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國
我在《亞洲週刊》連續發表文章，批評余英時院士，很多學術界的朋友都覺得好奇：「你是研究社會心理學的教授，為什麼要寫文章批評我們的史學泰斗？」
激起我寫這一系列論文的遠因，始自於我對余院士學術路線的質疑；近因是他生前寫信給香港中文大學周保松教授的一封信，重申他的論點；香港從鴉片戰爭結束，淪為英國殖民地之後，殖民政府不給民主，但香港人「一開始就有了自由」！
沒有民主的自由，是什麼樣的「自由」呢？
我退休之後，刻意從歷史的觀點，出版一系列三本書，說明處在中西文明交會的夾縫中，華人學術界為什麼需要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其中第二本題為《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但其論述還包括二戰期間被日本佔領的汪政府淪陷區和偽滿政權。因為家父當過末代皇帝溥儀的御醫，我還特別寫了一篇〈末代皇帝的墨鏡和認同危機〉。在我看來，滿州國在日本關東軍的控制之下，連皇帝都沒有自由，余院士怎麼會認定香港淪為殖民地之後，便「開始有了自由」，真是不可思議！
「日本人的良心」
二戰之前，日本在東亞的殖民地除了台灣之外，還有韓國和琉球。二戰末期，琉球本來是獨立王國。明治政府以「琉球處分」為名，用武力強行併吞，設置沖繩縣，並推行皇民化政策，禁用琉球方言，要求琉球人改姓名，使其日本化。1945年三月底，美軍在太平洋戰場以「跳島戰術」反攻，爆發了歷時90天的「沖繩戰役」。琉球的文化遺產破壞殆盡，二十幾萬人喪失寶貴生命，其中十二萬人是琉球人。除了死於戰火的和戰敗自盡的三萬軍人之外，還有九萬多平民死於餓死、病死，甚至被戰敗的「自國軍隊」強迫自殺。
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在《沖繩札記》一書中記載：1945年美軍登陸渡嘉敷和座間味等小島時，日軍強迫島上數百名居民到軍營中集合，高呼「天皇陛下萬歲」，然後引爆手榴彈，集體自殺。座間味是美軍最早登陸之處。
琉球人親身體驗戰爭的極度殘酷，為了反抗美國「軍事支配」的沉重壓力，也為了追求和平，發揚人性，並否定一切形式的戰爭，沖繩政府在琉球南端當年美軍登陸處設置了一所「平和祈念公園」。二零一七年中秋假期，我到琉球旅遊時，刻意到該園參觀。
「平和祈念資料館」的第三展示室，企圖展現在美軍猛烈砲火及火焰噴射器攻擊下，當地居民感受到的「死的徬徨」。其中有一家人的塑像，畏縮地躲在山洞裡，母親用手掩住孩子的嘴巴，生怕他哭出聲來；旁邊站著一個日本兵，手持著刺刀的長槍，擺出威嚇的姿態。
大江說：「天皇陛下萬歲」，這個具有象徵性的話語，對受到侵略及被殖民的亞洲人來說，卻是帶來死亡的侵略軍的呼喊。他深入反省並批判日本軍國主義的精神根源，因此被稱為「日本人的良心」。
「台灣之塔」
除了「平和祈念資料館」之外，公園內有一佔地六百坪的「韓國人慰靈塔」，公園東北角的「靈域區」，設有日本32府縣的「慰靈塔」，紀念來自日本各地的戰歿人員，每一座塔佔地約兩百坪。靈域區內絕大多數的紀念碑，都只寫地名，或簡略介紹「慰靈」的對象，例如「特攻之碑」，上面只寫著「第十九戰隊」。反映出琉球人反戰及追求和平的「至痛無言」。
其中最為獨特的是二零一六年六月，蔡英文上任剛滿一年才樹立的「台灣之塔」，佔地僅有二十三坪，署名「總統蔡英文」，還有一塊碑文：
為悼念二次大戰中獻身沙場的台灣戰士，我們建立「台灣之塔」，在此摩文人之丘，台灣戰士崇高志節，埋沒七十年無以彰顯，殊感哀傷。日台兩地有志之士募集善款加以援建，使世世代代、可資憑弔。當年日台戰士皆為同胞，生死與共，榮辱同擔。來自台灣英勇參戰二十多萬人中，三萬人戰歿，一萬五千人失蹤。無論時代如何變遷、族群國家如何分隔，凡犧牲一己性命守護他人之義舉、不應被後世遺忘。為了回報戰時受到台灣各方恩澤、土地由沖繩翼友會提供，期盼成為親善交流橋樑，鞏固日台的恩義連結。
祈禱台灣戰歿犧牲者靈魂都能安息！也希望來訪朋友們，體認前人深刻情誼，持續予以發揚光大！
「內地法」與「外地法」
這塊碑文的內容徹底顛覆了我的認知。它不僅扭曲了歷史事實，而且無法說明當年台籍日本兵的艱難處境。二次大戰前，日本認為其殖民地的土地為日本國的一部分，但人民則有區別。日據時代，台灣人稱「本島人」，日本人叫「內地人」；日本國內的法律稱為「內地法」，台灣朝鮮殖民地實施的為「外地法」，日本內地為依「帝國憲法的規律施行一般統治的地域」，而外地則為日本帝國憲法不涵蓋的「一般統治的例外」（所謂異法地區）；其內容係殖民地長官（台灣總督）發佈代法律之命令（律令），或由日本中央政府以天皇名義發佈之敕令把日本本土之法律（一部分或全部）施行於台灣的法律。
日本人認為當兵是日本男兒的「本望」（願望），非日本人不可當「日本兵」。二次大戰之初，台灣人並沒有資格當「日本兵」，只能當「軍屬」或「軍伕」，到中國大陸華中、華南、華北各地，協助日軍作戰。「軍伕」擔任炊事、衛生、搬運「兵站物品」等後勤工作。「軍屬」則大多為中學校畢業生，懂當地語言，擔任通譯、宣撫或調查工作；兩者都不是武裝部隊內的編制，不准攜帶武器。在日軍「軍人、軍馬、軍犬、軍屬」的嚴格序列中，「軍伕」和「軍屬」只能算是附屬日軍的最低層勞務存在；統計1940年台灣人軍伕的工資為一百圓，而日本二等兵薪資為六百圓，毫無「平等」可言。
「皇軍」或「清國奴」
周婉窈主編的《台籍日本兵座談會記錄並相關資料》收錄了一篇〈台灣人派遣海南島之始末〉，作者胡先德於1942年考入日本海軍陸戰隊，擔任通弁，被派到海南島北黎戰區黃流附近的新街分遣隊。當時日軍無法控制海南島全局。在共產黨和國民黨游擊隊出沒的地區，一個村莊通常有3個村長，分別應付三方人馬。通弁的工作是協助日軍，蒐集軍事情報、翻譯、審問戰俘、核發「良民證」。作戰時除擔任嚮導外，諸如開闢道路，構築兵舍，三餐應用，徵用人工或徵收物件，都由通弁透過村長向居民徵購，「價錢比市價便宜甚多，象徵性而已」。因此戰後，有許多通弁被當地居民打死或重傷。
有次，北黎戰區內的四更村附近，有共軍出沒。一名日本軍官帶隊前往掃蕩。因為戰術判斷錯誤，20、30名共軍全部安全脫逃，無一受傷或被俘。該帶隊軍官惱羞成怒，命令士兵逐戶搜索，將村內男女老幼集中於村中空地，架起機關槍，擺出射殺姿勢。村民見狀驚惶哭叫，日軍所派村長抱住胡先德的大腿，哀求「救命」。胡先德向軍官求情：「村民無武力，無論皇軍或共軍來，只有服從，請嚴予命令今後多與皇軍合作。」該軍官嚴詞責問他：「你是皇軍或清國奴？」最後雖未殺害村民，胡先德已感受到日本軍官不信任台籍軍屬的潛在意識。
「皇軍」或「清國奴」是絕大多數台籍日本兵必然會遭遇到的認同問題。當年幾乎所有的台籍日本兵都可能因此而面臨強烈的心理煎熬。然而，這是不是「台灣之塔」所要傳遞的訊息？
「志願兵」與「特攻隊」
1942年，太平洋戰爭逆轉，日本才開始在台灣徵「志願兵」，到南洋和海南島作戰。周婉窈主編的《台籍日本兵座談會記錄》還收錄一篇「櫻特攻隊」的訪問稿。一九四三年日本在南洋節節失利時，受訪者盧永發正在台灣北部礦區一所小學任教，配合動員協助軍醫辦理志願兵身體檢查工作。午息時，有位海軍軍官問他：「當老師的教學生忠君愛國、為國犧牲，你是不是跟今天受體檢的人一樣，也有志願從軍的勇氣？」身為獨子的盧永發只好簽上志願書，離開待養的母親，成為第三期志願兵，於一九四四年八月入營受訓六個月。
入營第一天，部隊長就說：「現在起你們的社會地位、學歷、經歷，什麼都沒有了，你們的生命價值只有一角五分錢（明信片一張），『為國戰死』，一句話便結案。」
「日本兵」入營後，原服務單位要付本俸給其家族作生活費，但盧永發是「志願兵」，所以他原來服務的小學也不必付生活費給他母親。不僅如此，「志願兵」和「日本兵」在軍中的職務也不同。
「獻身沙場」的「崇高志節」？
盧永發結業後被分發到宜蘭「櫻特攻隊基地」擔任整備兵。當時台灣四周空海已完全由美軍控制。他們是預科練習生，十七、八歲的小男生，經過飛機駕駛訓練後，一心一意準備為天皇犧牲性命，希望達成「一機對一艦」使命。
神風特攻隊員的黃泉之路是由抽籤定順序的。出發前三天，他們被招待到宜蘭市區的海軍招待所「吾妻」料亭，「日本妓女、朝鮮Ｐ、台灣查某豔裝相待，吃喝玩樂隨你便。體會一下大男人該有的全部享受，讓你死而無憾。」
「出發前一晚要舉行活喪禮。這一群小男生身穿白色襦袢（和式內衣），跪坐在神桌台上，供著水果，白陶皿杯盛滿清酒，如同供神。由神社的神主（神和尚）誦讀祭詞，驅逐惡邪及開導黃泉路後，飲盡清酒而結束喪禮。」禮成後就往寢室享受人間的最後一夜。
這時整備兵須趕回停機場準備。大約清晨四時，零式戰鬥機升空後環繞兩圈便往海上消失了。約十分鐘後，水平線上升起的微紅火光，就成為晨報的頭條新聞戰果，實現了「預科練」少年的玉碎夢，這些少年就如櫻花般凋落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軍投降時，許多日本軍人從收音機聽到天皇「御音」的投降宣告，個個痛不欲生，抱怨失去獻軀機會而放聲大哭。盧永發他們這群整備兵卻「莫名其妙，是憂？是喜？一時失去了綁身的枷鎖，卻像也失去重心的感覺。不得不佩服日本忠君愛國教育的成功。」即便是「志願兵」，他們真的是因為懷有「崇高志節」而「獻身沙場」的台灣戰士嗎？
「守護他人之義舉？」
根據日本厚生省的記載，從1937到1945年間，台灣總督府總共招募了軍屬、軍伕12萬，軍人8萬，總共20萬；其中3萬多人陣亡。在台灣志願兵中，有一些人被派到南洋去當「盟軍戰俘營監視員」。他們所受的「基本軍訓」之一，就是學習如何打耳光。到了南洋之後，他們「穿著英挺的日軍制服，背著上了刺刀的步槍，在俘虜營前站衛兵」，命令被日軍俘虜的盟軍士兵「挑砂石、挖地洞、採銅礦、建機場，在最飢餓的狀態下做苦役。」在必要時候，他們也會在日本軍官的指揮之下，凌虐戰俘。這種在武力挾迫下的行動，可以說是「犧牲一己性命，守護他人之義舉」嗎？「無論時代如何變遷，族群國家如何分隔」，「台灣之塔」希望台灣人不要遺忘的究竟是什麼？
戰後的紀錄顯示：盟軍在日軍俘虜營中總共有35萬人，每100名俘虜中有27名死亡，是盟軍在德國和義大利戰俘營中死亡率的7倍。在戰後的審判中，有173個台籍「日本兵」被起訴，其中26人列為「甲級戰犯」，被判死刑。另外7個人因為「於北婆羅洲的美里及其附近，射殺及刺殺46名俘虜」，一審被判死刑，一個月後再審，改判10年徒刑。
「生死與共，榮辱同擔」？
在《大江大海》中，龍應台提到：2009年，她循線到彰化縣和美鎮訪問7人之一的柯景星，對這位已經90多歲的老人進行訪談。他描述當時狀況：「我們十幾個人把4、50個俘虜圍起來」，「隊長杉田鶴雄就命令我們殺人。不服從命令，我們就要被殺。」「之前有教我們刺槍術，教刺槍術的教練是在天皇前面表演第一名的。」「隊長一聲令下，就統統用刺刀刺死。」
戰後審判時，這群台灣兵坐在椅子上，軍事法庭安排澳洲俘虜出庭指證，「一個耳光換5年」。柯景星當場被判死刑。他的感覺是「我真的要死了嗎？死了還沒人哭啊！」「第二天改判10年，很高興！」他被關7年半之後，因為英皇登基才被特赦，回到台灣。
胡先德的口述歷史也提到，被徵召到中國的台籍軍屬尚且被日軍視為戰爭工具，戰時當地居民投靠日軍，擔任維持會會長，或自衛隊長等，其下場比台籍軍屬更慘。北黎戰區有一重鎮，叫做黃流，設有自衛隊。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日軍將此消息祕而不宣。其後第一或第二天，胡先德看見很多戰友往海軍病院走，也隨著走到病院。發現該黃流自衛隊長被綁在鐵製病床上，正活生生被解剖，慘狀無法形容。他問戰友：「誰下的命令？」答說：「副官下的。」胡先德不忍心看下去，趕快離開。9月下旬國軍接收時，這位副官高崎上尉被國軍逮捕，送往廣州軍法審判。1949年國軍撤離廣州時，據說該副官從獄中逃脫，潛回日本，為報社寫文章。
戰爭結束後，日本軍民即於戰敗之年年底，全部平安回抵日本。他們將台籍軍屬棄於戰地，任其自生自滅，不管他們是否會被當地居民打死。胡先德因而感嘆「船過水無痕」，作為侵略者的工具，下場總是「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南進政策」的戰爭工具
日本人對原住民的研究起源甚早。昭和元年（1926年），畢業於哈佛大學的移川子之藏來到台大前身的台北帝國大學，設置「土俗人種學講座」，從事「人種學」研究。兩年後，東京帝大出身的飯詔龍遠教授及力丸慈圓副教授也連袂來台，在台北帝大創設「心理學研究講座」。當時日本非常崇拜德國在科學研究方面的成就，「心理學研究室」向德國購買了一百三十多件實驗儀器，可是卻沒有用它們作過任何學術研究。
1930年，霧社事件爆發，日軍參謀和知鷹二鑑於原住民對日本軍警作戰英勇，以寡擊眾，因此建議：若能徵召原住民替日本作戰，應能對日本有所貢獻。為了配合當時日本政府的「南進政策」，當時台北帝大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調查台灣山地原住民的智力、形狀知覺、色彩偏好、民族習性行與懲罰制度等，準備到南洋作戰。
根據某些獨派作者的說法：「高砂族本來就具有日本古代的『武士精神』，加上受過日本教育，『日本國民』的意識非常強烈」。當年台灣總督府招募「志願從軍高砂青年」，公告一出，竟在山地部落掀起「不志願非男人」的從軍熱潮。「第一批應徵者高達五千人。他們拿著祖先傳承的番刀應徵。其中不少人提出『血書』，爭先恐後，志願從軍」。
日本古代的武士精神？
1942年3月，第一批「高砂族挺身報國隊」五百人赴菲律賓參戰，五月七日擊退巴丹半島美軍而聲名大噪，後來，日軍又陸續送了七批「高砂義勇軍」到南洋作戰。「他們盡忠盡職，茂密的叢林好像是自己的家園，視、聽覺及方向感像野獸一般敏銳，狩獵所養成的神槍手更比比皆是」。日本軍官普遍認為：「高砂隊員英勇、服從、為長官效命及犧牲奉獻的精神」，連日軍也難望塵莫及。然而，在那個時候，美軍已經在太平洋戰場展開反攻，日軍在台灣上空也已經失掉制空權，許多裝載台籍「志願兵」赴南洋作戰的艦隊，還沒開出港口就已經被美機炸沉，因此，犧牲也特別慘烈。高砂隊員總數約四千人，估計有超過三千以上的人戰死。其中取名「薰空挺身隊」的傘兵部隊，乘坐飛機以機腹迫降雷伊特島的機場，試圖奪回機場，結果是全軍覆沒，無人生還。
即使「高砂義勇軍」真的是有心協助「日軍把白人帝國主義者趕出亞洲」，日本政府對他們的回報又是什麼？
「日台的恩義連結」？
台灣原住民李光輝，是陸軍一等兵。二戰結束後，仍躲藏在印尼的摩洛泰島山區，獨自生活近30年。1974年被發現後才被送回他的故鄉，台灣台東。當時日本政府發給李光輝日幣6萬8千元。但是同一時期在關島山洞被救出的二位日本兵，橫井庄一領了1000萬日幣，小野田寬郎是少尉軍官，所以領2000萬。當年的「日台戰士」，真的「皆為同袍」，「生死與共，榮辱同擔」嗎？
明治大學宮崎繁樹教授因此發動組成「台灣人元日本兵士補償問題思考會」，並組成8人的律師團，邀請台灣人鄧盛等13人當原告，向日本政府及國會要求賠償包括貯金、未給付薪俸其他等等。1982年東京地方法院的審判長牧山市治，針對這一案件的判決是：「台灣人的告訴非常值得同情，但是沒有法律上的依據。」所以不是敗訴，而是「棄卻」（駁回）。當時告訴團團長鄧盛在法庭上大發雷霆說：「這種天理難容的判決，是不是日本已沒有正義、人道？日本人是沒血沒淚的嗎？」宮崎繁樹是有良心的日本知識份子。然而，這是「台灣之碑」所要鞏固的「日台的恩義連結」嗎？
1987年9月2日，日本國會終於通過「台灣住民元日本兵、軍人、軍屬、戰死者等之慰問金法律案」，決定戰死者慰問金每人日幣200萬元。日本政府之所以堅持：他們對類似案件只能發給「補償金」或「慰問金」，而不能給予「法律的賠償」，便是因為：他們從來沒有把殖民地的人民當作「日本國民」。「台灣之碑」所要「發揚光大」的「前人深刻情誼」到底指什麼？
殖民主對於殖民地人民的歧視是法律與制度的歧度。殖民地人民只要遵守殖民主的法律，他就有了「自由」。余院士說香港淪為殖民地後「一開始就有自由」，這難道不是「二等公民」的自由麼？
「殖民地的自由」
在〈史學、史家與時代〉一文中，余院士引用十九世紀歷史學者Seeley的名言：「歷史是過去的政治，政治是今天的歷史」，認為歷史是「國王的鏡子」，「歷史知識可以造就政治家」。他沒有研究過任何殖民地的歷史就斷言：被殖民會帶給人民「自由」，這是什麼樣的「歷史知識」？能夠造就什麼樣的政治家？
當原住民主委高金素梅為「台灣之塔」的碑文抗議時，綠營立委替蔡英文辯護說：碑文的內容並不是她寫的。蔡英文本人當然不會寫這塊碑文，但她參加「台灣之塔」的落成典禮，又在「台灣之塔」這四個字下署名，這樣的行動，想譜出什麼樣的歷史？
1949-1955年之間，余英時在香港新亞書院從事研究。殖民地政府一向把大學當作統治工具，譬如日據時期採取「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政策，設立台北帝國大學，台灣人只准唸醫科和農科。殖民政府的統治工具當然有一定程度的「自由」。那是什麼樣的「自由」？
主編《台籍日本兵座談會紀錄》的周婉窈教授，和她的先生陳弱水院士都是余院士的高徒。我請教他們二位：能告訴我們這些問題的答案嗎？
- 本文轉載自亞洲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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