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章銓
中國已經融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經濟生命體。中美已經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經貿關係，貿易戰只有互相傷害，沒有勝利者。在一般貿易中，按照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自由、自願地交易，是互利的。但发展的需要不同，引起爭執，這是第一種貿易戰。提出國家安全理由，視對方為潛在的敵人，不讓獲得科技，是第二層次的貿易戰。
一． 第一層次
今天的貿易概念基本上是互利的。任何一方利己同時會利人；損人也會損己。二戰後已經產生國際多邊協議，並有普遍參加的國際機構，去調解和判斷貿易爭端中的是非，主要是世界貿易組織 WTO。任何貿易爭議的雙方都可以申訴。通過談判，調解、第三方判決而解決。或者一方讓步，或者雙方都讓步，基本上不會鬧得太大。
中美貿易間的順差/逆差，其實遠沒有表面數字那麼大。以iPhone 為例：iPhone的最後組裝在中國，但是核心技術和各種部件都來自外國，主要是美、日、韓。美國利用中國廉價勞工（農民工更便宜）和其他國家的高端部件，在中國組裝美國貨iPhone，真正生產者是美國人，賺錢也是美國人。美國進口iPhone 並沒有真正產生貿易逆差，錢進了美国人的口袋。在全世界賣的iPhone都是美國貨，也是美國人賺。中美間的生產和貿易關係基本是這個模式。
中國賺到的部份美元，不能留在中國，必須儲存在國外保值，最可靠的是美國的債券。於是那些美元回到美國，被美國企業運用和投資，實際上就是美國的錢。如果美國切斷iPhone在中國的生產，受損失的不僅是中國的勞工和政府（政府提供“公有”的土地、資源、交通運輸、公務服務等生產因素），美國損失為他服務的中國工人，工廠之外，美國高端產業和就業也受損失，還損失美國產品所佔領的全球市場。把中國排出美國經濟帝國之外，損失更大。
據說，美國強制要求中國縮減每年對美國375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但中國實際上沒有那麼多順差：那順差是被很多國家分享的。
全球化生產與消費的格局是戰後美國人創建，把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廉價勞工、資源、和部件的生產納入美國的世界性生產體系。從全球性生產佈局發展出來的龐大生產鏈，也是按照比較優勢原則，在世界上各地生產，掌握高端科技和部件的是美國和盟國、夥伴國，如日、韓等。形成了“美國大同”的經濟、政治帝國（Pax Americana）。這個“大同”是一套有機的經濟生命體，傷到一個環節，就會傷到其他環節，包括美國自己。美國出手貿易戰，不是想拆散帝國，是想獲得更好的條件。
美國掌握設計、核心組件、知識產權，是主角，老闆，主動。中國做最後組裝，是配角，勞工，被動。貿易戰美國佔優勢，贏面大。因此特朗普勝算在握。但貿易戰受害者不止中國，站在中國一邊的國家卻多，還有美國國內受影響的企業。所以，中國站穩自由貿易的立場，能得道多助，有機會盡量結合朋友，與美國談判，避免衝突。經過曲折談判，所謂貿易戰大概是暫時小贏小輸。
法國總統馬克龍就說，相信可以通過在世貿組織的談判、建立合作解決方案，為貿易不平衡、產能過剩等問題找到正確的答案。
二． 第二個層次
美國從國家安全的角度出發，阻止或延緩中國在高科技上的發展。如禁止華為通過AT&T賣手機，禁止高通賣蕊片給中興，禁止新加坡的博通購買高通，禁止軍方購買華為的產品。國際間對這種超乎經濟意義的貿易戰， 沒有解決辦法，但美國打擊中國，也傷害自己。
以中興為例。中興產品的核心蕊片全來自美國。中興越發達，美國就越賺，越促使美國高端技術的研發與時俱進，高端工人就業越好，美國的技術和規則越能繼續控制世界。中興和其他許多中國企業一樣，納入了美國的全球經濟圈。而中興被打壓，和它有供應蕊片等部件合同的高通以及其他公司的營銷立刻受到打擊，並且中興可以控告高通違約，要求賠償。這將是天文數字。同時，中興和美國以及世界上許多國家有合同的商貿關係，一旦中興不能履約，受到傷害的公司和經濟，無法計算。
在科技貿易戰上，中國是弱者，損失較大。中國的科技產業、就業和經濟會受深度影響，但中國購買美國貨的能力下降，反過來將影響美國的出口、生產和就業。同時，中國自然會設法從別處去買，自己也不惜代價設法研發，美國高端科技產品將損失中國市場，也挫傷本國的研發動力。
據說，美國要求中國削減預定用於產業升級的總投資金額3000億美元，不讓中國產業升級，發展人工智慧、半導體、電動車與商業客機等科技產品等等。這也是做不到的。美國想阻礙中國，是否也要阻礙繼中國而起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其次，中國勢必全力進行研發，老百姓還會找空隙發展山寨版，都是美國無法阻止的。第三，美國想把中國永遠排除在發達國家之外，有可能把中國推到別的國家的懷抱中去，主要是歐盟、俄國、日本。任何一個結果都非美國所願見。美國何必化友為敵？第二層次的貿易戰，最後仍舊是談條件折衷解決。不能死戰到底。
既然科技貿易戰是以國家安全為核心考慮因素，短期貿易的損益便是次要的，重點考慮的是兩國心目中所認識的彼此是敵是友的關係。美國對友邦以色列、日本等等是分享科技的，如伊朗、中國就不能分享。中美之間到底有多少成份是友是敵？以個人論，中國人普遍對美國人有好感是眾所周知的，但是黨政政權則強調“意識形態” 和黨治，宣傳大國地位；左派更以炫耀自誇為樂，高調挑戰美國。美國民間和企業也沒有排華恐華的現象，但政界不論保守派或自由派的主流，都視中國為潛在的敵對競爭者而不是長期友人。這些不和諧不穩定的因素，是問題所在。為解決科技貿易戰，最重要的是改善中美基本關係，提升友誼、減少對立。中美友好，是世界全體的福祉，不僅貿易而已。這是雙方對全人類的義務。兩國較勁，是雙輸，並禍及世界。
三．全球化的因素
全球化的問題是：賺錢全球化，用錢則獨享。有能力的國家、企業、個人能盡量在全世界賺錢。賺得的錢則自己國家、自己企業、或個人自己獨享，沒有義務與人分享。於是造成國與國之間，一國之內的不同行業之間，個人與個人之間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引起國際間和國內種種不平和不安。例如在歐盟內，德國最能賺錢，希臘則入不敷出。可是德國沒有義務去分擔希臘的支出。在美國，稱霸全球的金融業和在全世界佈局的企業非常賺錢，而在美國全球生產鏈中失去相對優勢的國內低端產業，便失去立足能力。於是造成社會的裂痕，引起反貿易的保守風，美國至上的動聽口號贏得選舉。
全球化是新的世界經濟格局，對世界經濟發展貢獻良多，卻出現“全球賺錢有理，賺錢我自獨用” 的不平衡。西方先進國家認為發明者當然有權獨享發明的權益。法律保護其知識產權的獨享權，但規定一定的時限，以保障全社會共享科技進步的利益。在國際上，卻沒有這種分享的共識。
四．願景：促進國際友好，優化國際機制
在一國之內各省各州之間沒有貿易戰。國民接受越來越普遍的平等理念：教育平等，福利平等，科技分享。有能力納稅的人，同意納稅去實施全民福利的制度。然而這種民吾同胞的精神在國際上卻沒有。即使區域組織的成員國也覺得沒有義務把本國的財富與其他成員國分享。
法國革命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是近代以來引起無數熱血青年為國為民拋頭顱灑熱血的最崇高理想。從十八 世紀演進到二十一世紀，這個理想應該擴大到國際關係上：國與國之間應該也有 “自由、平等、博愛” 的精神，人人是朋友，不是敵人或挑戰者，並且建立國際制度和機構予以實現和保障。
任何技術都會漸漸老舊，也不可能不被人學會。保持既有的科技既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分享科技，贏得朋友才是最大地維護國家安全。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多，人口也多。不可能永遠屈居於發展中狀態。先進者不可能迫使後進者永遠不趕上。需要有新的概念，新的宏觀視角，基於人道主義，人類平等、博愛精神。建立新的公平貿易的規則，新的國際互助機制，全人類都有發展的平等權利。實現多元化的大同。
結語
十九世紀的美國也採用後進國家的保護主義，使其經濟闊步成長。二次戰後美國經濟實力超強，競爭力無與倫比，為了順利進入其他國家，主張貿易自由，國際市場開放。主導建立今天國際經濟制度和規則的就是美國，可以說國際“法治” 初具基礎。美國在其中獲利最大。然而，現在看到有的國家翻版他的成長經驗，轉而主張限制其他國家。
國家發展有先後，後來者自然地參加了先進者所設計的當前制度，但是總不免有自己的想法。這是一種“代溝”。他們贊同開放自由貿易，但想對現行制度有所修改，而西方視為挑戰、敵對而抵拒。然而，既然美國對當前制度也不滿意，想要退出再重新談判的時候，可能正是優化國際經貿制度的時機。美國經濟學最發達，對世界的了解最多，也許仍是這個變革中的領頭羊（美國已經主動派團去中國談判），但也可能是其他最了解問題或“最得人心” 的國家發揮作用，如歐盟，或中國。
中美貿易戰的陰影，令人窒息。期望兩國政府和國民，從兩國做起，共同加強來往，加深互相認識，建立深厚的友誼，化解現在的貿易戰和避免將來的貿易戰。
吳章銓，聯合國退休人員，是老保釣中最早對美國歸還冲繩而產生的釣魚台歸屬問題提出質疑的人之一。後來的保釣運動就是從他們的質疑開始的。
RSS Feed