于事业单位优化整合的方案引起各方关注。根据这些文件，在省级层面，除了继续保留省疾控中心外，省卫生计生监督局、省肿瘤研究所、省急救中心等单位将被整合，组建省卫生健康服务中心。

在地市级层面，则出现了不同的整合方案。比如，在沈阳市，疾控中心和卫生监督所等将被整合为市卫生健康服务与行政执法中心；在抚顺市，疾控中心并入市大健康产业研究院，卫生监督所并入市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这引起了疾控体系和卫生体系的“小地震”。有业内人士对此感叹说：“一觉醒来，疾控中心和卫生监督所没了！”改革必然触及既有的格局，需要时间去消化适应。

《健康报》的文章对此评论道：从辽宁省及所属地市公布的相关文件分析，此次改革涉及卫生计生、民政、安监等多个部门的直属单位，经过调整优化后，事业单位的数量明显减少、职能更加统一，破解了行政部门所属事业单位数量过多、职能重叠、管理繁琐的弊端，有利于简政放权、优化资源配置、明确单位职能、减少群众办事路径，与中央对事业单位改革的要求相一致，有助于为其他省份的改革提供经验。但另一方面，辽宁省及所属地市此番改革是对现有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大调整，涉及面广，触及利益点多，能否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相适应、与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相契合，还有待观察。

管中窥豹，辽宁省的“举动”和疾控体系的“尴尬”或许仅仅是一角而已。甚至有网友公开吐槽说：“辽宁已经合了，很搞笑的是，疾控的职业医师全部都改注册到妇保所去了？！卫生健康服务与行政执法中心，妇保所是下属单位，疾控就不是了？人家可以挂执业医，疾控就不行了？而且，挂到门诊？！就因为疾控没有自己收入业务，不赚钱，没有创收项目啊？大中心花着经费，疾控就连办公用品都快没钱买了……”

疾控之惑与疾控之殇，想必随着此次疫情的反思，会进一步得以廓清。

背后之战

同时，此次疫情也暴露出中国公共卫生的人力资源队伍建设与发展之挑战：人才不足。

据统计，全球平均每万人口拥有医师17人、护士28人。与此相比，中国卫生人口总量尤其护士总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医师数量也低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同时，与GDP和卫生服务需求发展速度相比，卫生人员年平均增长率明显滞后。

正如《中国公共卫生概述》明确指出：总体来看，中国专业公共卫生人才数量配置不足、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据相关资料显示，中国每万人口中仅有1.4名疾病预防控制人员，相当于美国的1/5；食品安全、健康教育、妇幼卫生、采供血人才缺乏；卫生应急人员主要分布在卫生行政部门、监督部门、高校和研究机构，目前十分缺乏应急管理人才和专家，大量卫生应急人力需要培训。

而且，卫生应急人才队伍分散，力量难以整合；院前救急从业人员数量严重不足，特别是短缺急救医师，大型城市与中西部地区发展差异大。

目前中国每名院前急救人员服务12.6万人口，与国际上每名从业人员服务1万人口的配置水平差距较大。

至于精神卫生领域，状况就更是一般。早在十年前，中国精神卫生专业医疗机构才拥有卫生技术人员6.4万名，医师中从事精神卫生专业的人员仅占0.9%，精神卫生人员严重短缺。

此外，采供血从业人员数量也严重不足，缺少输血技师、输血医师队伍。

相对应的则是中国居民的健康行为和素养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有数据显示，中国18岁以上居民高达近84%比例从不参加业务锻炼，近81%的家庭人口每日食盐摄入量等超过健康标准...至于各种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如传染病、环境、安全等，就更是不一而足。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经费标准似乎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和被重视。以2016年为例，这方面的费用补助人均是45元。而十年前的2009年这一项的费用补助才是15元。

一场猝不及防的病毒疫情，既考验我们国家和社会全民的积极面对与战疫行动力，也对公共卫生系统与疫情防控体系、疾控体系等提出了新的反思和值得总结的一系列命题。


未来之变

2月14日，2020年首次中央深改委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明确强调指出：“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这次会议还指出：“要研究和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

此次会议明确了有关中国卫生系统的各项要求，明确的特别清楚和细致。主要是两大方面和八大点。
其中，在预防方面，主要有以下五点：

1，要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坚决贯彻预防为主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常备不懈，将预防关口前移，避免小病酿成大疫。
2，要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优化医疗卫生资源投入结构，加强农村、社区等基层防控能力建设，织密织牢第一道防线。
3，要加强公共卫生队伍建设，健全执业人员培养、准入、使用、待遇保障、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
4，要持续加强全科医生培养、分级诊疗等制度建设，推动公共卫生服务与医疗服务高效协同、无缝衔接，健全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工作机制。
5，要强化风险意识，完善公共卫生重大风险研判、评估、决策、防控协同机制。

在救治和救助方面主要是以下三点：

1，要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健全重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建立集中统一高效的领导指挥体系，做到指令清晰、系统有序、条块畅达、执行有力，精准解决疫情第一线问题。
2，要探索建立特殊群体、特定疾病医药费豁免制度，有针对性免除医保支付目录、支付限额、用药量等限制性条款，减轻困难群众就医就诊后顾之忧。
3，要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完善应急医疗救助机制，在突发疫情等紧急情况时，确保医疗机构先救治、后收费，并完善医保异地即时结算制度。

可见，中国卫生系统与卫生服务体系，将因此而发生新的变化。这也是未来之变，值得期待。

本文作者：韦三水，资深媒体人、财经作家与品牌策划人。草根诗人、连续创业者。已出版发行多部财经著作。曾先后系统性地提出现代新国企论、未来国企分化论，所著《大国企》、《谁人不识宁高宁》等书引发热议。曾亲自策划与服务过多家著名品牌企业，并在钓鱼台国宾馆获颁中国策划类大奖以及中国国际公关协会案例大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