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
編者按：在西方思潮主導世界數百年後，西方世界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在世界秩序重組的闗鍵時刻，中華文明必將會做出重要貢獻，然而，許多華人，特別是港臺青年卻不能認識到這個機遇，而偉大的哲學家，歴史學家和教育家錢穆卻早在七十年前就對中華文明的復興充滿信心，篳路藍縷在一九四九年創辦了新亞學院。 今天節錄他創院的心路歷程對這個時代的華人是有時代意義的。 此文原刊於民國五十一年四月「新時代雜誌」。
新時代雜誌社的編者，要我自述生平。 其實我認為自己一生不論是求學或做人，都不足為訓。 換句話說，也就是沒有什麼可以提供別人參考的。 且以讀書來說吧，我是一個自修苦學出身的人；因為幼年家境清寒，父親很早去世，使我沒有機會像一般年輕人一樣，由中學而大學，從師研究，或出國深造，我常勸勉青年朋友，非萬不得已，仍然應當按部就班，完成正規的學校教育。 談到做人，我是一個不好高騖遠，不跨大步，腳踏實地的人。 主張做人必須平淡、切實；言顧行，行顧言；知到哪裡，行到哪裡；今日知到此處，今日行到此處。 在我的青年時代，正是滿清末年，當時的一般父兄師長，通常是以諸葛亮、王陽明、曾文正，這三位道德、文章、事功兼備的人物，作為勖勉子弟們師法的楷模。 我一逕遵奉諸葛武侯的「謹慎」，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曾文正的「紮硬寨，打死仗」，作為做人的格言，生平受他們三位先賢的影響最深。
我們開始創辦這所學校，自問對於教育宗旨方面，確實具有一番理想和抱負。 我們鑒於整個世界動盪不安的局勢，鑒於我們自身所承受的時代苦難，我們認為當前的大學教育，至少有兩個目標應加注意：
一、人類的文化價值。
二、個人的生活理想。
要使前來求學的青年，對於這兩專案標，都能深切感到它的重要性，而對這兩專案標懂得追求，懂得探討，懂得身體力行，懂得為此而獻身。 我們該知道，今天的中國人，正受盡折磨，歷盡辛酸，陷在奮拔無從的深淵，中年老年人，多只隨分掙扎。 青年們則如迷途的羔羊，要在迷惘的路程上摸黑前進。
即就新亞的同學們來說，有些是生活在饑餓線的邊緣上，有些是流亡的苦味永遠佔據心頭，多半是今天過了不知道明天，這樣處境的青年，若我們不能給與他們以一個正確而明朗的人生理想，那在青年們的內心，很可能泛起一些連他們自己也不自知的種種異樣心情來。 我們常認為，若非對中國自己的文化傳統有一肯定價值的認識，中國青年們終難找到他們的人生出路。 反過來說，若使這一代的中國青年們，各自找不出他們的人生出路，所謂文化傳統，將變成一個歷史名詞，會漸漸煙消雲散。
中國文化有其五千年悠久傳統，必有其極可寶貴的內在價值，我們應該促使中國青年，懂得愛護這一傳統，懂得了解這一傳統的內在價值，而能繼續加以發揚光大。 我們創辦新亞書院的宗旨是：
本校創辦，旨在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並旁采西歐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教育為宗旨，溝通世界東西文化，為人類和平、世界幸福謀前途。 本此旨趣，本院一切教育方針，務使學者切實了知，為學做人，同屬一事。 在私的方面，應知一切學問知識，全以如何對國家社會人類前途有切實之貢獻為目標。 惟有人文主義的教育，可以藥近來教育風氣專門為謀個人職業而求知識，以及博士式、學究式的為知識之狹義的目標的流弊。
本校一切課程，主在先重通識，再求專長，為學者先立一通博之基礎，然後各就其才情所近，指導以進而修習各種專門知識與專門技術之途徑與方法，務使學生真切認識自己之專門所長，在整個學術個人人生之地位與意義，以藥近來大學對教育嚴格分院分系分科，直線上進、各不相關、支離破碎之流弊。
關於教學方面，則側重訓練學生以自學之精神與方法，于課堂講授基本共同課程外，採用導師制，是學者各自認定一位至兩位導師，在生活上密切聯繫，在精神上互相契合，即以導師之全人格及其平生學問之整個體系，為學生作親切之指導，務使學者在脫離學校進入社會以後，對於所習學業，仍繼續有研求上進之興趣與習慣，以藥近來大學教育專尚課堂講授、口耳傳習、師生隔膜，以致學者專以學分與文憑為主要目標之流弊。
我們自知，我們所抱的教育宗旨是正確的，但也是很難實現的。 但若不把握這個宗旨向前邁進，則種種物質上經濟上的發展，將會失卻它的意義，在香港社會上少去這一所學校和增多這一所學校，將會沒有什麼分別。 香港是一個殖民地和商業化的都市，我們所以要求講中國人、中國民族、中國文化的前途，就是認為我們的前途寄託在國家民族的前途上。 假若國家民族沒有前途，請問我們做人的理想、事業、希望與意義價值，又將在哪裡？ 我堅定信仰中國文化有價值，它決不會使我們無價值。 同時，我還堅信我們必將重回大陸，這一信念從哪裡得來？ 乃是從我一輩子努力在要求瞭解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價值的過程中得來。 我們為了準備迎接行將來臨的光明，必須懂得「藏器待時」。 我們辦學校就是要為國家民族「藏器」，將來必有一日可以用上。 總而言之，我們新亞書院的意義和價值，即是寄託在對國家民族前途的信仰上。 因此，我們的校慶也與「雙十」國慶日是同在一天。 這就是堅信；終有一天，光明將會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中來臨，那一天才是我們的國家、學校一同期待的日子。
十三年來，我們的畢業同學，留校或應聘到香港各學校執教的，成績都很不錯。 我們歷年出版的學報，早已獲得歐美各地研究漢學的機構所重視，經常紛紛來信稱許讚揚。 有一位教哲學的美國朋友，曾在港大刊物上撰文，談到了香港的大專學校，他說這些學校中能夠走上學術研究之路的，還只有新亞書院。 我認為這都是我們全校師生過去辛勤努力的成果。 但是，今天的成就距離我們的目標尚遠，拿我們校歌裡面兩句歌詞，即可以描述我們學校創校艱難的回顧與任重道遠的前瞻，那就是：「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 」
我們的學校，從嘉林邊道，遷到農圃道來以後，為了要促使日益接近的理想與事實互相融會配合，便逐漸走向制度化，學校行政工作精密分工，分層負責，各有專司。 現在由於得到來自各方的許多好友的合作，我個人肩頭的責任，已遠比以前輕鬆，每天只須到校工作半日，較有時間讀書寫作。 自審才性，我是一個只適宜于閉門讀書，上堂教課的人。 從民國元年，我十七歲那年開始到小學教書，以及後來到北京大學、燕京大學、西南聯大等校任教，一直到現在，先後幾乎有五十年，沒有離開過教書生活。 除此之外，就是講演和寫作，在寫作方面，陸續出版了三十種書，歷年在各報紙雜誌刊登的學術論文，還沒有匯印出版的，約有一百萬字左右。 我對寫作有一種習慣，就是喜歡親筆寫繕，早年而且全用工整的小楷。
我出生于民國前十七年，歲次乙未，照中國年齡計演算法，應當是六十八歲了。 先父在十六歲的時候，以第一名秀才入學，被目為神童，可惜身體虛弱，剛到中年就患肺病去世。 當時我僅十二歲，我與長兄以及兩個弟弟，在家無一畝之地無片瓦之屋的貧困情況下，由寡母劬勞撫育成人，而且都完成了中等教育。 母親畢生辛勤，全為了培育我們兄弟。 直到七七事變後四年才去世，享壽七十六歲。 我在家庭方面，承受母教的影響最大。 我的祖父、父親、哥哥，都是在四十左右患肺病去世，而我如今已活過了六十八歲，身體精神都還算健康，這也許是和我一生規律而簡單的生活有關。 我除喜抽煙斗之外，別無其他不良嗜好。 愛好接近自然，喜歡鄉村環境，喜歡接近青年，五十年來的教學生涯，就一直沒有離開過天真活潑的青年人。
我雖然沒有好好的從過師，卻常接受先哲先賢的影響，除效法諸葛孔明一生謹慎，王陽明知行合一與曾文正的紮硬寨打死仗之外，我還喜歡《論語》裡「篤信、好學、守死、善道」這八個字，我自青年時代就常以這八個字來反省、自勉。 「守死」使我在新亞困難的時候，決不逃遁；「篤信」使我深信中國一定會有前途，使我一生從不曾放鬆這信念。 還有，我在前清光緒年間讀小學的時候，因為作文成績特優，老師獎賞一本課外讀物，我至今還記得書名是《自學篇》，由蔣百里先生從日文翻譯過來的，其中記述了四十多位歐洲自學成功的名人小傳，一篇篇刻苦勤學的奮鬥故事，使我讀了很受感動。 不過我一直仍認為，青年人只要有可能進學校從師研究，還是循著正規教育的程式以求上進為好。 除非是萬不得已，才採取自學的途徑。 因為在學校裡，不僅可以有系統地研究各門課程，還可以與良師益友從切磋琢磨中，增進內心的修養，完成偉大的人格，奠定學業和事業的鞏固基礎，那比自學究竟要好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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